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 | 教师主观幸福感变迁：横断历史研究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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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带来的社会经济变化正在改变着我们的求职意向，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考公考编的大军中。其中，教师这一职业的稳定性和社会认同度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参加教资考试。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任友群在9月6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自教师资格考试和定期注册制度全面实行的十年来，教师资格考试报名人数由最初的17.2万人次跃升至今年的1144.2万人次。

图片信息来自中国教育考试网

承担着教书育人重任的教师，其心理健康状况不仅会影响自身的身心健康与职业发展，同时还关系到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教学质量、学校建设及教育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那么，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被认为是“拥有带薪双休、寒暑假，备受尊重的”教师，其心理健康状态究竟是怎样的？

辛素飞等人于2021年在《心理学报》（影响因子为1.71）杂志上发表的一篇元分析文章中，运用横断历史研究方法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综述和总结。研究中将主观幸福感作为衡量教师心理健康状态的指标。

（在之前的文章中对横断历史的元分析方法进行了详细的介绍，感兴趣的同学可以点击进行查看）

横断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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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工具

纳入分析的文献所采用的主要测量工具为段建华（1996）修订的总体幸福感量表(General Well-Being Schedule，GWB)，测量个体的正性和负性情绪体验及平衡，以及对健康状况的认知和评估，综合反映个体对生活质量的主观感受。

将量表总分的均值作为衡量主观幸福感水平高低的重要指标。得分越高，表示主观幸福感水平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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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技术

采用横断历史的元分析(cross-temporal meta-analysis)考察教师整体以及不同群体(高校与中小学教师)主观幸福感随年代的变化趋势。

运用直接相关和滞后相关分析的方法来考察社会经济条件(居民消费水平、房价、老年抚养比和教育经费)、社会联结(家庭规模数、离婚率及城镇化水平)与社会威胁(犯罪率)对教师主观幸福感的预测作用。

此外，本研究还将采用传统元分析的方法考察教师主观幸福感得分是否存在学段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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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Step 1: 文献查找

根据筛选标准，在中外文数据库中，对关键词进行检索，最终获得52组数据，各年度所对应的数据组和被试数量如表1所示。

Step 2: 文献编码及数据整理

赋予每篇文献唯一编号，把所有文献的基本数据(包括样本量、主观幸福感均值和标准差)、发表年代、数据收集年代、文献所发期刊类型、数据收集地区、教师所属学段和被试学段的分组报告结果等信息进行编码(见表2)并录入数据库。

Step 3: 社会指标的选取依据和数据来源

根据我国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法律年鉴》，从社会经济条件(居民消费水平、房价、老年抚养比和教育经费)、社会联结(家庭规模数、离婚率和城镇化水平)和社会威胁(犯罪率)三大方面选取了8项社会指标作为衡量教师所感受到的宏观社会变迁方面的指标(即与教师主观幸福感更直接相关的指标)，并考察这8项社会指标对教师主观幸福感的“预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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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与结论

（1）我国教师的主观幸福感水平呈逐年下降趋势。

2002至2019年间，我国教师主观幸福感与年代之间的关系不受文章发表期刊类型（核心期刊或一般期刊）、地区、性别比例和学段等因素的明显影响，整体呈显著下降趋势。

从整体变化幅度来看，近20年来我国教师主观幸福感得分下降了0.61个标准差, 这与许多学者关于教师主观幸福感状况较为悲观的观点基本一致。

（2）社会经济条件、社会联结和社会威胁可能是预测教师主观幸福感变化的重要因素。

将历年的教师主观幸福感均值分别与1年前、3年前和5年前的社会指标匹配进行滞后相关分析发现，1年前、3年前和5年前的所有社会指标均能显著预测教师主观幸福感的变化。

首先，当年、1年前、3年前和5年前的3项社会经济条件指标(居民消费水平、房价与老年抚养比)均显著负向预测教师主观幸福感。

说明，教师面临的经济压力增大对其幸福感产生了负面影响。

一方面，教师的工资水平无法适应消费水平的提升；另一方面，参照从业要求和受教育水平相当的职业群体，教师群体不仅实际报酬最低，而且对于报酬是否感到公平的主观认知也不乐观。

