from https://36kr.com/p/1126397095506440
保罗·格雷厄姆的前半生谈不上跌宕起伏，但也相当精彩。说他是一整代年轻科技创业者的精神导师并不为过，很多人都从他的文章里汲取了动力、营养、以及方法论。他对画画有兴趣。和很多人一样，年轻时他想先获得财务自由，再画画。1998年，他和人创办的公司 Viaweb 被雅虎收购，财务自由达成。接下来的十多年里，他一手研究编程语言 Lisp，一手创办了风投公司 Y Combinator。2014年他进入退休状态，花了大部分时间画画，却发现自己已经不想画了。
上大学之前，学校之外，我最主要的两件事就是写作和编程。我没有写过散文，我写的是当时初学者大多写的东西，可能也是现在初学者在写的东西：短篇小说。我写的故事很糟糕。它们几乎没有任何情节，只有具有强烈感情的人物，我以为这能让它们变得更深刻。
我试着写的第一个程序是在IBM 1401上写的，我们的学区用这台计算机来做当时所谓的 “数据处理”。那是在九年级的时候，所以我当时大概13、14岁。校区的这台1401正好在我们初中的地下室里，我和我的朋友Rich Draves得到了使用它的许可。那里就像一个迷你的007电影反派的巢穴，到处是看起来像外星人的机器：CPU、磁盘驱动器、打印机、读卡器，全都在明亮的荧光灯下，矗立在地板上。
我们使用的编程语言是早期版本的Fortran。你必须在打孔卡上输入程序，然后把它们堆放在读卡器上，再按一个按钮把程序载入内存并运行。结果通常是在声音很大的打印机上打印出一些东西。
我对IBM 1401感到疑惑，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它。而现在回想起来，我也没有什么可以做的。程序的唯一输入形式是存储在打孔卡上的数据，而我没有任何数据存储在打孔卡上。唯一的其他选择是做一些不依赖任何输入的事情，比如计算圆周率的近似值，但我不懂数学，无法做任何这类有趣的事情。所以我不记得我写的任何程序十分正常，因为这台机器不可能做太多事情。我最清晰的记忆是我知道程序有可能不终止的那一刻，当时我的一个程序没有终止。在一台分时操作系统的机器上，这是一个社会性以及技术性的错误，正如数据中心经理的表述所表明的那样。
有了微型计算机，一切都变了。现在，你可以拥有一台电脑，就放在你面前的办公桌上，它可以对你的按键进行反应，因为它正在运行，而不是只能通过一叠打孔卡运作，然后停止。
我朋友中第一个拥有微型计算机的人，是由他自己组装的，它是由Heathkit作为套件出售的。我清楚地记得，看着他坐在电脑前，直接在电脑上输入程序，我的印象是多么深刻，多么羡慕。
那时候的电脑很贵，我念叨了好几年，才在1980年左右说服父亲买了一台，是TRS-80。当时的旗舰是Apple II，但一台TRS-80已经足够好了。这时我才真正开始编程。我写了一些简单的游戏，一个预测我的火箭模型会飞多高的程序，还有一个我父亲用来至少写了一本书的文字处理器。内存里的空间只能容纳2页左右的文字，所以他一次写2页，然后打印出来，但这已经比打字机要好很多了。
虽然我很喜欢编程，但我并不打算在大学里学习编程。在大学里，我打算学习哲学，听起来要厉害得多。在当时我这个天真的高中生看来，哲学似乎是研究终极真理的，相比之下，其他领域研究的东西就只是领域知识了。到了大学我才发现，其他领域占据了太多的思想空间，以至于没有多少东西留给这些所谓的终极真理。留给哲学的似乎都是其他领域的人觉得可以放心忽略的边缘案例。
在我18岁的时候，我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我当时只知道，我一直在上哲学课，但它们一直很无聊，所以我决定转到人工智能。
20世纪80年代中期，人工智能风起云涌，但有两件事特别让我想研究它：海因莱因的一部小说《月亮是个苛刻的情妇》（The Moon is a Harsh Mistress），小说中有一台名为迈克的智能计算机，还有一部PBS纪录片，展示了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科学教授特里·维诺格拉德使用SHRDLU（20世纪60年代开发的自然语言处理系统）。我还没有读过《月亮是个苛刻的情妇》，所以我不知道这本书有多老，但当我读的时候，我完全书中的世界所吸引。我们拥有迈克这样的人工智能似乎只是时间问题，而当我看到维诺格拉德使用SHRDLU时，实现的时间最多也就几年，你所要做的就是教SHRDLU更多的单词。
当时康奈尔大学还没有任何人工智能方面的课程，研究生课程里也没有，所以我开始尝试自学。这意味着学习Lisp，因为在那个年代，Lisp被认为是人工智能的语言。当时常用的编程语言都很原始，程序员的想法也很原始。康奈尔大学的默认编程语言是一种类似Pascal的语言，叫PL/I，其他地方的情况也差不多。学习Lisp让我对程序的概念扩展得很快，以至于好几年后我才开始对新的极限在哪里有了感觉。这就是我所期望的大学要做的事情，不是发生在课堂上，它本来应该发生在课堂上，但这没关系。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一直在努力，我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在我的本科毕业论文中，我对SHRDLU进行了逆向工程。我的天啊，我真的很喜欢那个程序的工作。它是一段令人愉悦的代码，但使它更令人兴奋的是我的信念，现在很难想象，但在1985年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它已经在攀登人工智能的低坡。
我已经进入了康奈尔大学的一个项目，不需要选择专业。你可以选你喜欢的任何课程，选择你喜欢的任何课程放在你的学位上。我当然选择了 “人工智能”。
我申请了3所研究生院。麻省理工学院和耶鲁大学，这两所大学当时以人工智能闻名于世，还有哈佛大学，因为里奇·德雷夫斯在那里上学，所以我去了那里，也是比尔·伍兹的家乡，他发明了我在SHRDLU克隆中使用的那种解析器。最终只有哈佛录取了我，所以我就去了那里。
我不记得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或者说是否有一个具体的时刻，但在研究生院的第一年，我意识到，当时实践的人工智能是一个骗局。我指的是那种人工智能，一个被告知 “狗坐在椅子上”的程序，会把这句话翻译成某种形式化的表述，并把它添加到它所知道的事物列表中。
这些程序真正表明的是，自然语言有一个子集，是一种形式语言。但却是一个非常合适的子集。很明显，在他们能做的事情和实际理解自然语言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差距。其实，这并不是简单的教SHRDLU多说几句话的问题。那种用显式数据结构代表概念的人工智能整体方式是行不通的。它的破绽确实像经常发生的那样，产生了很多机会来写关于各种论文，但它永远不会让我们用有“迈克”那样的人工智能。
