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1日下午2点多，新加坡。一名女子晕倒在金文泰商场地上，由于她戴着口罩，所以旁边的人都不敢靠近，商场管理员也交待保安和其他人不要靠近，事情被人拍下来后，传上网后引发争议。见光于社交媒体，并像很多良知事件一样被放在情绪的显微镜下。同样是倒地、碾压、冷漠、无视、死亡。
人们很容易想起河南驻马店“女子斑马线被撞遭二次碾压”
人们很容易想起佛山“小悦悦事件”。
“看客”一词最早出自鲁迅的《呐喊》自序，指旁观者。
我们的生活中少不了看客，各种事件中总缺不了旁观者，看客似乎可憎，颇让人有怨言，以至于梁启超先生曾言：
「天下最可厌可憎可鄙之人，莫过于旁观者。」
如今科技使海量信息呈爆炸式传播。每天刷微博、微信都会主动被动地遭遇突发事件和热点新闻的轰击。然而这一切与正在敲击键盘的“我”基本无关，至少“我”是安全的。
鲁迅笔下冷漠的看客，每个人都是局中人，你靠我我靠你的思想只能最后酿成悲剧。
1964年3月13日凌晨3点15分，纽约，28岁的女子吉蒂·吉诺维斯(Kitty Genovese)在自己的住所附近被一个持刀歹徒袭击，整个过程持续了35分钟，由于引起了女子的邻居的注意，凶手一度逃离，但在十分钟后又折返继续行凶，最后把她强奸并杀死。后据《纽约时报》报道，有37个邻居目睹袭击并听到女子的呼救声，但无一人出手相助或报警。
报道一出，引起了美国社会的广泛关注，人们都开始议论起社会的冷漠。美国心理学家约翰·巴利和比博·拉塔内针提出了“旁观者效应” （Bystander Effect）这一理论。
人们看到处于紧急状态情境中的陌生人，没有做出救援的选择，不是因为他们没有人性，而是因为其他人在场让他们降低了自己的责任意识，从而放弃援救动机，这就是“旁观者效应”（又称责任分散效应）。
实质就是人多不负责，责任不落实。当一群人有着共同的责任时，单个人去帮助人的动机就会减少。
也就是说，因为有其他人在现场，让我们的心理产生了微妙的变化，从而更少做出助人的行为。此时，我们可能会想：
「别人会管的，我就不需要管了。”（削弱作用）」
「别人能管，我为什么要管？”（抑制作用）」
「别人都没管，显然事情没有那么糟糕！”（误导作用）」
就算有人责难这种不作为，这些谴责也会由大家集体承担。
在实验中，学者发现，独自面对一位摔倒受伤的女性时， 70% 的人们会选择上前帮助或打电话求助；而在多人在场的情况下，只有 40% 的人提供了帮助。
学者认为，面对不良事件，人们往往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这时，围观者可能会相互观察，以寻求他人的指导。当发现身边的人也没有反应时，就会误以为情况并没有那么严重，受害者不需要他人出手帮助。
「其他人都没去帮忙，看来这事儿不严重。我还是随大流吧」
但我们不能忽略的一个事实是，普通人一生中能碰上不良事件的几率其实很低。
因此，当碰到突发的、超出日常情况的不良事件时，人会处于“无知”的状态，说直白点就是反应不过来自己该干嘛。
这时候，群体的影响会被进一步放大。
对陌生人不熟悉、不知道该怎么办，勉强算解释过去了。
但是很多时候，受害者并不是陌生人，围观者和受害者是认识的。
按照我们普通的理解，不帮熟人应该会在内心感到道德压力。
为什么有这些压力，依然不出手帮忙呢？
事实上，群体不仅抑制围观者的救助意愿，有时还能改变个体的认知。
人们可能会有这样的想法：
「好像所有人都觉得这样做没什么，我不能表现得不舒服，这样会显得我很 奇怪」
在心理学上，这是 多数无知（pluralistic ignorance）的一种表现。
多数无知，指的是人们总误以为自己与群体中其他人想法不同，从而隐藏起自己的真实意见。这导致了一个结果：大家最终都做了实际上没有人想做的事情。
举个例子：
「课堂上老师问还有没有什么问题，你有一个地方没有听懂，但是你发现教室里没有人举手，好像所有人都听懂了，你只好把心里的疑惑按下去。实际上，其他人跟你一样，都有听不懂的地方，却以为所有人都听懂了」
人类是社会性的动物，期待被群体接纳，以至于当发现自己的观点和那些喊得最响亮的声音不同时，往往会把内心隐藏起来，让自己的行为与群体靠拢。
这个过程甚至可以是无意识的，人类要比自以为的更趋从群体的行为。
很多心理学实验都发现——无论是目测纸条的长度还是评价红酒的品质，人们自然地认同多数人的判断。
但那些所谓的多数人判断并不是真实的被试数据，只是实验者的圈套而已。
传播学上有一个著名理论“沉默的螺旋”：
人们发表观点会受到意见气候的影响，当察觉到自己的观点无人支持时，为了避免孤立，会选择一直沉默下去。
而心理学告诉我们，人们感知到的“意见气候”，可能从一开始就是假的。
那么，60年后，在这个生活被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统治的时代，社会中的旁观者效应又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
尽管人们一直在研究这个现象，但它在当下依然是个普遍性的问题。与过去不同的是，比起从背后听见一声惨叫，我们更有可能坐在屏幕前面见证事情的发生。
各大社交平台实际上提供了许多可容纳成千上万人的公共房间，而这使得责任分摊变得更彻底了。
“其他那39个正在看的人，肯定早就报警了，对吧？”
英剧《黑镜》中有一集叫《白熊公园》，讲的是无数遍的让用手机拍摄下小女孩被虐杀的一名罪犯遭受到同样的“被人猎杀的绝望”。也无数遍的让“体验正义”的游客通过手机围观，“狂热地围观其受虐的过程，甚至享受她的痛苦”。看似代表正义的围观审判者如何可以与杀人犯同样残忍。
在电子化的时代里，我们的屏幕保护了我们，使我们不用面对个人责任，因而使我们在责任面前变得更加被动。
科技一直在我们的生活中不断普及，而对于像Kitty谋杀案这样可怕的案件，情况也一直在改变。但不幸的是，社交媒体的力量使得我们更不愿意去帮助他人了。意识到这一点，是我们改变的第一步。
美国社会心理学教授伯克利建议，如果你是旁观者，发现情况模棱两可，一定要忍住观望别人的本能冲动，如果你认为有人可能需要帮助，就应果断采取行动。
如果你不幸成为受害者，需要别人帮忙，请让周围的人明确这是紧急状况，主动恳求旁观者中具体的某个人帮忙，带动其他人帮忙。
所以，下次当你在网上看到某人需要帮助时，花一点时间多想一想，而不是直接去看下一个热点信息。毕竟，在你遇到危险时，你一定希望某个人可以伸出援手来帮助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