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昭君，我想记录我生活工作的点点滴滴，今天是我每日一篇文章的第1403天。
昨天分享了作者莫泊桑的成就以及他的创作背景。今天继续分享关于他的作品。
莫泊桑善于使用冷静客观的陈述，塑造一个看似平易通俗的作品世界，那在这个“世界”里，玛蒂尔达出生在一个小职员家庭，她只能将就着跟教育部的一个小科员结婚，但常常情不自禁又梦想着，精美奢华的上层生活。
还有哈弗尔海港的菲利普一家，生活困顿拮据，一直盼望着突然有一天流浪美洲，发了横财的于勒叔叔，从陌生的远方带来“希望”和“福音”。
莫泊桑紧接着就让主人公的愿望成真了，玛蒂尔达收到了教育部晚会的请柬，得到了新衣，戴上了精美绝伦的项链，还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关注。一直期盼于勒尽快回来的菲利普一家，也终于见到了心心念念的于勒叔叔。
但是随后悲剧也接踵而至，玛蒂尔达遗失了借来的项链，于勒叔叔败光了家产，成为一个又脏又穷的老水手，在船上靠着卖牡蛎谋生。将美好的事物亲手毁灭是一切悲剧的前提，在莫泊桑的设计安排下，主人公们期盼已久的好生活才刚刚开始，就会遭遇那突如其来的变故。
莫泊桑认为真正的“现实主义”不仅要力图避免给我们提供生活的平庸照片，而且要给我们提供比现实本身更全面，更鲜明，更令人信服的图景。于是他加强了戏剧的张力，写下了更具震撼力的悲剧性结局。要让由作品建立的希望世界和他要揭露的冷酷的现实世界一起轰然坍塌。
玛蒂尔达，想要生活得更好更幸福，这从本质上来说没错，人都有追求美好，追求幸福的权利。那玛蒂尔达有着比较好的容貌，虽然虚荣心很强，但也懂得承担责任，信守承诺。为了偿还那个她自以为的名贵钻石项链，她竭尽了全力，扛下了生活的重担。
在《项链》的结尾，玛蒂尔达像是接受了一场洗礼，经过了十年没有佣人，局促于阁楼间的困窘生活，她穿得像是一个平民妇人了。她挽着篮子走到蔬菜店里，杂货店里和肉店里去讲价钱，去挨骂。极力一个铜元一个铜元地去防护她那点可怜的零钱。她变成强健粗硬而且耐苦的夫妇人了。
虽然有时候她会回想从前的那个晚会，那个跳舞会，在那里她当时是那样地美貌，那样地快活，十年后的玛蒂尔达粗俗不堪，不修边幅。她消磨了梦想，或者说是幻想，蜕变成了生活本身，回归到了现实之中。
她会在街上豪华的香榭丽舍大街，重新遇到自己的朋友，只是因为兜个圈子去调剂一周之中的日常劳作，此时的玛蒂尔达不需要礼服，不需要首饰，相信在她向朋友诉说自己努力还债的十年时，她心中还是充满了骄傲。
她为了自己一个错误选择而一直在修正着，她为了弥补自己的过失从来没有逃避过责任，但是当她知道项链的真相，从前默默努力、勤勤恳恳的十年完全变成了一场无用功。
那失去了的青春和美貌根本毫无意义，莫泊桑用了一个极具震撼力的否定回答，击碎了玛蒂尔达半生的信念，毁掉了玛蒂尔达行为的一切价值。从前有多努力，结局就有多讽刺。
将这种思维延伸开来，我们或许在无形中也戴上了某种“项链”吧。想想我们的房贷，车贷亦或是一些被自己称之为所谓“梦想”的东西，为了偿还这个“项链”拼上了所有的“信念”和“坚持”，不断地给自己加油打气。
也许也是在进行了一场毫无意义的奋斗和努力。或许只有时间到了才能给我们最后的答案吧。莫泊桑要揭露的就是一个虚假繁荣的金钱时代下的社会必然性，而不是玛蒂尔达个人性格缺陷，导致的偶然不幸。
在《我的叔叔于勒》这本书的情节里，悲剧更是双重的。
首先，于勒始终是菲利普一家孤悬海外的一个希望，是这个穷困家庭为自己设想出来的，聊以自慰的美好梦想。菲利普一家过着无比窘迫的生活，却在每个周日穿戴整整齐齐，去眺望载着于勒叔叔的大海船。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于勒的存在象征着社会底层小人物无可奈何下的希望。是希望，但无法实现，因为一碰就破，这就是第一重悲剧所在。
小人物的悲哀在于理想和现实之间存在着永远无法填充的沟壑。莫泊桑戏剧性地安排了于勒，按照菲利普一家的设想搭上了返乡的大船，但是却没有带回想象之中理应存在的财富。
我们猜中了开头，却猜不着这结局。莫泊桑作为主导者，亲手把那仅存的希望无情地扼杀。我们回看故事的背景，一家之主菲利普并不是偷奸耍滑的社会蛀虫，相反他会在办公室工作到很晚，也会为了女儿的婚事努力地装扮经营。菲利普的妻子在衣食住行上也是极度的节俭，不愿意浪费一分钱。
可即便如此克勤克俭，兢兢业业的生活也让这对夫妇处于社会最底层。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用“虚荣”，或者是“绝情”之类的措辞去单方面指责这个家庭。只是当时的这个社会环境造成了这个无法逆转的悲剧，让人们失去了人性，成为了麻木不仁的一份子。
第二重悲剧，就是于勒叔叔自己，他曾经败家鬼混，不学无术。在到达美洲之后，迅速地赚了大钱，他的愿望也仅仅是赚更多的钱，荣归故里，衣锦还乡，帮助家人。
可见，于勒还是很看重亲情的，但是当于勒再次失去了金钱，他感到了羞愧，他明明随时可以回到岸上，继续依赖哥哥，当一个吸血的蛀虫。他却选择了流浪大海，自食其力，因为他羞于面对自己的家人，他对家人保持着最后的温情和善良，而收获的却是家人的抛弃。
多重的社会现实让善良和亲情被彻底蒙蔽，成为一种司空见惯的冷漠。莫泊桑完成了这无比致命的结尾。
在《索瓦热老婆婆》《羊脂球》，还有《菲菲小姐》《两个朋友》等等作品中，莫泊桑都用了“现实主义”的手法，完善着自己“悲观主义”的主题思想，他的每个结局都能引发读者久久不能释怀的意难平。
但是需要强调的是，莫泊桑的这种悲观并不是“消极主义”，更不是他对于人性的完全绝望使然，他更像是一个白描社会现实的记录者。把自己看到的，听到的这些悲情现实，通过文字反映出来，然后又镀上一种自己的无比慈悲的悲悯。
他通过悲观主义的手法，希望更多的人远离那些悲剧，这就是莫泊桑追寻的文字背后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