于是，我四处张望，看看能从我的计划残骸中打捞出什么，于是就有了Lisp。从经验来看，我知道Lisp之所以有趣，是因为它本身的原因，而不仅仅是因为它与人工智能的关联，尽管人工智能是当时人们关心Lisp的主要原因。所以我决定专注于Lisp。事实上，我决定写一本关于Lisp的书。想想当我开始写那本书的时候，我对Lisp hacking的了解是多么的少，这很可怕。但没有什么比写一本关于某件事情的书更能帮助你学习它了。这本《论Lisp》直到1993年才出版，但我在研究生院写了其中的很多内容。
计算机科学是一个不稳定的联盟，由理论和系统两部分组成。理论界的人证明事物，而系统界的人构建事物。我想建造东西，我很尊重理论，事实上，我偷偷地怀疑理论是更令人钦佩的部分，但建造东西似乎更令人兴奋。
但系统工作的问题是，它并不持久。你今天写的任何程序，不管多好，最多几十年就会被淘汰。人们可能会在脚注中提到你的软件，但没有人会真正使用它。而事实上，这也会显得非常无力的工作。只有对这一领域的历史有所了解的人，才会意识到，在它的时代，它曾是好的。
曾经有一些多余的施乐电脑在计算机实验室里。谁想玩一玩，就可以得到一台。我曾短暂地被诱惑过，但以现在的标准来看，它们太慢了，有什么意义呢？也没有人想要，所以他们就被淘汰了，这就是系统工作的下场。
我想要的不仅仅是建造东西，而是建造能够持久的东西。
在这种不满意的状态下，我在1988年去CMU拜访里奇·德雷夫斯，他在那里读研究生。有一天，我去参观卡内基研究所，我小时候在那里呆过很多时间。当我看着那里的一幅画时，我意识到一些看似显而易见的东西，但对我来说却是一个很大的惊喜。在那里，就在墙上，有一些你可以做的东西，并且可以持久。绘画并没有过时，一些最好的画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
更何况这是你可以谋生的事情。当然，不像写软件那么容易，但我想如果你真的很勤奋，生活也花不了多少钱，有可能赚到足够的钱来生存。而作为一个艺术家，你可以真正的独立。你不会有老板，甚至不需要获得研究经费。
我一直喜欢欣赏画作。我能画画吗？我不知道，我从未想过这是可能的。我从智力上知道人们会创造艺术，它不会自然而然地出现，但仿佛创造艺术的人是另一个物种。他们要么生活在很久以前，要么是神秘的天才，在《生活》杂志上做着奇怪的事情。真正能够创造艺术的想法，把这个动词放在那个名词之前，似乎是一种奇迹。
那年秋天，我开始在哈佛上艺术课。研究生可以在任何系里选课，我的导师汤姆·切瑟姆非常随和。如果他知道我选一些奇怪的课，他也不会说什么。
所以，现在我在读计算机科学的博士课程，却打算成为一名艺术家，也真心爱上了Lisp，在做相关的事情。换句话说，和许多研究生一样，我也在精力充沛地做着多个不是我论文的项目。
我看不出有什么办法可以摆脱这种情况。我不想从研究生院退学，但我还能怎么出去呢？我记得当我的朋友罗伯特·莫里斯因为写了1988年的网络蠕虫病毒而被康奈尔大学开除的时候，我很羡慕他找到了如此夸张的方法来摆脱研究生院。
1990年4月的一天，墙上出现了一条裂缝。我遇到了Cheatham教授，他问我是否6月毕业的时候，我的论文一个字都没写，但这一定是我一生中思维最敏捷的一点，我决定在截止日期前剩下的5个星期左右的时间里试着写一篇论文，尽可能地重用On Lisp的部分内容，我能够毫无察觉地回答：“是的，我想是的。我过几天会给你一些东西看。”
我选择了连续性的应用作为主题。回想起来，我应该写宏和嵌入式语言，那里有一个几乎没有被探索的完整世界。但我只想从研究生院毕业，我迅速写好的论文已经够了，虽然是勉强而已。
同时我也在申请艺术学校。我申请了两所。美国的RISD，和佛罗伦萨的Accademia di Belli Arti，因为它是最古老的艺术学校，我认为会很好。RISD录取了我，而Accademia一直没有回音，所以我就去了普罗维登斯。
我申请了RISD的BFA项目，这实际上意味着我必须重新上大学。这并没有听起来那么奇怪，因为我才25岁，而艺术学校里都是不同年龄的人。RISD把我算作一个转学的大二学生，说我必须在那个夏天上基础课。基础是指每个人都要上的基础课，比如素描、色彩、设计。
夏天快结束的时候，我得到了一个巨大的惊喜：一封来自Accademia的信，因为他们把信寄到了英国剑桥而不是马萨诸塞州的剑桥，所以被推迟了，邀请我参加那年秋天在佛罗伦萨的入学考试。现在离考试只有几个星期了。我的好心的房东让我把东西放在她的阁楼上。我从研究生院做的咨询工作中攒下了一些钱；如果我住得便宜的话，这些钱大概够我用一年的。现在我所要做的就是学习意大利语。
只有外国人必须参加这个入学考试。现在回想起来，这很可能是一种排斥外国人的方式，因为太多的外国人被在佛罗伦萨学习艺术的想法所吸引。那年夏天，我在RISD的基础上，画画的状态还不错，但我至今不知道自己是怎么通过笔试的。我记得我回答作文题的时候，写的是塞尚，我把智力水平尽量调高，把有限的词汇量发挥到极致。
我才25岁，就已经有了这样显眼的模式。我在这里，又一次要去某个庄严的机构学习，希望能学到某个著名的学科，但又一次要失望了。雅典学院绘画系的师生都是你能想象到的最善良的人，但他们早已达成了一种安排，即学生不要求教师教任何东西，而作为回报，教师也不要求学生学任何东西。同时，所有参与的人都会在表面上遵守19世纪工作室的惯例。我们实际上有一个小炉子，你可以在19世纪的工作室绘画中看到，和一个裸体模特坐在尽可能接近它而不被烧伤。除了我之外，几乎没有人画她。其余的学生花时间聊天，或者偶尔尝试模仿他们在美国艺术杂志上看到的东西。
我们的模特原来就住在我住的地方附近。她靠做模特和为当地一个古董商做假货为生。她会从书中复制出一幅晦涩的老画，然后他就会拿着那幅赝品去做假，让这幅画看起来很旧。
当我还是学院的学生时，我开始在晚上在卧室里画静物。这些画很小，因为房间很小，也因为我是用剩下的帆布碎片画的，这是我当时能买得起的所有东西。画静物和画人是不同的，因为主体不能动。人们每次坐的时间不能超过15分钟，而且当他们坐的时候，他们不会坐得很稳。所以传统的人物画的方法是知道如何画一个普通的人，然后你再根据你要画的具体人物进行修改。而静物画，如果你愿意，你可以从你看到的东西中逐个像素地复制。当然，你不想止步于此，否则你得到的仅仅是摄影上的精确性，而画静物之所以有趣，就是因为它已经过了一个头。你要强调那些告诉你的视觉线索，比如说，颜色在某一点突然变化的原因是它是物体的边缘。巧妙地强调这样的东西，你就可以做出比照片更真实的画作，不仅仅是在某种隐喻意义上，而是在严格的信息理论意义上。
