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高中时读的文科，时间被六门功课挤得满满当当。彼时的我正是爱玩的时候，再加上少年气盛，对于功课的时间安排通常自己做主。由此，学习时间的长短、时间的分配自然和别人殊异。
终于，到了高二下学期，时间的维斯特洛被重新划分，五门功课雨露均沾。而在权力游戏里最后的败者，亦是被我从时间表里划去的牺牲品，是语文。
这种脑子冒泡的主意在高中的大环境下实属惊世骇俗，但在当时的我看来却也正常。高中的大部分学科，如政史地数理化之属，都是名副其实的“显学”，有脉络，有论述，条理清晰，看得见摸得着，还能经世致用，说白了就是还能混口饭吃。
语文，和这几位比起来，就寒碜了一点。
中文这东西看起来确实简单。它是一种感性的存在，也是四境内最管用的通行证，甚至于已经接近DNA——咿呀学语的小屁孩在人贩子凶相毕露时还会喊救命呢。
但另一方面，中文又是个来无影去无踪的玩意儿。常用规范汉字表上共8500多个汉字，但打乱组合起来却是纷繁庞杂，而且内里毫无章法，任谁都难以一次性的说出个所以然来。
最早玩转汉字的仓颉，还是个流着女娲血脉、生下来三天就能说话，五天就能走路的四眼奇人，我们这等芸芸凡子，没有那金刚钻还揽什么瓷器活啊？
在没有语文叨扰的日子里，我便滋润了很多。其他五科游刃有余了不少，空闲时间也能挤出来一些了。这期间，语文老师一脸黑线，班主任办公室的茶也被我尝了个遍。但鉴于我并不出彩的语文成绩倒也没怎么退步，她们也就听之任之了。
到了高三的某个时候，在某堂欲数学课行将结束时，老师讲了个段子:
芝诺——一个古希腊的哲学家——这样评价世间的学问:
"小圆代表你们学到的知识,大圆代表我学到的知识。大圆的面积是多一点,但两圆之外的空白都是我们的无知。圆越大，外面的圈接触的无知面就越多。"
当时的我们只是会心一笑，还没有理解到这话的真正意思呢。直到后来，我才咂摸懂了这话的弦外之音。但那时候，语文和数学课已经和我无缘了。
上了大学之后，很造化弄人的，我成了笔杆子，玩起了文字的游戏——几年前我还对它们敬而远之呢。但是这时候，高中那时处理文字的粗砺和文字功底的浅薄就显出来了。
这时候，再翻出高中语文的玄学大法，韵味自然也就不同了。
在里面，鲁迅炽热下的冷漠，海明威冷硬派笔法下的萌贱节次鳞比。小说读本里的莫泊桑还有着传神的白描，在官场勾心斗角久了的王羲之也会写篇《兰亭集序》给人开开眼。
当然，靠着思路的神游延展下来，活在课本里的那些文学大佬们亦有不同的一面。比如在高中时，我还时常拿汪曾祺的文章修身养性一下。熟悉他的都知道，汪曾祺的文章有明清时笔记的风骨，格调高，语言却极诙谐，高中选了他写鸭蛋的文字，较比袁梅的掉书袋就有趣的多。
但汪曾祺真正出人头地的一部作品，却是样板戏之王《沙家浜》。而凡此种种，包括这些不为人知的小细节，对于高中时的我来说实在陌生。但到了大学之后，当我真正了解汪曾祺那起伏的一生，作品里那些有趣的情节才能咂摸过来味道。
究其根源，经典永远是经典。真正变化了的，是我们的认知。
众所周知的是，高中的我们接受到的是通识教育，天文地理尽归包罗，概括起来就是一个字:全。
当然，在短短三年时间里把人类五千年的文明成果灌到一个人的脑子里很难，不切实际。所以我们所学到的东西，都是些提纲挈领的精华。用老师的话说，就是考点。
这种纲领性的东西当然有利于考试，甚至于，看问题的深刻程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提取的能力。当然，一针见血并非不好，但很多时候对问题的过于透彻反而会让你忽略一些动人的细节。
就好比，当你站在山顶上时，你所忽略的不是远方的波澜壮阔，而是山脚下的零散。
而这种对细节的漠视，很大程度上消磨了我们对知识的敬畏，久而久之知识也被雕琢成了一张木板脸，或者说，老师的脸。
在大学之前的印象里，老师便是教育的载体。而我们对于知识的狭隘多半遗承自老师的言传身教，然后靠着这份狭隘，在高考里分出个三六九等。
但须知，老师也是某种教育制度的代言人。在教育环境下，老师和学生都是非人格化的产品。而由此，知识也就少了些鲜活，多了些枯燥。
这样一来，老师这个角色本身就带了一丝悲情。今天的我们大谈对老师的感激之情，只是对于身居老师位子上的人而言。对于老师的角色而言，我们这代人并没有多少认同。
然而仔细一想，老师的人生阅历，老师看待问题的宏观是远超那些未经人事的高中生的。他们并非不知道教育的弊病，知识的美好，以及学生的怨怼。但他们的立场，注定了他们只能做现阶段教育制度的拥护者。
而很多时候，我们对于知识的不屑，却极容易牵扯到老师身上。
只是，世界终归在变，我们也终将会长大。在沧海桑田的打磨过后，我们自会了解那残酷制度下知识的美好。因为在这世界上，有些东西终归是不变的，比如知识的美好，比如老师们那严厉下流动着的圣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