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近塞大创：李牧大破匈奴的经典战略
李白《古风》：“不见征戍儿，岂知关山苦。李牧今不在，边人饲豺虎。”战国名将李牧大破匈奴的事迹令日后无数在草原文明与农耕文明的长期冲突中渴望建功立业的男儿心驰神往。在《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中有关李牧生平的记载共644字，其中有关李牧大破匈奴的记载就高达406字，占李牧传记63%的篇幅，显然在司马迁心目中大破匈奴是李牧人生中最具光彩的片段（附录1）。
司马迁对于李牧大破匈奴的描述相当传神，李牧的坚忍和谋略跃然纸上，而李牧以区区赵国边区的力量却取得了后世大一统王朝都难以企及的战果令深悉汉武帝征伐匈奴之艰难的司马迁击节赞叹。令后世推崇李牧的不仅是他的战果，更是他击破匈奴战略的“经济”。自从战国七雄中的秦赵燕向北扩张，中原的农耕文明与发端于北方草原的游牧文明直接接触，由此拉开了两千年多年农耕文明与游牧渔猎文明互动的序幕。游牧文明的属性使得其在经济资源和人口基数上完全无法与农耕文明相比，汉初为刘邦设计和亲政策的刘敬就指出匈奴“贪汉重币”而叛逃匈奴的汉朝宦官中行说承认“匈奴人众不能当汉之一郡”，然而游牧民族在与农耕民族的较量中却具有两项内在的战略优势：第一是草原缺乏吸引农耕民族开拓的动力，尽管在草原与农耕的交界地带可农可牧，但是广袤的蒙古草原不适宜农作，汉朝大臣们普遍认同“得匈奴地，泽卤，非可居”的观点，这意味着无论农耕文明具备多么强大的武力都很难彻底吞并北方的邻居，汉武帝、唐太宗和明太祖虽然都曾经威震草原，但都无法实现胡汉一家的梦想；第二是游牧民族全民皆兵的骑兵机动优势，这使得游牧民族在强有力的领袖调度下可以发挥出远超其人数的战略优势，骑兵的机动性使得游牧民族可以在局部战场形成数量优势，比如刘邦曾在山西大同东北的白登山被匈奴四十万骑兵围困，骑兵的机动性使得游牧民族可以在漫长的边界线上自主选择侵入的地点，迫使农耕民族在漫长的边界线上被动地以庞大兵力处处设防、顾此失彼，骑兵的机动性使得游牧民族可以自主选择战机，“见敌则逐利，如鸟之集；其困败，则瓦解云散矣”，农耕民族没有做好防御准备时游牧民族骑兵会乘虚而入，而当农耕民族做好决战准备时游牧民族骑兵则扬长而去。
汉文帝时代的战略家晁错在比较匈奴和汉朝军队的战术特点时认为“匈奴之长技三，中国之长技五”（附录2），然而同时他也承认“今胡人数转牧、行猎于塞下，以候备塞之卒，卒少则入。陛下不救，则边民绝望而有降敌之心；救之，少发则不足，多发，远县才至，则胡又已去。聚而不罢，为费甚大；罢之，则胡复入。如此连年，则中国贫苦而民不安矣”（附录3）。匈奴骑兵大兵团拥有的机动性战略优势使得列阵会战时汉朝军队拥有的战术优势无从发挥。汉文帝时代，匈奴并不满足于和亲政策输送而来的财物，从西起宁夏东至辽宁的漫长边界线上频频南下劫掠，而汉朝反击匈奴的大军总是望着匈奴骑兵北归的背影无功而返。
李牧谋略的出众之处在于通过持续多年的示弱欺敌李牧将匈奴的骑兵大兵团诱入了自己预设的战场，不仅在心理上造成奇袭的效果，更使得匈奴骑兵兵团在李牧预设的战场上无从发挥机动性优势而在不利的条件下被迫与李牧的军团会战，在会战中李牧重创了人口基数较少的匈奴军队，从而使得匈奴元气大伤以至于很久无力牧马南下。李牧的战略不是深入草原搜寻匈奴主力而是引诱匈奴主力南下接近自己再大创之，可算是农耕民族对抗游牧民族最“经济”的战略。难怪焦心于匈奴南侵的汉文帝会感慨：“嗟乎，吾独不得廉颇、李牧为将！吾岂忧匈奴哉！”。
]2. 马邑之围：复制李牧式胜利的认真尝试