我喜欢画静物，因为我对自己看到的东西很好奇。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并没有意识到我们看到的很多东西。大多数的视觉感知都是由低级的过程来处理的，它只是告诉你的大脑 “那是一个水滴”，而没有告诉你细节，比如最亮和最暗的点在哪里，或者 “那是一个灌木丛”，而没有告诉你每一片叶子的形状和位置。这是大脑的一个特点，而不是一个bug。在日常生活中，如果注意到每一片灌木丛上的每一片叶子，会让人心烦意乱。但是当你要画一些东西的时候，你必须更仔细地观察，当你观察的时候，就会有很多东西可以看。你可以在尝试画一些人们通常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的日子之后，仍然注意到新的东西，就像你在尝试写一篇关于人们通常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的文章的日子之后，仍然可以注意到新的东西。
这不是唯一的画法，我也不是百分百确定这是一个好的画法。但它似乎是一个足够好的赌注，值得一试。
我们的老师，乌利维教授，是个好人。他看得出我很努力，给了我一个好成绩。但学院除了意大利语，什么也没教我，我的钱也快用完了，所以第一年结束时，我就回美国了。
我想回RISD，但我现在身无分文，而且RISD的费用很高，所以我决定找一份工作，工作一年，然后在第二年秋天回到RISD。我在一家叫Interleaf的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这家公司是做创建文档的软件的。你是说像微软的Word？没错，我就是这样了解到低端软件往往会吃掉高端软件。但Interleaf还能活几年呢。
Interleaf做了一件非常大胆的事情。受Emacs的启发，他们增加了一种脚本语言，甚至把这种脚本语言变成了Lisp的一种方言。现在他们想让一个Lisp黑客用它来写东西。我在此向我的老板和同事们道歉，因为我是个糟糕的员工。他们的Lisp是巨大的C语言蛋糕上最薄的糖衣，由于我不懂C语言，也不想学，所以我从来没有理解过大部分的软件。再加上我非常不负责任。那是在编程工作意味着每天在特定的工作时间内出现的时候。这在我看来是不自然的，在这一点上，世界上其他的人也逐渐接受了我的思维方式，但在当时却引起了很多冲突。到了年底，我花了很多时间偷偷地写On Lisp，这时我已经拿到了出版合同。
好在我得到了巨额的报酬，尤其是按照艺术生的标准。在佛罗伦萨，在支付了我的房租后，我对其他一切的预算是每天7美元。现在，我每小时都能得到超过4倍的报酬，即使我只是坐在那里开会。再加上节俭的生活，我不仅成功地攒够了回RISD的钱，还还清了我的大学贷款。
我在Interleaf学到了一些有用的东西，虽然主要是关于不应该做什么的。我学到了科技公司由产品人员管理比由销售人员管理更好（虽然销售是一种真正的技能，擅长销售的人真的很厉害），当代码被太多的人编辑时，会导致bug，廉价的办公空间如果让人感到压抑，就得不偿失，有计划的会议不如走廊上的谈话，大而官僚的客户是危险的金钱来源，传统的办公时间和黑客的最佳时间，或者传统的办公室和黑客的最佳地点之间没有太多重叠。
但我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也是我在Viaweb和Y Combinator中都用过的，那就是低端吃高端：做 “入门级”的选择是好的，即使那会降低声望，因为如果你不做，别人就会做，而且会把你压在天花板上。这又意味着，声望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第二年秋天我回到RISD的时候，我被安排到为客户做项目，做自由职业者的工作，这就是我接下来几年的生存之道。后来我回来做项目的时候，有人告诉我一个叫HTML的新事物，据他描述，它是SGML的衍生品。在Interleaf，标记语言爱好者处于鄙视链下端，我没有理会他，但HTML这个东西后来成为我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1992年秋天，我搬回普罗维登斯，继续在RISD学习。基金会只是做了一些介绍性的工作，而Accademia则是一个（非常文明的）笑话。现在我想看看真正的艺术学校是什么样的。但可惜的是事与愿违。当然，它组织得更好，也更昂贵，但越来越清楚的是，艺术学校与艺术的关系并不像医学院与医学的关系那样，至少在绘画系不是。我隔壁邻居所属的纺织系，似乎很严谨。毫无疑问，插图和建筑也是如此。但绘画系的学生应该表达自己的想法，对于更世俗的学生来说，这意味着要尝试着烹制出某种独特的招牌风格。
标志性的风格在视觉上等同于演艺界所谓的 “噱头”：能立即识别出作品是你的，而不是别人的。例如，当你看到一幅看起来像某种卡通的画，你就知道这是罗伊·利希滕斯坦的作品。所以，如果你看到一幅这种类型的画作挂在一个对冲基金经理的公寓里，你就知道他花了几百万美元买的。这并不总是艺术家有标志性风格的原因，但通常是买家为这种作品支付很多钱的原因。
也有很多认真学习的学生：高中时 “会画画”的孩子，现在来到本应是全国最好的艺术学校，学习如何画得更好。他们往往对在RISD发现的东西感到困惑和沮丧，但他们仍然坚持下去，因为画画就是他们的工作。我在高中的时候并不是一个会画画的孩子，但在RISD，相较于追求特色风格的人群，我更接近“会画画”的群体。
我在RISD上的色彩课学到了很多东西，但除此之外，我基本上是在自学画画，我完全没必要交学费。所以在1993年，我退学了。我在普罗维登斯附近转了一圈，然后我的大学朋友南希·帕尔梅特帮了我一个大忙。她母亲在纽约拥有的一栋楼里有一套出租的公寓正空置。我想要吗？它并不比我现在住的地方贵多少，而且纽约应该是艺术家的聚集地。所以，是的，我想要它！
漫画《高卢英雄传》的开头是放大罗马高卢的一个小角落，结果发现它并不是由罗马人控制的。你可以在纽约市的地图上做类似的事情：如果你把上东区放大，有一个小小的角落并不富裕，至少在1993年不是。它叫约克维尔，那里是我的新家。现在我是一个纽约艺术家，严格来说，我在纽约作画，生活在纽约。
我对钱很紧张，因为我能感觉到Interleaf正在走下坡路。自由职业的Lisp工作非常少见，我也不想用另一种语言来编程，在那个年代，如果我幸运的话，这意味着C++。所以凭借我对经济机会的敏锐嗅觉，我决定再写一本关于Lisp的书。这将是一本流行的书，是那种可以作为教科书的书。我想象着自己靠版税过着节俭的生活，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绘画上。（ANSI COMMON LISP这本书封面上的画就是我在这段时间画的）。
对我来说，纽约发生的最好的事情是认识了伊黛尔和朱利安·韦伯。伊黛尔·韦伯是一位画家，早期的摄影现实主义者之一，我在哈佛上过她的绘画课。我从未见过这么受学生爱戴的老师。大批以前的学生都和她保持着联系，包括我。我搬到纽约后，我事实上成了她工作室的助手。
她喜欢在又大又方正的画布上作画，每边4到5英尺。1994年末的一天，当我在画室工作时，收音机里有一些关于一个著名基金经理的故事。他比我大不了多少，而且超级有钱。我突然想到：我为什么不成为有钱人呢？那我就可以做我想做的任何事情了。
与此同时，我听到了越来越多叫做“万维网”的这个新事物。罗伯特·莫里斯在我去剑桥拜访他的时候给我看了这个东西，他当时在哈佛大学读研究生。在我看来，网页将是一个大事情。我看到了图形用户界面对微型计算机的普及所起的作用，似乎网页也能为互联网带来同样的效果。
