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转折点
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也是一个造化弄人的时代。在一系列复仇、夺权和浑水摸鱼的事业背后，是一场新制度与旧制度的斗争，新算法与旧算法的斗争。
在当时，通过一场大革命来推翻一个新兴的统一帝国，恢复到诸王分治的旧制度，这几乎是天下人共同的愿景。在这样一种旧制度与大革命的纠缠里，前者似乎暴风骤雨般地吞噬了后者，而这成功却来得太短暂，被种种回忆所辛苦镀金出来的旧制度，竟然在转眼之间凋谢、干枯、飘散，任由失败者的幽灵李代桃僵，成为最后的赢家，从此“百代都行秦政法”。
这是一场奇异的转变，是整个古代中国历史当中最关键的一个转折点，从此决定出中国社会的走向必将与西方世界判然二途。
所以，我们理解中国，最着力要去理解的，正是这一段的历史。
在方法论的意义上，进入《熊逸讲透资治通鉴3》之前，我最想跟你分享的是一部书和一个人：书是钱穆先生的《庄老通辨》，人是赵国名将李齐。我猜，这本书和这个人，你都相当陌生。
这一本书和一个人，会不断提醒我们，哪怕再合情合理、无可辩驳的推论，也只是推论，并不等于史实；在古代史的领域里，哪怕全部的已知条件尽在我手，我们仍然会错失一些其实不可或缺的事物，以至于我们所以为的全景、全貌，不过是盲人摸象或者管中窥豹而已。
一部书：《庄老通辨》
《庄老通辨》，是钱穆先生从1923年到1957年间的一系列论文，论述《老子》的成书甚至晚于《庄子·内篇》。这样的结论虽然特别颠覆常识，但以钱穆先生的学术功底，考据做得细腻而典雅，汪洋而雄辩，很难不让读者服气。
但是，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村发掘战国楚墓，800多枚竹简重见天日，《老子》一书赫然在列，虽然它的内容和传世本有不小的差异，但显然已经可以铁证如山地推翻《庄老通辨》的结论了。
华夏古史，总有一种“烟波微茫信难求”的感觉，我们虽然并不该被那些太过有限的史料，制约住磅礴汹涌的想象，否则就会彻底扼杀了读史的趣味性和启发性。但审慎的理智也有必要时常这样来提醒我们：基于史料的推测并不等于史实本身。一切推测，哪怕看上去已经足以取信于人，但也仅仅是推测而已，随时都有可能被将来新出土的材料颠覆。
《资治通鉴》梳理秦汉之际的这段历史，最主要的剪裁对象就是《史记》和《汉书》。
严格来说，连《汉书》的相关记载也往往只能算是二手材料，史源依然是那一部《史记》。
今天我们虽然有若干新出土的材料是司马光所未见的，但我们能够参照的典籍，并不比司马光当时所能参照的多出几许。这就意味着，有很多《史记》没讲清楚的问题，《资治通鉴》照样讲不清楚。
今天我们也只能破解其中很少数的谜题，而对于绝大多数难解的事件，要么只能疑者传疑，悬置不论，要么就仅凭过于有限的史料，做出尽可能合乎情理但显然凭据不足的推测。
但是古史材料的有限性，也会带给我们一种很踏实的感觉，因为全部材料都可以尽收眼底，每一位读者在最大限度上可以获取的，其实都是同样数量的已知条件，而如何组合这些已知条件，如何从中做出自己的理解，形成对自己有益的启发，这一切，各凭造化。
不像明清以后的历史，史料多到了浩如烟海的程度，还要横跨多种语言、多种立场、多种维度。而如果踏入近现代史的阶段，那就更要苦等不同国家所设置的档案解密的遥远期限了。于是不要说普通读者，即便是专业学者，往往也只能给自己框定一个狭窄的范围，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
从这层意义来说，真的很庆幸《资治通鉴》果断结束在五代十国的年景。
一个人：名将李齐
至于李齐。你很可能从没听说过这个名字。我相信，即便是很熟悉这段历史的人，大概率上也记不起李齐是何许人也。