然而，既然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之间二千年的冲突此时刚刚拉开帷幕，那么为何李牧的谋略竟成了历史的绝唱？为何李牧之后的无数谋臣猛将都无法复制李牧的战略而取得类似的功绩？其实，汉武帝时代的谋臣猛将们曾经有过一次复制李牧式胜利的认真尝试。公元前134年，雁门郡马邑城（山西朔州市）的豪强聂壹向时任大行（外籍官民接待总监）的王恢建议利用匈奴与汉朝之间的和亲态势引诱匈奴主力南下而围歼之，这项建议通过王恢引起了朝堂之上的争论。景帝时代的宿将韩安国反对贸然与匈奴彻底决裂，指出发动大军深入草原捕捉匈奴主力的危险和负担，然而王恢却借此占据了辩论的上风，因为王恢围歼匈奴主力的谋划是复制李牧“经济”的战略，即“今言击之者，固非发而深入也；将顺因单于之欲，诱而致之边，吾选枭骑、壮士阴伏而处以为之备，审遮险阻以为其戒。吾势已定，或营其左，或营其右，或当其前，或绝其后，单于可禽，百全必取。”于是，王恢的方案被汉武帝批准，史称马邑之谋。
在汉武帝和王恢看来，复制李牧式的胜利具备相当的条件：首先，汉初以来汉朝与匈奴之间的和亲虽然没有杜绝匈奴的南下劫掠，但也没有使两个政权处于全面对抗的状态，李牧通过多年的示弱欺敌令匈奴放松警惕而大举南下，而汉朝可以利用和亲维持的表面和平诱使贪图虏获的匈奴单于南下；其次，预设的战场马邑城即今日的山西朔州市，北、西、南三面环山，山势较高，中间是桑乾河域冲积平原，是埋伏大军围猎匈奴骑兵大兵团的理想地点；最后，李牧不过以赵国北部边区的力量就能大破匈奴，而汉武帝却可以动员全国的力量于一隅。
公元前133年，汉朝以韩安国为总大将，合四员大将（御史大夫韩安国为护军将军，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太仆公孙贺为轻车将军，大行王恢为将屯将军，太中大夫李息为材官将军）所属三十余万人（一说二十余万人）埋伏于马邑城周围的山谷之中，约定匈奴单于一进马邑城即起兵围攻。长期游走在匈奴与汉朝之间的聂壹假装逃亡匈奴，以进献马邑城为诱饵说动匈奴军臣单于大举南侵。于是，匈奴单于以十万骑兵从山西左云县入塞，眼看即将踏入汉军在马邑城外群山中设下的口袋阵。此时，偶然性和汉武帝和王恢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原本对于一路顺风顺水就颇感狐疑的匈奴单于抓获了一名汉朝低级军官，这个“舌头”向匈奴单于透露了汉军在马邑设围的惊天秘密，匈奴骑兵立刻如潮水般北撤。坐等匈奴上钩的汉朝大军一时不知所措，原本计划截断匈奴大军后路的王恢不敢独自出击，为一场史无前例的围猎所进行的准备付之东流，马邑之围以雷声大雨点小的郁闷结局收场。
3. ”山寨”李牧：近塞大创竟成战略绝响
表面上看王恢谋划的马邑之围与李牧指挥的大破匈奴只差一点运气，如果没有那名低级军官的招供，王恢或许可以创造超越李牧的功绩。然而，仔细审视之下，无需事后诸葛亮就可以看出王恢的马邑之围是对李牧破匈奴的粗糙“山寨”：首先，李牧合军师和主帅为一体，始终主导着对匈奴的谋略和军事，心手合一，而王恢是军师但并非主帅，他所提出的马邑之谋却由反对该谋略的韩安国为主帅来执行，心手不一；其次，李牧统帅的是其熟悉的赵国本土边军，指挥起来得心应手，而韩安国指挥的则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客军，分据一面而守株待兔成为必然的状态；最后，李牧的成功并不完全依赖运气，他可以选择自认为最有利的时机与匈奴决战，否则就继续坚壁清野的避战政策直到时机合适为止，而王恢的成败高度依赖运气，因为集全国兵力于一隅的马邑之围不会再有第二次，欺骗匈奴单于的伎俩也没有施展第二次的可能，偏偏运气没有站在王恢这边。李牧是忍辱负重伺机而动，王恢却是临时起意以求一逞，后者只是前者的”山寨”。
失去了运气的王恢成为马邑之围失败的罪责承担者，自尽于狱中。马邑之围后，汉朝与匈奴彻底决裂，汉武帝以李牧式的胜利重创匈奴的战略意图落空，这才有了之后卫青和霍去病以数十万大军“度幕”远征匈奴的壮举。