如果我想变富，这就是下一班车。我对这部分的判断是对的。我错的是这个想法，我决定我们应该成立一家公司，把艺术馆放到网上。在如今看了那么多Y Combinator的申请之后，我必须说，这是有史以来最糟糕的创业点子。艺术画廊不想上网，现在也不想，这不是他们的销售方式。我写了一些软件来为画廊生成网站，罗伯特写了一些软件来调整图片的大小，并建立了一个http服务器来为网页服务。然后我们尝试着去注册画廊。说这是一次困难的销售，那是轻描淡写的。这是很难销售出去的，有几个画廊让我们免费为他们做网站，但没有一个画廊付钱给我们。
然后，一些网上商店开始出现，我意识到除了订单按钮之外，它们和我们一直在为画廊做的网站是一样的。这个听起来让人印象深刻的东西叫做 “互联网商店”，我们已经知道如何建立。
所以在1995年夏天，当我把ANSI Common Lisp的影印版提交给出版商后，我们开始尝试编写建立网上商店的软件。起初，这将是一个普通的桌面软件，在那个年代，这意味着Windows软件。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事情，因为我们都不知道如何编写Windows软件，也不想学习。我们生活在Unix的世界里。但我们决定至少要尝试在Unix上写一个原型商店构建器。罗伯特写了一个购物车，我写了一个新的商店网站生成器，当然是用Lisp写的。
我们在剑桥罗伯特的公寓里工作。他的室友大部分时间都不在，这期间我睡在他的房间里。不知为什么，他的房间里没有床架，也没有床单，只有一张床垫放在地上。有一天早上，当我躺在这个床垫上的时候，我有了一个让我坐立不安的想法。如果我们在服务器上运行软件，让用户通过点击链接来控制它呢？这样我们就不用写任何东西在用户的电脑上运行了。我们可以在同一台服务器上生成网站，并为其提供服务。用户只需要一个浏览器就可以了。
这种被称为网络应用的软件现在已经很常见了，但在当时还不清楚这是否可行。为了找出答案，我们决定尝试制作一个可以通过浏览器控制的建店工具版本。几天后，也就是8月12日，我们有了一个能用的。虽然用户界面很糟糕，但它证明了你可以通过浏览器建立一个完整的商店，而不需要任何客户端软件或在服务器上的命令行中输入任何东西。
这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真的有了一些收获。我憧憬着全新一代的软件以这种方式工作。你不需要考虑版本，不需要移植，也不需要任何的废话。在Interleaf，有一个叫做 “发布工程”的小组，它的规模至少和实际编写软件的小组一样大。现在你可以直接在服务器上更新软件。
我们成立了一家新公司，叫做Viaweb，事实上我们的软件可以通过网络工作，我们从Idelle的丈夫Julian那里得到了1万美元的种子资金，他还做了最初的法律工作和给我们提供商业建议，作为回报，我们给了他10%的公司股份。10年后，这笔交易成为Y Combinator的模式。我们知道创始人需要这样的东西，因为我们自己当初也需要。
在这个阶段，我的净资产是负数，因为我在银行里的一千多美元被我欠政府的税款所抵消。(我有没有勤奋地把为Interleaf做咨询的钱按适当的比例留出来呢？不，我没有。) 所以，虽然罗伯特有他的研究生津贴，但我需要那笔种子资金来维持生活。
我们原本希望在9月份推出，但随着工作的进行，我们对软件的野心越来越大。最终，我们成功地建立了一个所见即所得的网站构建器，在某种意义上，当你创建页面时，它们看起来与稍后生成的静态页面一模一样，只是链接不是指向静态页面，而是指向存储在服务器上的哈希表中的闭包。
学过美术很有帮助，因为网店建设的主要目标是让用户看起来靠谱，关键就是高制作价值。如果你把页面布局和字体、颜色弄好，你可以让一个在卧室里开网店的人看起来比大公司的页面更漂亮。
（如果你好奇为什么我的个人网站看起来如此老式，那是因为它仍然是用这个软件制作的。今天可能看起来很笨拙，但在1996年是很时髦的。）
9月，罗伯特叛变了。“我们已经工作了一个月了。”他说，“但还是没有完成。” 现在回想起来，这很有趣，因为差不多3年后，他还会在做这个工作。但我决定谨慎地招募更多的程序员，我问罗伯特，和他一起读研究生的还有谁是真正的好手。他推荐了特雷弗·布莱克韦尔（Trevor Blackwell），这让我一开始很惊讶，因为那时候我认识Trevor主要是因为他是把生活中的一切都减少到一叠记事卡上，他随身携带这些记事卡。但罗伯特一如既往地说对了，特雷弗是一个极其高效黑客。
与罗伯特和特雷弗一起工作很有趣。他们是我认识的两个思想最独立的人，而且方式完全不同。如果你能看到罗伯特的大脑，它看起来就像一个新英格兰殖民时期的教堂，如果你能看到特雷弗的大脑，它看起来就像过度奥地利洛可可风格的建筑。
我们在1996年1月开张营业，有6家店。正好我们等了几个月，因为虽然我们担心自己晚了，但实际上我们几乎是致命地早了。当时媒体上有很多关于电子商务的言论，但真正想开网店的人并不多。
该软件有三个主要部分：编辑器，人们用来建立网站，我写的；购物车，罗伯特写的；管理员，跟踪订单和统计，特雷弗写的。在当时，这个编辑器是最好的通用建站工具之一。我保持了代码的严密性，除了罗伯特和特雷弗的软件外，不需要与任何其他软件集成，所以工作起来相当有趣。如果我只需要在这个软件上工作，接下来的3年将是我一生中最轻松的时光。不幸的是，我不得不做更多的事情，都是我比编程更差的东西，接下来的3年反而是压力最大的3年。
90年代后半期，有很多创业公司在做电子商务软件。我们决心做微软的Word一样的软件，而不是Interleaf。这意味着要简单易用，价格便宜。我们很幸运，我们很穷，因为这导致我们把Viaweb做得比我们意识到的还要便宜。我们对小客户每月收取100美元，对大客户每月收取300美元。这个低价是一个很大的吸引力，也是竞争对手的眼中钉，但我们把价格定得很低，并不是因为有什么聪明的见解。我们根本不知道企业花多少钱买东西，一个月300美元对我们来说似乎是个大数目。
我们这样一不小心就做对了很多事情。比如，我们做了现在所谓的 “做一些没有规模的事情”，虽然当时我们会把它形容为 “太蹩脚了，以至于我们被逼到用最绝望的措施来获取用户”。其中最常见的就是帮他们建店。这似乎特别丢人，因为我们软件的全部存在理由就是人们可以用它来制作自己的商店。但为了获得用户，我们什么都可以做。
我们对零售业的了解比我们想知道的要多得多。例如，如果你只能得到一件男士衬衫的小图像（按照现在的标准，当时所有的图像都很小），那这张图片最好是领子的特写，而不是整件衬衫的照片。我记得我之所以知道这一点，是因为这意味着我必须重新扫描大约30张男士衬衫的图像。
