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中科院分区表即将公布,多方官宣:或将弃用影响因子

近日,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分区表官方透露:2022年分区预计在11月底或12月初上线。

值得关注的是,2022年的分区表将仅发布升级版,该版本指标不再采用“三年平均影响因子”,而是替换为“期刊超越指数”。

影响因子,曾一度备受科研工作者和学术界追捧。而如今,人们正努力与它挥手道别。

欧洲研究委员会禁止申请人列举学术发表记录时提及期刊影响因子;我国科技部明文规定,不允许影响因子与奖励奖金挂钩;教育部明确,不宜以发表SCI论文和影响因子指标作为学生毕业的限制性条件……

被“追捧”的影响因子

据爱思唯尔2021年的一项问卷调查发现,期刊声誉和期刊影响力指标(比如影响因子、引用分CiteScore)是大部分中国科研工作者选择期刊是最为关注的两项因素。

对于科研人而言,能在影响因子高的期刊发表文章,就是拥有了公认的背书。

这种背书,曾经成为了他们评职称、晋升、获得奖励的参考标准。每一位科研人在各个阶段都难以逃脱被“影响因子”支配的焦虑。

在《自然》2019年发表的一项调查发现,北美40%的研究型大学在决定提拔谁时都会考虑期刊的影响因子。这表明,影响因子仍被广泛用于学术评价。

影响因子,是指某一期刊的文章在特定年份或时期被引用的频率,本是为了帮助图书管理员挑选购买期刊,却演变成了衡量论文科学质量的指标。

此外,影响因子的计量方式本身也存在一些疏漏,留下了给人钻空子的空间。

影响因子,一场分母和分子的游戏?

影响因子的算法定义是,一本期刊在前两年发表的源刊文本在当年度的总被引用数(分子),除以这本期刊在前面两年发表的学术文章总数量(分母),即为这本期刊当年度影响因子的得数。

期刊文章可以被分为两种类型,一种叫做引用项(学术文本),一种叫做非引用项(非学术文本),两者共同构成了“源刊文本”数。

非引用项不计入分母,但它们所产生的引用量却会计入分子。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江晓原表示,这一严重漏洞从未被国内大批期刊、学者和媒体弄清过。

所以,想要提高影响因子的数值,就有两种途径摆在面前:一是扩大分子,二是减小分母。

江晓原教授举例,《自然》《科学》这类期刊就是利用减小分母,而长期占据影响因子排名前20甚至前10的:

“这些杂志中的学术文本只占源刊文本的10-30%。以《自然》为例,所有18个栏目中,只有3个栏目属于引用项,即学术文本;其余15个栏目都是非引用性。而根据早前的一项研究发现,非引用项对《自然》影响因子的贡献比值占据了11%。”

如要靠扩大分子来提高影响因子,期刊界另一个屡试不爽的玩法就是综述文章。

江晓原教授提到,《临床肿瘤杂志》能长期高居影响因子前列,主要归功于它的两种报告:一种逐年发布的《癌症统计报告》和不定期发表的《全球癌症统计报告》。这两份报告对影响因子做出的贡献始终超过70%。

为了提高期刊影响因子,一些出版商甚至花钱买引用量。2021年,马来西亚吉隆坡一家名为Innoscience Research的出版社,给引用自家期刊文章的研究者支付最多150美元的报酬。一时,被人们笑称是“学术版的拼夕夕”。

修正“影响因子”

“期刊超越指数”的出现,就是为了修正影响因子计算的局限,以更好地反映期刊影响力。

其计算机制是,从期刊选择一篇论文,其引用数大于从其它期刊选择的一篇相同主题、相同文献类型论文引用数的概率。这种计算方式避免了分子分母不一致问题,刊发大量综述性论文的期刊不再直接占优势了。

与此同时,期刊超越指数还构建了论文主题层级的分类体系,把学科划分得更细致,每篇论文有其归属的研究学科和主题,避免把两个不同主题的论文放在一起比较。

对影响因子做出修正,期刊超越指数不是第一个。

为弥补影响因子的不足,科睿唯安多年已经推出了多个新指标,例如2021年推出的期刊引证指数JCI,以及更早的影响因子百分位、即时指数等等,来共同构成一本期刊的全方位评价标准。

尽管后续不断有更多全面、科学的指标面世,但影响因子的地位似乎还是难以被撼动。

科研人铁非认为,如今各种指标的内核都指向论文被引次数,与影响因子并无不同。相较而言,影响因子的规则明白,计算简单,谁都可以进行计算和预测,无法被官方提高或者压低。公平、公正、公开,才让影响因子被广大的科研工作者接受。

另一位科研工作者李东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任何定量指标都难以取代期刊影响因子,唯有受严格控制的同行评议能取代。而同行评议极易受金钱与权力的侵蚀,对于一名青椒来说,为了能获得更多的生存与上升空间,定量评价似乎是眼下可寻到的“最好”方式。

科学的价值

2012年12月,150多位知名科学家和75家科研机构签署了《关于研究评价的旧金山宣言》:

“科学界应该停止使用影响因子评价科学家个人的工作;影响因子不能作为替代物用于评估科学家的贡献,以及招聘、晋升和项目资助等的评审。”

一场关于科研评价改革的浪潮,就此掀起。

纵观国内,从2018年开始,中国同样不断提出改革举措,让影响因子与多种相关利益脱钩。唯影响因子的时代,正在逐渐成为过去式。

关于科学评价的改革,吴家睿教授的一番话不得不让我们进一步思考事情的本质:科学评价体系,始终都是在试图去衡量科学的价值。

“我们现在所有的评估系统,其实就两个字,功利。经常很多老师就在问,不 “四唯”,拿什么来进行评估?听上去很有道理的,但是实际上骨子里面,现在对于所有人的评价,就看有用没用。说到底,还是一个功利化的问题。”吴家睿教授说。

他认为,在美国布什报告提出后,引发了科学的世俗化和功利化。科学变成了国家的建制化体系,国家操心怎么支持科学,潜在涵义是科学怎么为社会、为国家服务。

功利无法诞生牛顿,但我们又该如何破局?目前,似乎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

那么,如今身处其中的科研工作者又该如何选择与应对?或许吴家睿教授的一段话能给大家一些鼓励与劝勉:

“我们科学家不要去追求金牌、银牌、铜牌,而是要去跑得更高、更快、更远,奥运会精神应该发扬到科学研究上。福柯在他的自传里说了一段,如果科学不能带我们这些有知识的人走向迷途,那科学还有什么价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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