或许是因为马邑之围太过知名，且马邑之围的倡议者王恢的结局又很悲惨，马邑之围后两千多年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冲突中再没有复制李牧式胜利的尝试。马邑之围的失败使得中原王朝诱使游牧民族主力近塞在有利的地形和后勤条件下决战的设想成为绝唱。只有当游牧民族汗国与中原王朝接触的初期，在双方之间还没有积累起足够多的政治和军事经验时，李牧的谋略和马邑之围的谋划才有成功的可能性。毕竟，在漫长的北方边境线上，充分发挥轻骑兵的机动性忽集忽分、多路南下才是游牧民族袭扰中原内地的常态。马邑之围后，任何统一中国或者中国北方的王朝，即便其本身源自北方少数民族（如北魏、金和清），也只有通过沿着边境线屯驻军队和出动大军深入沙漠这两种耗费巨大的办法来遏制游牧民族南下，诱敌近塞大创之这种成本相对较低的战略再没有实施的空间。李牧大破匈奴遂成为令人神往的英雄传奇和谋略绝响。
附录1
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李牧者，赵之北边良将也。常居代雁门，备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输入莫府，为士卒费。日击数牛飨士，习射骑，谨烽火，多间谍，厚遇战士。为约曰：“匈奴即入盗，急入收保，有敢捕虏者斩。”匈奴每入，烽火谨，辄入收保，不敢战。如是数岁，亦不亡失。然匈奴以李牧为怯，虽赵边兵亦以为吾将怯。赵王让李牧，李牧如故。赵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将。
岁馀，匈奴每来，出战。出战，数不利，失亡多，边不得田畜。复请李牧。牧杜门不出，固称疾。赵王乃复彊起使将兵。牧曰：“王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许之。
李牧至，如故约。匈奴数岁无所得。终以为怯。边士日得赏赐而不用，皆原一战。於是乃具选车得千三百乘，选骑得万三千匹，百金之士五万人，彀者十万人，悉勒习战。大纵畜牧，人民满野。匈奴小入，详北不胜，以数千人委之。单于闻之，大率众来入。李牧多为奇陈，张左右翼击之，大破杀匈奴十馀万骑。灭襜褴，破东胡，降林胡，单于奔走。其後十馀岁，匈奴不敢近赵边城。
赵悼襄王元年，廉颇既亡入魏，赵使李牧攻燕，拔武遂、方城。居二年，庞暖破燕军，杀剧辛。後七年，秦破杀赵将扈辄於武遂，斩首十万。赵乃以李牧为大将军，击秦军於宜安，大破秦军，走秦将桓齮。封李牧为武安君。居三年，秦攻番吾，李牧击破秦军，南距韩、魏。
赵王迁七年，秦使王翦攻赵，赵使李牧、司马尚御之。秦多与赵王宠臣郭开金，为反间，言李牧、司马尚欲反。赵王乃使赵葱及齐将颜聚代李牧。李牧不受命，赵使人微捕得李牧，斩之。废司马尚。後三月，王翦因急击赵，大破杀赵葱，虏赵王迁及其将颜聚，遂灭赵。
附录2
资治通鉴.汉纪七
时匈奴数为边患，太子家令颍川晁错上言兵事曰："《兵法》曰：'有必胜之将，无必胜之民。'由此观之，安边境，立功名，在于良将，不可不择也。 臣又闻，用兵临战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习，三曰器用利。兵法：步兵、车骑、弓弩、长戟、矛鋋、剑楯之地，各有所宜；不得其宜者，或十不当一。士不选练，卒不服习，起居不精，动静不集，趋利弗及，避难不毕，前击后解，与金鼓之指相失，此不习勒卒之过也，百不当十。兵不完利，与空手同；甲不坚密，与袒裼同；弩不可以及远，与短兵同；射不能中，与无矢同；中不能入，与无镞同；此将不省兵之祸也，五不当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敌也；卒不可用，以其将予敌也；将不知兵，以其主予敌也；君不择将，以其国予敌也。'四者，兵之至要也。 臣又闻：小大异形，强弱异势，险易异备。