虽然感觉这样做是错误的，但这恰恰是正确的事情。为用户建店让我们了解了零售业，也了解了用我们的软件的感受。起初我对 “商业”既神秘又排斥，认为我们需要一个 “业务员”来负责，但当我们开始有了用户之后，我就被改变了，就像我有了孩子之后就被改变了父亲的身份一样。用户想要什么，我都是他们的。也许有一天，我们的用户多到我无法为他们扫描图片，但与此同时，没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还有一点我当时没有明白，就是增长率是对一个创业公司的终极考验。我们的增长速度还不错。1996年底我们有70家左右的客户，1997年底有500家左右。我误以为最重要的是用户的绝对数量。而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从某种意义上说，那就是你赚了多少钱，如果你赚的钱不够多，你可能会倒闭。但从长远来看，增长率会解决一切问题。如果是一家创业公司，我在Y Combinator为其提供建议，我会说。别这么紧张，因为你做得很好。你每年增长7倍。只要别再雇太多人，你很快就会盈利，然后你就能掌握自己的命运。
唉，我又雇了很多人，部分原因是我们的投资人希望我这么做，部分原因是互联网泡沫时期的创业公司都是这么做的。一家公司如果只有少数员工，会显得很业余。所以我们没有达到收支平衡，直到1998年夏天雅虎收购我们的时候都没有。这又意味着我们在公司的整个生命周期中都要听从投资人的摆布。由于我们和我们的投资人都是初创公司的新手，结果即使以初创公司的标准来看也是一团糟。
雅虎买下我们的时候，我们感到非常欣慰。原则上，我们的Viaweb股票是有价值的。它是一家盈利并迅速增长的企业的股份。但对我来说，并不觉得很有价值；我不知道如何评估一家企业的价值，但我太清楚我们似乎每隔几个月就会有濒临死亡的经历。自从我们开始创业以来，我也没有显著改变我的研究生的生活方式。所以当雅虎收购我们的时候，感觉就像从破烂到富贵。因为我们要去加州，我买了一辆车，一辆黄色的1998年大众GTI。我记得当时我觉得，单单是它的真皮座椅，就是当时拥有的最豪华的东西。
第二年，从1998年夏天到1999年夏天，一定是我一生中最没有成果的一年。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我已经被经营Viaweb的努力和压力弄得筋疲力尽。到加州后的一段时间里，我试图继续我惯常的编程到凌晨3点，但疲劳加上雅虎的文化和圣克拉拉氛围逐渐把我拖垮。几个月后，感觉就像在Interleaf工作一样，令人不安。
雅虎收购我们的时候给了我们很多期权。当时我认为雅虎的价值被高估了，他们永远不会值钱，但令我惊讶的是，股票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涨了5倍。我一直坚持到第一批期权可以行权，然后在1999年夏天我离开了。我已经很久没有画画了，以至于我都快忘了自己为什么要画画。4年来，我的脑子里完全是软件和男式衬衫。但我这样做是为了赚很多钱，这样我就可以画画了，我提醒自己，现在我有钱了，所以我应该去画画。
当我说要离职的时候，我当时雅虎的老板跟我谈了很久，谈了我的计划。我把我想画什么样的画都告诉了他。当时我很感动，他对我这么感兴趣。现在我才知道那是因为他认为我在撒谎。那时候我的期权每月价值200万左右。如果我把这么多钱放在桌子上，那只能是去创办一些新的创业公司，如果我去了，可能会带着一批人一起去。这是互联网泡沫的高峰期，而雅虎是泡沫的起源点。我的老板当时是个亿万富翁，当时离职创办一家新的创业公司，在他看来一定是一个疯狂的，却也是雄心勃勃的计划。
但我真的是辞职去画画，我马上开始了。没有时间可以浪费，我已经花了4年时间去发财了。现在当我和那些卖掉公司后要离开的创始人聊天时，我的建议总是一样的：去度个假。我本该这么做的，去某个地方，一两个月什么都不做，但当时我从未有过这个想法。
所以我试着去画画，但我似乎没有任何精力或野心。部分问题是，我在加州认识的人不多。我在圣克鲁斯山买了一栋房子，风景很美，但离任何地方都很远，这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我又坚持了几个月，然后在绝望中我又回到了纽约，在那里，除非你了解租金管制，否则你会惊讶地听到我保有我之前的公寓，像我以前生活的坟墓一样被封起来。伊黛尔还在纽约，还有其他人想在那里画画，尽管我一个都不认识。
当我回到纽约时，我又恢复了以前的生活，唯一的不同是现在我很有钱。这听起来很奇怪，我恢复了我所有的旧模式。现在，当我走累了，我只要举起手，（除非下雨）就会有出租车停下来接我。现在，当我走过迷人的小餐馆时，我可以进去点餐。这让我兴奋了好一阵子。绘画开始好转，我尝试了一种新的静物画，我用老方法画一幅画，然后拍下它，把它印在画布上，然后用它作为第二幅静物画的底色，用同样的物体（希望它们还没有腐烂）来画。
同时我也在找房子买。现在我可以真正选择住在什么社区了。我问自己和各家房产中介，纽约类似剑桥的地方在哪里？我渐渐意识到纽约没有这样的地方。
大约在这个时候，也就是2000年春天，我有了一个想法。从我们在Viaweb的经验来看，很明显，网络应用是未来的趋势。为什么不建立一个网络应用程序来制作网络应用程序呢？为什么不让人们通过浏览器在我们的服务器上编辑代码，然后为他们提供应用程序的主机呢？你可以在服务器上运行各种服务，这些应用只要调用API就可以使用：拨打和接听电话、处理图片、接受信用卡支付等等。
我对这个想法感到非常兴奋，以至于我无法思考其他的事情。似乎很明显，这就是未来。我并不是特别想再开一家公司，但很明显，这个想法必须用一个公司来体现，所以我决定搬到剑桥去开公司。我希望能吸引罗伯特和我一起工作，但在那里我遇到了一个障碍。罗伯特现在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后，虽然上次我引诱他为我的一个计划工作时，他赚了不少钱，但也耗费了大量时间。所以，虽然他也认为这听起来是个可行的想法，但他坚决拒绝参与其中。
好吧，那我就自己来吧。我招募了曾在Viaweb工作过的丹·格里芬，还有两个想做暑期工的本科生，我们开始工作。定义应用程序的语言当然会是Lisp的一种方言。
那时Viaweb这种公司已经有了一个名字，叫 “应用服务提供商”，或者叫ASP。这个名字并没有持续多久就被 “软件即服务”（SaaS）所取代，但它的时效性足够长，所以我用它来命名这个新公司：它要叫Aspra。
我开始负责应用构建器，丹负责网络基础设施，两个本科生负责前两项服务（图像和电话）。但是夏天过半的时候，我意识到我真的不想经营一家公司，尤其是一家大公司，看起来这将是一个大公司。我创办Viaweb只是因为我需要钱。现在我已经不需要钱了，我为什么要做这个？如果这个愿景必须以公司的形式来实现，那就去掉这个愿景。我会建立一个子集，可以作为一个开源项目来做。
令我惊讶的是，我花在这些东西上的时间毕竟没有浪费。在我们创办Y Combinator之后，我经常会遇到一些创业公司在研究这种新架构的部分内容，花了这么多时间去思考，甚至尝试着写一些东西，非常有用。