这种经济报酬与付出不匹配的失衡状态是教师心理健康状况变差的重要原因。

其次，与社会联结相关的3项社会指标(家庭规模数、离婚率和城镇化水平)通过影响教师群体的家庭支持、工作对象和工作环境相关的社会支持显著预测其主观幸福感的下降。

其中核心家庭的独立生活方式和逐年上涨的离婚率，使个体从核心家庭所获取的支持与陪伴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所减少，家庭结构的稳定性降低。

同时，城镇化水平在社会层面上影响社会群体的迁移，而教师轮岗政策则在群体层面上影响了教师工作生活的稳定性。

最后，我国教师主观幸福感的下降还可能与其面临的社会威胁增加有关。

一方面社会犯罪率上升使得个体感知到社会威胁增加；另一方面，升学指标和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压力，均增加了教师职业威胁感。

此外，教师职业怠倦也使得教师表现出高度警觉、过分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等弥散性、非特异性的广泛性焦虑症状。

（3）中小学教师主观幸福感的下降趋势更为明显，高校教师主观幸福感得分显著高于中小学教师。

采用CMA 2.0 (Comprehensive Meta-analysis Version 2.0)软件进行亚组分析(以不同学段教师主观幸福感均值作为效应值录入分析)发现，高校教师的主观幸福感均值显著高于中小学教师(Q值(组间) = 8.54，p < 0.01)。

可能的原因在于中小学教师会面临着提高学生成绩和升学率的巨大压力，频繁的考试竞争使中小学教师长期处于超负荷运转状，增加中小学教师的职业怠倦。

而高校教师脱离了升学率的枷锁，工作时间相对宽松，可以更好地平衡家庭与事业间的关系。

另外，高校教师社会地位较高，有一定职业成就感，社会支持等要普遍优于中小学教师。

而且，一些重要的对教师幸福感体验有所影响的政策(如轮岗政策)并不针对高校教师。

因此，上述诸多原因均可能导致中小学教师主观幸福感随年代下降的趋势更明显。

但也要注意，关于学段亚群体(尤其是高校教师)的文献数量相对较少，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影响亚群体结果的准确性，未来需要进一步考察。

（4）提出影响教师主观幸福感的三维理论框架

本研究在解释个体心理发展的生态系统理论(Bronfenbrenner, 1979)的基础上，提出了包含宏观的远端环境因素和微观的近端环境因素、个体和群体以及时代变迁的三维理论框架（如图3所示）。

图3 教师主观幸福感影响机制的三维理论模型

其中，近端因素指，与群体密切接触的微观环境因素(如学校和家庭)，而远端因素则为社会宏观的各方面影响(如社会经济条件和社会联结等)。

该框架在加入时间维度(时代变迁)的基础上解释心理发展的模型，而且在同一时间维度下，关注不同系统中的各因素间的相互作用，如远端环境的社会因素可通过近端环境因素的中介和调节作用对群体心理变量产生影响。

调查探索各组成部分随时代变迁的变化轨迹，为提升教师主观幸福感这一社会心理变量提供更完整的思考框架。

相比于认为“中国教师的幸福感处于中等及偏上的高水平”这类的乐观估计。

实际上，教师所面临的增大的经济压力、社会联结的弱化，以及其面临的社会威胁增加等影响因素，导致教师的心理健康状况变差，进而影响其主观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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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辛素飞, 梁鑫, 盛靓, 赵智睿. (2021). 我国内地教师主观幸福感的变迁(2002～2019):横断历史研究的视角. 心理学报, 53(8), 875-889 .

作者 | 莹

排版 | 昆昆

校对 | Uka 喵君姐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