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考古学讲座引发的联想

 

上周末，与好友一道去成都博物馆参加了一期学术水平极高的讲座。此讲座的主题为“中国古代与神界的交流“，主讲嘉宾为从事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国际著名学者-Lothar 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教授。他有一个更广为人知的中国名字，罗泰。

 

现场陈述的ppt中，罗泰教授梳理了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的陶器、玉器等器物上的动植物纹饰、几何纹饰和人物画像纹饰，并大胆的提出了相应的假设：这些纹饰的相似性和共通性，似乎代表了一种古人与神界交往的一种宗教思维。特别是流行于商周青铜器上的兽面纹、鸟纹、龙纹、虎食人等纹饰和兽首造型，多具有一种神秘、诡异的气氛，反映了当时的人类审美观和世界观。

 

由于本次讲座中，大多数提供的图片来自仰韶文化、红山文化、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岗文化等发祥于中国中原地区和北方地区的文化系统，仅有少数几幅图片资料来自蜀文化的发源地-三星堆文化。而就是这为数不多的几张图片，就让讲座后的现场听众不断发问，希望罗泰教授作为知名的考古学专家能提出一些独特的见地。

 

可能出于学者天生的谨慎，罗泰教授在现场并未对观众热情的发问做非常肯定的回复，只是试探性的提出“三星堆文化在纹饰图样上的独特性也许是当时蜀地独特的地理环境所决定的，有遗世独立发展的痕迹。也有和当时东南亚文明有一些互相碰撞交流的可能。但是，一切在没有更多的材料被发现以前，都只是大胆的假说。“

 

罗泰教授言止于此。作为一名四川的作家，讲座之后，倒是对这个点念念不忘，，做了一番研究，也算是为后续的创作搜集了非常好的素材。

 

今天，也借这篇文章与大家分享一些所得：

 

三星堆文化的命名，是基于1933年至1980、1981年的若干次考古调查和发掘所获资料。根据三星堆遗址古文化在四川地区分布较广，又具有一群区别于其他任何考古学文化的特殊器型，发掘者建议将这一考古学文化命名为“三星堆文化”。

从文化内涵上看，1986年以前所提出的三星堆文化概念，通常把它作为早期蜀文化看待，还认识不到它是一个古代文明的概念。1986年两个“祭祀坑”发现后，出土上千件青铜器、金器、玉石器、象牙以及数千枚海贝，加上后来发现的三星堆古城址，这些重大考古新发现立即突破了以前的认识，使学术界最终充分认识到，三星堆文化（不包括三星堆遗址一期文化）是一个拥有青铜器、城市、文字符号和大型礼仪建筑的灿烂的古代文明。

 

三星堆文化在中国历史文化系统中，通常被看做是蜀文化的肇始。

 

三星堆祭祀坑的大量出土物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两棵大铜树和一个大型铜人立像。这不仅是因为它们形体高大，形像奇特，更在于其涵义难明，可以引起很多遐想。有学者认为这都是当时土地崇拜的体现物。三星堆祭祀坑中又出了多种形态的铜质人头像，表现出当时蜀人信仰着多种神祇，但上述大型铜树和大型铜人立像无疑最为突出，由此可知在蜀人的多种信仰中，土地崇拜占有最重要的地位。

 

目前三星堆文化研究方向有如下几个：

 

1．古蜀文明的起源与形成。根据中外学术界关于文明时代的界定，城市、文字(符号)、金属器，是文明社会形成的三大物质文化要素，在三星堆文化中均可得到明确反映。

 

2．三星堆文明与中原文明和周边文明的关系。从考古学文化的角度上说，三星堆文化已初步显示出与中原二里头文化(夏文化)和殷墟文化(商文化)的一些密切联系，也隐含着更多的一些区域文化因素，如长江中下游，以及滇、越等文化色彩。通过对这些因素所占比重、变异程度、地位和作用等研究，同时通过对其他区域中的三星堆文化因素的相关研究，将对古蜀文化与中国古代其他区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以及中原文化和其他区域文化对古蜀文化的演进所起作用等，得出更深入的认识。

 

3．巴蜀文化与西亚、南亚和东南亚文明的关系。当前的研究成果，是根据考古资料和文化形态，文化因素集结、功能及其空间分布等方面的研究，初步对巴蜀文化与古印度和中、西亚文化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早在商周时代就存在某种形式的文化交流。特别是青铜器的纹饰和图样，与南亚的文明有很多类似之处。

这样看来，我下一本书的方向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