这一点都不奇怪，因为李齐的名字和事迹，从秦亡到汉兴的历史书写当中从来不曾出现，直到汉朝经历了好几任的执政者，到了汉文帝出场的时候，才从汉文帝的口中，转述出了关于李齐的一点点久远的传说。
这段内容，出自《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主角是冯唐，说冯唐的祖父是赵国人，父亲迁居代郡，等到汉朝兴起之后，全家再次搬迁，迁到了长安附近的安陵县。冯唐以孝道著称于当时，进入宫廷做官，侍奉汉文帝。
汉文帝初次见到冯唐，攀谈了几句，发现彼此还能论得上半个老乡。汉文帝当初做皇子的时候，被封为代王，封地正好就是冯唐的老家。
老乡见老乡，汉文帝触绪伤怀，回忆当年做代王的时候，有一名侍奉自己饮食的官员，名叫高袪，当地人。高袪每每向自己讲述，当年赵国将军李齐在巨鹿城的英勇战绩，让汉文帝心荡神驰，以至于如今虽然离开了代郡，入驻首都长安当了皇帝，但一到吃饭的时候，就会想起李齐在巨鹿之战当中的英姿伟貌。汉文帝向冯唐打听：“您也了解这位家乡的英雄吗？”
冯唐答道：“作为将领，李齐其实比不上廉颇和李牧。”
廉颇和李牧都是我们很熟悉的战国后期的赵国名将，据冯唐说，自己的祖父曾在赵国为将，和李牧很有交情；父亲做过代相，和李齐很有交情，所以很了解他们的为人。接下来的话题就转到廉颇和李牧身上了，冯唐不知道讲了多少，总之是让汉文帝听得心荡神驰，把李齐忘在一边了。
所有史料当中，关于李齐的全部记载，就只有这么一点内容。推算起来，这位李齐并不是战国年间的赵国将领，而是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之后，赵国的复国运动当中效力于赵王歇的赵国将领。而他发挥出色表现，让高袪津津乐道的那一场大战，就是秦汉之际鼎鼎大名的巨鹿之战。
但今天我们了解的巨鹿之战，最耀眼处就只有项羽的破釜沉舟，然后就是与项羽形成鲜明反差的诸侯军队作壁上观。而在赵国阵营里，除了赵王歇和张耳苦守巨鹿城之外，就是陈馀和张耳之子张敖在巨鹿城外的安全地带，和诸侯援军一道作壁上观了。
如果这些记载通通属实，那么李齐应当就在巨鹿城内，在弹尽粮绝的处境下，抵抗着秦军几十万重兵的围攻。但李齐的守城之战到底是怎么打的，到底发生过怎样可歌可泣的事迹，以至于使高袪推崇备至，我们已经全然不得而知了。
如此一位大有资格“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英雄人物，如果不是因为高袪的只言片语，就会从历史上彻底隐身。这就是古代史，我们的所有已知条件通通加起来，也只是少数历史人物残缺不全且不可避免地饱含着偏见的回忆，和历史档案被简化到了失去灵魂的粗略记载而已。
假如当时反秦事业的赢家是赵国而不是楚国，假如建立汉朝的刘邦是赵国一系而不是楚国一系，假如高袪担任史官，或者和司马迁有过深度的人生交集，那么李齐的事迹就很有可能会被大书特书，巨鹿之战也很可能会有另外一番面貌吧。
但假设既然只是假设，结论自然也只是幻想。
不知道还有多少人像李齐那样，被历史记忆边缘化，轰轰烈烈的人生消隐于所有人的视野之外。不知道还有多少太值得被历史记住的人，最终却被历史选择了忘怀。
以上，一部书，钱穆先生的《庄老通辩》；一个人，赵将李齐，在方法论的意义上值得铭记。
但是，难道这不正是历史学最深刻的魅力所在吗——在审慎与豁达之间，在主观与客观之间，在文字与想象之间，在血脉与超然之间，在科学性与诗性之间。
所以，我很想借用叶芝的一句诗作为这个发刊词的收尾：“山坡的青草/只会留下/野兔躺过的压痕”。
Because the mountain grass,
Cannot but keep the form,
Where the mountain hare has la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