夫卑身以事强，小国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敌国之形也；以蛮夷攻蛮夷，中国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艺与中国异，上下山阪，出入溪涧，中国之马弗与也；险道倾仄，且驰且射，中国之骑弗与也；风雨罢劳，饥渴不困，中国之人弗与也；此匈奴之长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轻车、突骑，则匈奴之众易挠乱也；劲弩、长戟、射疏、及远，则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坚甲、利刃，长短相杂，游弩往来，什伍俱前，则匈奴之兵弗能当也；材官驺发，矢道同的，则匈奴之革笥、木荐弗能支也；下马地斗，剑戟相接，去就相薄，则匈奴之足弗能给也；此中国之长技也。以此观之，匈奴之长技三，中国之长技五。陛下又兴数十万之众以诛数万之匈奴，众寡之计，以一击十之术也。 虽然，兵，凶器；战，危事也。故以大为小，以强为弱，在俛仰之间耳。夫以人之死争胜，跌而不振，则悔之无及也。帝王之道，出于万全。今降胡、义渠、蛮夷之属来归谊者，其众数千，饮食、长技与匈奴同。可赐之坚甲、絮衣、劲弓、利矢，益以边郡之良骑，令明将能知其习俗、和辑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约将之。即有险阻，以此当之；平地通道，则以轻车、材官制之；两军相为表里，各用其长技，衡加之以众，此万全之术也。"
附录3
资治通鉴.汉纪七
错又上言曰："臣闻秦起兵而攻胡、粤者，非以卫边地而救民死也，贪戾而欲广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乱。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势，战则为人禽，屯则卒积死。夫胡、貉之人，其性耐寒；扬、粤之人，其性耐暑。秦之戍卒不耐其水土，戍者死于边，输者偾于道。秦民见行，如往弃市，因以谪发之，名曰'谪戍'；先发吏有谪及赘婿、贾人，后以尝有市籍者，又后以大父母、父母尝有市籍者，后入闾取其左。发之不顺，行者愤怨，有万死之害而亡铢两之报，死事之后，不得一算之复，天下明知祸烈及己也。陈胜行戍，至于大泽，为天下先倡，天下从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 胡人衣食之业，不著于地，其势易以扰乱边境，往来转徙，时至时去。此胡人之生业，而中国之所以离南畮也。今胡人数转牧、行猎于塞下，以候备塞之卒，卒少则入。陛下不救，则边民绝望而有降敌之心；救之，少发则不足，多发，远县才至，则胡又已去。聚而不罢，为费甚大；罢之，则胡复入。如此连年，则中国贫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忧边境，遣将吏发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今远方之卒守塞，一岁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选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备之，以便为之高城深堑；要害之处，通川之道，调立城邑，毋下千家。先为室屋，具田器，乃募民，免罪，拜爵，复其家，予冬夏衣、禀食，能自给而止。塞下之民，禄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难之地。胡人入驱而能止其所驱者，以其半予之，县官为赎。其民如是，则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亲戚而利其财也；此与东方之戍卒不习地势而心畏胡者功相万也。以陛下之时，徙民实边，使远方无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无系虏之患；利施后世，名称圣明，其与秦之行怨民，相去远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