我将作为一个开源项目构建的子集是新Lisp，现在我甚至不用隐藏其括号。很多Lisp黑客都梦想着构建一个新的Lisp，部分原因是Lisp语言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它有方言，部分原因是，我想，我们心目中的Lisp有一种柏拉图式的形式，而所有现有的方言都达不到这种形式。我当然也是如此。所以在夏天结束的时候，我和丹转而在剑桥买的房子里研究这种新的Lisp方言，我把它叫做Arc。
哇，我想，有观众了。如果我写点东西，放在网上，谁都可以看。这在现在看来可能是显而易见的，但在当时却是令人惊讶的。在印刷时代，通往读者的渠道很窄，由编辑这种凶猛的怪物把守。你写的任何东西要想获得读者，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它出版成书，或者在报纸或杂志上发表。现在任何人都可以发表任何东西。
从1993年开始，这在原则上是可行的，但还没有多少人意识到这一点。在那段时间里，我一直在密切参与网络基础设施的建设，同时也是一名作家，但我花了8年时间才意识到这一点。即便如此，我也花了几年时间才明白其中的含义。这意味着将有全新一代的文章。
在印刷时代，发表文章的渠道已经消失殆尽。除了少数官方指定的思想家到纽约的正确党派中去，唯一被允许发表论文的是写自己专业的专家。有那么多论文从来没有写过，因为没有办法发表。现在它们可以了，而我要去写它们。
我曾做过好几件不同的事情，但要说到有一个转折点，我想好了要做什么，那就是我开始在网上发表文章的时候。从那时起，我就知道，不管我还做什么，我也会一直写文章。
我知道网上写作一开始会是一个边缘媒体。在社交上，它们看起来更像是疯子在他们的个人网站上发布的咆哮，而不是《纽约客》上发表的那些文雅而排版精美的文章。但到了这个时候，我已经知道了足够的道理，觉得那是一种鼓励，而不是相反。
在我的生活中，我注意到的一个最显眼的模式是，至少对我来说，在那些没有名望的事情上工作是多么的有效。静物一直是最没有名望的绘画形式。Viaweb和Y Combinator在我们开始的时候都显得很蹩脚。当陌生人问我在写什么的时候，我还是会被他们用疑惑的眼神看着，我解释说这是我要在网站上发表的文章。即使是Lisp，虽然在智力上像拉丁语那样享有盛名，但似乎也没那么入流。
并不是说没有声望的工作类型本身就是好的。但是，当你发现自己被某种工作所吸引，尽管它目前缺乏声望，这既表明那里有一些真实的东西可以被发现，也表明你有正确的动机。动机不纯是野心家的一大危险。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让你误入歧途，那一定是在人前炫耀的欲望。所以，虽然在那些没有名气的事情上下功夫并不能保证你走在正确的轨道上，但至少可以保证你没有走在最常见的错误上。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写了很多关于各种不同主题的文章。O'Reilly将它们结集成书，以其中一篇文章的名字命名为《黑客与画家》。我还研究了垃圾邮件过滤器，又画了一些画。我曾经每周四晚上为一群朋友举行晚宴，这让我学会了如何为一群人做饭。我还在剑桥买了另一栋楼，以前是糖果厂（后来据说是色情工作室），用来做办公室。
2003年10月的一个晚上，我家举行了一个大聚会。这是我的朋友玛丽亚·丹尼尔斯的一个聪明的主意，她是周四的食客之一。三个不同的主人都会邀请他们的朋友参加一个聚会。因此，对于每一个客人，其他三分之二的客人是他们不认识的人，但可能会喜欢。其中有一个客人是我不认识但会变成很喜欢的人：一个叫杰西卡·利文斯顿的女人。几天后，我约了她出来。
杰西卡曾在波士顿一家投资银行负责营销工作。这家银行自以为了解创业公司，但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当她认识了我那些来自创业界的朋友时，她惊讶于现实的不同。而且他们的故事是多么丰富多彩，于是，她决定编一本采访创业者的书。
当这家投资银行出现财务问题，她不得不解雇一半的员工时，她开始寻找新工作。2005年初，她面试了波士顿一家风险投资公司的营销工作。他们花了好几个星期才下定决心，在这期间，我开始告诉她关于风险投资需要解决的所有问题。他们应该进行更多的小规模投资，而不是少量的巨额投资，他们应该资助更年轻、更有技术背景的创始人，而不是MBA，他们应该让创始人继续担任CEO等等。
我写文章的诀窍之一一直是演讲。要站在一群人面前，告诉他们一些不会浪费他们时间的事情，这对我的想象力是一个很大的刺激。当哈佛大学计算机协会（本科生计算机俱乐部）邀请我去做演讲时，我决定要告诉他们如何创办一家创业公司，也许他们能避免我们犯过的最糟糕的错误。
于是我做了这个演讲，在演讲过程中我告诉他们，种子资金的最佳来源是成功的创业者，因为这样投资人也能给你建议。于是，他们似乎都在期待地看着我。我对自己的收件箱被商业计划书淹没的前景感到恐惧（如果我知道的话），我随口说了一句：“但不要找我！”然后继续讲下去。但事后我想到，我真的不应该再拖延进行天使投资了。从雅虎收购我们之后，我就一直想做天使投资，现在都7年了，我还是没有做一次投资。
与此同时，我一直在和罗伯特以及特雷沃计划着我们可以一起合作的项目。我很怀念和他们一起工作的日子，看来我们一定有什么可以合作的项目。
3月11日，当我和杰西卡吃完饭走在回家的路上，在花园街和沃克街的拐角处，这三条线索汇聚在一起。见鬼的风投，我们将成立自己的投资公司，并真正实现我们一直在谈论的想法。我提供资金，杰西卡可以辞掉工作，为我们的公司工作，我们还可以让罗伯特和特雷弗也成为合伙人。
无知再一次对我们有利。我们不知道如何成为天使投资人，2005年的波士顿也没有硅谷教父Ron Conways可以学习。所以我们只是做了看似显而易见的选择，而我们所做的一些事情也被证明是新颖的。
Y Combinator有多个部分，我们也不是一下子就能搞清楚的。我们先解决的部分是做天使公司。在那个年代，这两个词并不在一起。有风险投资公司，这是一些有组织的公司，他们的工作是进行投资，但他们只做大的、百万美元的投资。还有天使投资，他们做的是小规模的投资，但这些人通常都是专注于其他事情，兼职做投资。而他们在一开始都没有给创始人足够的帮助。我们知道创始人在某些方面有多么无助，因为我们记得自己曾经多么无助。比如，朱利安为我们做的一件事，对我们来说就像变魔术一样，就是让我们成立了一家公司。我们能够写困难的软件， 但实际上得到注册成立， 与章程和股票和所有的东西， 这些是很麻烦的？我们的计划不仅仅是做种子投资，而是为创业公司做朱利安当初为我们做的一切。
YC不是一个基金组织的。它的运营成本很低，我们用自己的钱出资。这被99%的读者认为是正确的，但专业投资者却在想 “哇，这意味着他们得到了所有的回报”。但再次强调，这并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特别的见解。我们不知道VC公司是如何组织的。我们从未想过要尝试募集基金，如果有，我们也不知道从哪里开始。
