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山往事|教父张旋龙成长史

1972年,泉州人张铠卿连续赶了几天的路,终于看到了郁郁葱葱的狮子山。

霓虹初上,在被称作“东方小巴黎”的天堂。他徘徊在石塘咀的人流中,消失在湾仔跑马地的茫茫夜色里。

他此行本是要来继承母亲遗产。可到香港后,他才知道所谓遗产也不过是几件破旧家具和过时衣衫。

皇后大道旁,高楼大厦的玻璃上闪耀着金色的梦,西装笔挺的绅士们鱼贯而入。

张铠卿顺着大厦向上望去,金光刺眼。头顶的一方天地早已被框定,宛若井口。

他开始在鱼虫市场养金鱼和鳗鱼,在九龙摆摊卖喇叭裤。暮鼓晨钟,他努力寻找着那个福建闲适小城中的自己。

只是世事如急流。他离家时的信誓旦旦慢慢淹没在铜锣湾日复一日的叫卖声中。

1978年,22岁的张旋龙正在泉州校办工厂里生产教学仪器。泉州是侨乡,来来往往的人带来大千世界里层出不穷的美好故事。

他听人讲起香港之梦。大学的大学生在维多利亚海湾搂着港妹吹海风,勤劳果敢的客家人在九龙打出一片天地,短短数年,衣锦还乡。

外面的世界如钩,拖拽着他狂奔。他决定去香港读大学,投奔早已在香港扎根六年的父亲——张铠卿。

午夜12点,张旋龙在香港的叔叔家等来了一身疲惫的父亲。眼前的父亲头发毛糙,一脸风尘。

父亲领着他来到一间破旧的小屋,这间小屋不足10平方。一眼望去,除了床就只能放下电饭煲和收音机。过去的几年间,他白天为生计奔波,夜晚独自委身于此。

来到香港的第一个夜晚,他辗转反侧,身旁的父亲早已酣然入睡。

他枕着香港咸湿的海风,在维多利亚港湾轮船悠长的汽笛声中。他知道自己的大学梦破灭了。

第二天一起床,张旋龙就跑到亲戚的皮箱厂上工。他深知在香港获得尊重的前提是要先活下去。

他总结出在香港生存的三个要点:第一要学会赚钱,第二要学会打扮自己,第三是做对的事情。

1979年,张旋龙弟弟张小龙从捡来的一份《成报》上看到一则招聘“招导游,一月一万”,当时张旋龙白天在工厂上班,晚上到夜校读英文。

张小龙对张旋龙说:“哥,你会英文、福建话、广东话,你可以去试一下。”

张旋龙做导游两年,跟巴士司机和商店老板,都是先朋友,再生意。哪怕是竞争对手,他也努力成为朋友。

就像打德扑,他很清楚自己的底牌是什么,他也想知道别人的底牌。

七十年代的香港,廉政公署尚未成立。在那个警察与黑帮沆瀣一气的年代,普通人的命运只能如失重的浮萍般沉沦。

1978年,对岸吹起一阵春风,时代的故事从此转弯。个体的命运在潮水涌动间随着浪花起伏。

张铠卿的父母是毛里求斯的华侨,在那个遥远的南印度洋国度,至今仍生活着他不少族亲。

收音机、唱片、雪茄。每次回到香港,他们都会带来最新的西方文明成果。

在那个躁动的年代,金色的香港好奇地望着对岸的世界。张铠卿躁动的心,也无法按捺,他想搞一个东西——“巴黎统筹委员会协议”限制的违禁品芯片。

1952年,铁幕升起。西方世界在巴黎开会,决定对社会主义的东方实施禁运。芯片作为4号禁单的重点项目,列入严格管制序列。

80年代,有记者去日本参加博览会。西方国家的展台上是新式冰箱、新式摩托、新式电视。中国的展台上则是唐宋风格的蜀绣、明清味道的瓷器。有外国人评价,中国人一直活在过去。

张铠卿想做东方的普罗米修斯。他带芯片回国卖给株洲电子研究所。

1978年,在香港闯荡了6年的张铠卿开办了自己的公司。名字早已想好:

金山

这个名字是张铠卿“铠”字所拆。表达了一个普通客家人在香港摸爬滚打这么多年的朴素愿望。

想要金山银山的张铠卿很快便为国家的科技事业做起了专职的“代购”。

1984年,一辆挂着总参车牌的苏联汽车驶进了中关村,司机一身翠绿军装。汽车慢悠悠地行驶在科颐路上,戴着墨镜的张旋龙坐在副驾驶上,放眼望去道旁尽是绿油油的麦田。

接力棒已经交接。在此刻,金山张旋龙即将开始谱写他“中关村教父”的生涯。

他嗅觉灵敏,察觉到时代的风气从一河之隔的深圳,由南向北席卷整个中国。

他开始频繁前往内地,当他踏上中关村土地的一刹那。他知道,这里吹来的风,散发着钞票的味道。

只有几十人的金山,在中关村人看来是家大公司,挂着总参军牌的苏联汽车更是中关村畅通无阻的拍照。它能和国家部委做生意,帮部委和科研院所做进出口贸易。

张旋龙在中关村的第一站是四通,万家父子的大本营。

他和万家父子第一次接触,就发现四通不是一般的国家公司。他们会将金山发给他们的IBM机器拆开,看看硬盘是什么牌子,零部件是不是假的。而以前卖给国家单位,货发过去了就能收到钱。

张旋龙觉得四通这些人很厉害。

他一头跟着国家部委做生意,一头又开始跟四通合作。他们经常在一起来往,只要国家部委的人一进中关村,他们就讲:鬼子进村了。而国家部委这边也把中关村称作“骗子一条街”

一天晚上,张旋龙去四通。看到办公室的灯还亮着,几个人围坐在一台电脑旁。他走近一看,电脑启动时的“金山汉卡”四个大字被换成了“四通汉卡”,而且还加了几个其他的汉字,字体也比以前漂亮。

张旋龙问这是谁做的,别人讲这是我们这一个搞电脑的,叫求伯君。

张旋龙第一次见求伯君的时候,他很腼腆,不怎么讲话,一说话就咽口水。聊了一会熟络后,求伯君给他演示电脑,看张旋龙不会操作。就直接对张旋龙讲:这个技术你不懂嘛。

1988年,求伯君患了肝炎,四通为他付了不少医药费。一天,万家父子对张旋龙讲求伯君给你吧,这个人还是挺厉害的。

张旋龙很高兴,他知道求伯君的价值,他想投资他。

求伯君来金山第一件事就是要开发兼容四通2401打字机的汉卡。张旋龙为求伯君在深圳蔡屋酒店定了501房间开发汉卡,同时还开始为他治疗肝病。

求伯君开始没日没夜地干,医生告诉他再这样下去的话,会死掉。张旋龙劝求伯君劳逸结合,可他置若罔闻。短短几个月,肝炎复发了三次。每次住院,求伯君就把电脑搬到病房继续写代码。

1992年,香港金山被合并进了香港方正。张旋龙的家人听说金山从此要消失了,一开始有些接受不了,张旋龙说服了他们。因为他看好北大,看好王选,更看好国运。

香港金山与方正合并后,在香港成功上市,他却在股东会上将求伯君搁置在合并之外。

敲完钟后,张旋龙跟求伯君告别。

“你在珠海新成立一个金山,我给你一半股权,珠海的房子你随便用,钱我也给你。只要你想做,我就支持你。你不想做,你也告诉我,我给你饭吃。”