YC最与众不同的是批量模式：一次性资助一批创业公司，一年两次，然后用三个月的时间集中精力去努力帮助他们。这一部分我们是偶然发现的，不仅仅是隐性的，而是显性的，因为我们对投资的无知。我们需要作为投资人获得经验，我们想，还有什么比一次性资助一大堆创业公司更好获得经验的方式呢？我们知道本科生在暑假期间会在科技公司找到实习工作。为什么不组织一个暑期项目，让他们去创办创业公司呢？我们不会因为自己是某种意义上的假投资人而感到内疚，因为他们也会在类似意义上成为假创始人。因此，虽然我们可能不会从中赚到多少钱，但我们至少可以在他们身上练习做投资人，而他们也可能会有一个比在微软实习更有趣的夏天。
我们把我在剑桥买的那栋楼作为我们的总部。我们每周二都会在那里吃一次晚饭，我已经在周四为食客们做饭了，晚饭后我们会请创业公司的专家来做讲座。
我们知道当时本科生都在决定暑期的工作，所以在短短几天内，我们就酝酿出了一个叫做 “暑期创始人计划 ”的东西，我在网站上发布了一个公告，邀请本科生申请。我从来没有想过，写文章会是一种获得 “交易流 ”的方式，就像投资人所说的那样，但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完美的来源。我们收到了225份夏季创始人计划的申请，我们惊讶地发现，其中很多人都是已经毕业，或者即将在那个春天毕业的人。这个计划已经开始让人觉得比我们想象的要严肃。
我们邀请了225个申请人中的大约20个进行面谈，并从中挑选了8个进行资助。他们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群体。第一批包括reddit的创始人Justin Kan和Emmett Shear（他们后来创立了Twitch）、Aaron Swartz（他已经帮助编写了RSS规范，几年后成为开放互联网的烈士）和山姆·阿尔特曼（Sam Altman 他后来成为YC的第二任总裁）。我不认为第一批申请人如此优秀完全是运气。你必须要有相当大的胆量，才会去报名参加夏季创始人计划这种奇怪的事情，而不是去微软或高盛这种地方做暑期工。
创业公司的投资额度是基于我们当初与朱利安的交易（1万美金，10%股份），以及罗伯特说的MIT研究生暑假的待遇（6千美金）。我们给每个创始人投资6千美元，在典型的两个创始人的情况下是1.2万美元，以换取6%的股份。这是很公平的，因为这比我们自己当初的情况好了一倍。另外，那个夏天真的很热，杰西卡给创始人们买了空调。
很快我就意识到，我们发现了规模化投资创业公司的方式。批量投资初创企业对我们来说更方便，因为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同时为很多初创企业做事情，但这对初创企业来说也更好。它解决了创始人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孤立无援。现在，你不仅有同伴，还有理解你所面临的问题并能告诉你他们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同伴。
随着YC的发展，我们开始注意到规模化的其他优势。YC的校友们成为了一个紧密的社区，致力于互相帮助，尤其是现在的这批校友，他们还记得自己曾在他们的岗位上。我们还注意到，创业公司正在成为彼此的客户。我们曾经开玩笑地称 “YC GDP”，但随着YC的发展，这个玩笑的成分越来越少了。现在很多创业公司最初的一批客户几乎都是从YC校友中获得的。
我原本并没有打算把YC作为全职工作。我本来打算做三件事：写程序、写文章、做YC。随着YC的发展，我对它越来越兴奋，它开始占据了我三分之一以上的注意力。但在最初的几年里，我还能做其他事情。
2006年夏天，罗伯特和我开始开发Arc的新版本。这个版本的速度相当快，因为它被编译成了Scheme。为了测试这个新Arc，我写了Hacker News。它原本是为创业公司创始人提供的新闻聚合器，名字叫Startup News，但几个月后，我厌倦了只读创业公司的新闻。另外，我们想接触的不是现有创业公司的创始人，而是未来的创始人，是未来的创业者。所以我把名字改成了Hacker News，主题也改成了任何能引发人智力上的好奇心的东西。
HN对YC来说无疑是好事，但它也是目前我最大的压力来源。如果我只需要选择和帮助创始人，生活就会很轻松m而这意味着HN是个错误。当然，一个人工作中最大的压力来源，至少应该是接近工作核心的东西。而我就像一个人在跑马拉松的时候，不是因为跑步的劳累而疼痛，而是因为鞋子不合脚而起了水泡。当我在YC期间处理一些紧急问题时，大约有60%的可能性与HN有关，40%的可能性与其他所有事情加在一起有关。
除了HN，我还用Arc编写了YC所有的内部软件。但是，虽然我继续在Arc上工作，但我逐渐停止了Arc的工作，部分原因是我没有时间，部分原因是现在我们所有的基础设施都依赖于Arc，因此在Arc语言上继续工作的吸引力大大降低。所以现在我的三个项目减少到两个：写文章和研究YC。
YC与我做过的其他类型的工作不同。不是自己决定要做什么，而是问题来找我。每6个月就会有一批新的创业公司，他们的问题，不管是什么，都会成为我们的问题。这是非常吸引人的工作，因为他们的问题相当多，优秀的创始人都非常高效。如果你想在最短的时间内了解到最多关于创业公司的信息，那就没有比这更好的方式了。
工作中有些地方我也不喜欢。联合创始人之间的争执，弄清别人什么时候在骗我们，与不合理对待创业公司的人吵架等等。但即使在我不喜欢的部分，我也努力工作。凯文·黑尔曾经说过一句关于公司的话让我印象深刻：“没有人比老板更努力了” （No one worked harder than the boss） 他的意思既是描述一种现象，也是管理者的一种准则，而让我害怕的是第二种。我希望YC能做得很好，所以如果我工作的努力程度决定了其他人工作的努力程度，我最好非常努力。
2010年的一天，罗伯特·莫里斯到加州采访时，他做了一件令人吃惊的事情：他主动给我提供建议，我只记得他以前做过一次类似的事情。有一天在Viaweb，当我因肾结石而双腿弯曲时，他建议说，他最好带我去医院。这就是Rtm主动提出建议的原因。所以我对他的具体话语记得非常清楚。“你知道，”他说，“你应该确保Y Combinator不是你做的最后一件很酷的事情。”
当时我不明白他的意思，但渐渐地我明白了，他是说我应该退出。这似乎是个奇怪的建议，因为YC做得很好。但如果说有一件事比Rtm提供建议更罕见的话，那就是Rtm错了。所以这让我开始思考。的确，以我目前的轨迹，YC将是我最后做的事情，因为它只会占用我更多的注意力。它已经吃掉了Arc，也正在吃掉写作。要么YC是我一生的事业，要么我终究要离开。
2012年夏天，我母亲中风了，原因竟然是结肠癌引起的血栓。中风摧毁了她的平衡能力，她被送进了养老院，但她真的很想摆脱中风，回到自己的家，我和姐姐决心帮助她做到这一点。我以前经常飞到俄勒冈州去看望她，在那些航班上我有很多时间去思考。在其中一次，我意识到我已经准备好把YC交给别人了。
我问基希卡是否想当YC总裁，但她不想，所以我们決定试着招募Sam Altman，和罗伯特和特雷弗谈了一下，我们同意彻底换人。在那之前，YC一直由我们四个人创办的原始有限责任公司控制。但我们希望YC能长期存在，而要做到这一点，就不能由创始人控制。所以如果山姆答应了，我们就会让他重组YC。罗伯特和我将退休，杰西卡和特雷弗将成为普通合伙人。
当我们问山姆是否想成为YC的总裁时，起初他说不想。他想成立一家创业公司，制造核反应堆。但我一直在努力，2013年10月，他终于同意了。我们决定从2014年冬天的新一批YC企业开始由他接手。在2013年剩下的时间里，我越来越多地把YC的运营交给Sam，一方面是为了让他能学会这份工作，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专注于我的母亲，她的癌症复发了。
她于2014年1月15日去世。我们知道这一切都会到来，但是当它到来的时候还是很难受。
我一直在YC工作到3月份，帮助那批创业公司通过Demo Day，然后我就很彻底地退出了。(我仍然会和校友以及正在做我感兴趣的事情的新创业公司交谈，但每周只需要几个小时)。
我下一步该怎么做？Rtm的建议中并没有提到这一点。我想做一些完全不同的事情，所以我决定画画。我想看看如果我真的专注于此，我可以得到多好。所以在我停止YC工作的第二天，我就开始画画了。我当时很生疏，花了一段时间才恢复状态，但至少是完全投入了。
2014年剩下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在画画。我从来没有如此不间断地工作过，我得到了比以前更好，不够好，但更好。然后在11月，就在一幅画的中间，我耗尽了精力。在那之前，我一直很好奇，想看看我正在画的画会变成什么样，但突然间完成这幅画似乎是一件苦差事。于是我就停止了工作，把画笔擦干净，从此再也没有画过画，反正到目前为止没再画过。
我知道这听起来相当懦弱，但注意力是一个零和游戏。如果你可以选择工作的内容，而你选择的项目对你来说不是最好的项目（或者不是很好的项目），那么它就会妨碍另一个项目的开展。而在50岁的时候，搞来搞去是有一定的机会成本的。
我又开始写文章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写了一堆新文章。我甚至写了几篇不是关于创业公司的文章。然后在2015年3月，我又开始研究Lisp。
Lisp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的核心是一种通过在自身编写解释器来定义的语言。它最初的目的并不是作为一种普通意义上的编程语言。它的本意是作为一种计算的形式化模型，是图灵机的替代品。如果你想为一门语言本身写一个解释器，你需要的最低限度的预定义运算符集是什么？约翰·麦卡锡(John McCarthy)发明的Lisp，或者更准确的说是发现的Lisp就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麦卡锡一直到他的研究生史蒂夫·拉塞尔（Steve Russell）提出建议，才意识到这个Lisp甚至可以用来给计算机编程。拉塞尔将麦卡锡的解释器翻译成了IBM 704机器语言，从那时起Lisp也开始成为普通意义上的编程语言。但它作为一种计算模型的起源，使它具有其他语言无法比拟的强大和优雅。正是这一点吸引了大学里的我，虽然当时我并不明白为什么。
麦卡锡在1960年的Lisp除了解释Lisp表达式之外，没有其他的功能。它缺少了很多你在编程语言中想要的东西。所以这些东西必须被添加进来，而当它们添加进来的时候，它们并没有使用麦卡锡最初的公理化方法来定义。这在当时是不可行的，麦卡锡通过手工模拟程序的执行来测试他的解释器。但这样测试解释器已经接近极限了，事实上，这里面有一个麦卡锡忽略的错误，要测试一个更复杂的解释器，你就必须运行它，而那时的计算机还不够强大。
不过现在可以实现了，现在你可以继续使用麦卡锡的公理化方法，直到你定义了一个完整的编程语言。只要你对麦卡锡的Lisp所做的每一个改变都是为了保护发现性的转换，原则上，你就可以最终得到一个具有这种质量的完整语言。当然，做起来比说起来难，但如果原则上是可能的，为什么不试试呢？于是我决定试一试。从2015年3月26日到2019年10月12日，历时4年。幸好我有一个准确确定的目标，否则很难坚持这么久。
我写了这个新的Lisp，叫做Bel，本身就是用Arc写的。这可能听起来像个矛盾，但它表明了我为了实现这个工作而不得不采取的技巧。通过一系列令人震惊的黑客手段，我成功地做出了一个足够接近于自己编写的解释器的东西，并且可以实际运行。虽然速度不快，但足以测试。
在这期间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不得不禁止自己写文章，否则我永远也做不完。2015年年底，我花了3个月的时间写文章，当我再去写Bel的时候，我几乎看不懂代码。不是因为写得不好，而是因为问题太复杂了。
所以我说在Bel没有完成之前，不要再写文章了。但我在写Bel的时候，很少跟别人说起它。所以这几年来，我看起来一定是无所事事，其实我比我以前做任何事情都要努力。偶尔在和某个可怕的bug搏斗了几个小时后，我会查看Twitter或HN，经常看到有人问 “保罗·格雷厄姆还在写代码吗？”
在Bel上的工作很辛苦，但也很满意。我如此密集地工作，以至于在任何时候，我的脑海里都有一大块像样的代码，并且可以继续写更多的代码。我记得在2015年的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我带着孩子们去海边，一边看着他们在潮池里玩耍，一边琢磨着如何处理一些涉及连续性的问题。那感觉就像我走在正确的人生道路上。我之所以记得这一点，是因为我对这种新奇的感觉有些不以为然。好消息是，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有更多这样的时刻。
2016年夏天，我们搬到了英国。我们想让孩子们看看在另一个国家生活是什么样子的，而且由于我出生时是英国公民，这似乎是一个明显的选择。我们只打算呆一年，但我们非常喜欢那里，所以我们仍然住在那里。所以Bel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在英国写的。
2019年秋天，Bel终于完成了。就像麦卡锡最初的Lisp一样，它是一个规范而不是一个实现，但它是一个以代码形式表达的规范。
这时候我又可以写文章了，我写了一堆我堆积的题目。2020年，我一直在写文章，但也开始思考其他可以努力的事情。应该如何选择？好吧，过去我是怎么选择工作内容的呢？我为自己写了一篇文章来回答这个问题，我很惊讶，答案竟然这么长，这么乱。如果我这个经历过的人都感到惊讶，那么我想也许对其他人来说会很有趣，对那些同样生活混乱的人来说也是一种鼓励。于是我写了一个更详细的版本给别人看，这是其中的最后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