求伯君跑到珠海,重建金山。

张旋龙后来将自己的另一半股份分给了很多求伯君的手下,香港金山并入方正后,求伯君接过金山的品牌。张旋龙得到了方正,还没有丢掉金山。

有一次,一批货物在海关出了事。

张旋龙和伙伴紧急赶往天津,他的同事很紧张,不停地抽烟。对方指着他的鼻子说这里不能抽烟,张旋龙安慰了一下他的同事,让他先回去,自己跟对方谈。

他当年走南闯北,结识了不少庙堂的人。谈到最后,张旋龙坐在椅子上开始抽雪茄,对方在旁边帮忙点烟。

1999年1月,香港铜锣湾,张旋龙一杯接一杯地喝酒。从9点到11点半,他在等一个人—HP中国区副总裁李汉生。

张旋龙第一次见到李汉生是在建行卖Super PC的时候,那时候他的竞争对手就是卖HP的李汉生。

方正想变成一个国际化的公司,需要招揽一些国际化人才。集团董事会开会时,有一次开玩笑,问张旋龙能不能找一个国际化的管理人才,像联想的杨元庆。

张旋龙笑着说那不行,柳传志是我的好朋友,我挖他的人不得了。

有一次他跟杨元庆聊天时,杨元庆推荐了李汉生。他是杨元庆的师傅,教了他很多管理上的东西,甚至高尔夫球也是李汉生教给他的。

午夜时分,李汉生终于到了,张旋龙已经喝了不少酒。张旋龙看着他,开门见山地讲,你有没有想过来方正?

李汉生吓了一跳,随即淡定下来,看着张旋龙讲:“我很贵的,怕北大没钱,请不起。”

李汉生此时是惠普中国公司的副总裁,一方面上升的空间有限,另外在国际化公司中的角色一直是战略执行者,而方正想请的是战略的制定者和公司现代化改造的设计者,这个机会不是谁都能有的。

三个月后,李汉生到方正就任方正电子公司的总裁和方正控股公司的副总裁。

时光步入21世纪,互联网泡沫飞起。在香港的张旋龙成为了一帮实业大佬的座上宾。他们纷纷给张旋龙打电话,请他吃饭,坐游艇。他们觉得张旋龙是搞计算机的,是科技龙头。

张旋龙讲,你们干嘛?我不懂技术啊。这么一说,找他的人就更多了,他们不相信一个跟方正、四通、联想和金山都有密切关系的人会不厉害。

张旋龙带着李汉生去了美国,去游说雅虎。杨致远和李汉生聊得很开心,他们大谈特谈事业和家庭。最后两人一拍大腿达成共识:一个男人,仅事业成功,家庭不成功,算不上成功。

2000年5月17日,方正控股与雅虎、香港郭氏兄弟新鸿宾集团旗下的新意网共同收购香港上市公司荣文科技,改名方正数码。

方正收购荣文时,它已停牌,股价只有1.2港币。收购完成后,通过配发新股,总共在股市圈到3亿港币的现金。

在整个股市运作中,方正控股以股权置换的形式,将全资子公司方正数码注入荣文科技,作价4.3亿多港币,占到了39.62%的股权。而方正数码仅仅花了不到2000万人民币。

张旋龙一招妙手,在互联网泡沫破碎之前,让方正仅花了2000多万人民币就在香港搞到了一个控股的主板上市公司。

当时有媒体讲,张旋龙一个不漏地把握住了四通、方正、联想。分别在它们最鼎盛的时期,与他们合作。

有人问张旋龙如何料事如神,他沉吟半刻说:风水轮流转。

张旋龙混迹江湖多年,依然是性情中人。性情中人眼里没有对错,只有朋友。但他也是一个职业的商人,兼具理性的头脑和火热的内心。

刚来中关村时,张旋龙跟七八个朋友吃什锦火锅,六块钱的二锅头一人一瓶。二锅头吹完了就把所有菜倒进火锅里,几个人一口气全部吃完。泉州人张旋龙以前不吃羊肉,中关村的北京人告诉他,北京燥,羊肉大补。

在中关村,你可以从很多人嘴里听到“我朋友张旋龙”。张旋龙使人需要,并使人高兴。他掌握着对方需要的东西——价值。

他1984年进入中关村,不办公司,只谈合作,不做企业家,只做商人。与中关村各色人等,关系千重。

他做生意的准则是要让大家高兴,本来是六四分,做着做着就变了四六。他觉得对方占了便宜肯定还来找他,他的算法是两个四六比一个六成要多。

他深藏幕后,却处于时代的风口浪尖;他孑然一身,却与各路豪杰惺惺相惜;他身份显赫,却身处顶峰时激流勇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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