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年前，父亲跟绝大多数中国农民一样，跟随民工的浪潮涌向了城市。繁华的都市像一则美丽的传说，在家乡村民的口语方言中广为流传；高楼林立的干净街道，汽车如龙的霓虹灯海，商场柜台摆放整齐的各类商品， 无不深深烙印在父亲少年憧憬的奇妙幻想里。
父亲十六岁那年，便跟随邻村的木匠师傅学起了手艺。小学五年级毕业的他，从此与木头结下了缘分。我曾经自告奋勇地帮助他做过一些木匠活计，弹墨斗，用锯子锯木头，画线，开榫孔；只是每次总会错误百出，白白浪费一块好木料。
只有在此时，父亲才会变得不同于往常，严厉的批评我；大致内容是说，都快高中毕业的人了，对尺寸把握竟没半点脑子。那时的我便会在内心深处狡辩，失之毫厘，差之千里的大道理，是你懂还是我懂？
从城市归来的同村人，通常用夸张的口气，并带点诱惑的味道向父亲灌输城市的美好。木匠师傅也许曾经劝过他，学好手艺再去也不迟，但始终没能敌过父亲心中无比的向往。终于在他十八岁那年，冰雪即将消融的初春时节，跟众人一道，踏上了去北京的路途。
我没有问过他，当年拜师学手艺时的陈年往事，此刻脑海里会浮现出这样一幅画卷来。身材消瘦的少年，背着满口袋的工具，锤子锯子刨子在颠簸的肩头，发出叮铃哐当的响声，父亲坚毅如炬的目光，深陷进略显稚嫩的脸庞，吃力但却小心翼翼地跟在一位中年人身后；进过百家门，尝过百家饭，走过泥泞不堪的田间地头，也走过春夏与秋冬。那时的父亲一定坚信，学一门手艺，就能走出乡村，走向城镇，去到大城市。
此后的岁月里，父亲往返于城市与乡村，像一位过客。
从我记事开始，似乎只学会了做一件事情，那便是等待；等着父亲在年尾匆匆归来的身影。每当母亲提起过去，总要说起一件事，从我们家门前路过几个男人，我就会喊几声爸爸。
那些年月，只不过父亲留在城市的时间多，留给我们的时间却少的可怜。每当母亲受欺负或者我受欺负的时候，只能在夜深人静，犬吠声中偷偷抹泪。小屁孩不懂什么爱恨情仇，也不会深究其中缘由，但当时的我心里有数，我恨，我恨这位父亲不在我们身边。
过年大概是我最开心的时候了。等到寒冷笼罩大地，麦苗表面覆盖一层薄薄且晶莹闪亮的冬雪后，便会有一个小小的身影伫立在省道旁，在冷风中凝望公路的尽头，眼巴巴的看着跑过来，又跑过去的每一辆形似公交车的各种汽车，焦急与喜悦会跟着行驶的车辆来来回回，一刻不止。
父亲总算还是会回来的，背着一件似乎被浆洗过许多次，泛着惨白光泽涤纶材质的帆布大包。脸上永远挂着笑容，见到村里的每个人，都要打声招呼，寒暄几句，身后重重的包裹，一直压在他的脊背上，直到走进家门，才缓缓放下。
我会躲在母亲身后，不敢与眼前这位，模样又老旧几分的男人相认。母亲通常会催促我赶紧叫爸爸，而我始终无动于衷地呆呆望着，伸出小脑袋仔细打量着，这位即像陌生人，但同时又是父亲的男人。
父亲反而没有露出半点失落与尴尬，娴熟地从衣服口袋里掏出满满一把一角硬币，递到我的面前。我忙用双手将它们安稳地捧在手心里，堆在一起的硬币，一刹那间胜过于冬日的雪白，像一座小巧精致的银制山峰；虽然这些硬币全都出现了些许泛黄的包浆，但这一枚枚一角硬币，仿佛是一件件快乐的事情，被我牢牢的握在了手掌中，再也不会偷偷溜走。
我曾经问过父亲，这么多一角硬币是从什么地方得来的，他便说是在城市的道路上一个个捡的，城里人都有很有钱，不稀罕这个东西。那时的我只能靠有限的想象力，去还原他捡拾硬币的场景；一位壮年男人，在北京谋生的日子里，路过马路牙子，凭借一双凝聚光芒的小眼睛，经过无数次弯腰，将硬币捡拾起来，如同一位在稻田里勤劳插秧的农民。
父亲在我初中的时候，便不再外出打工，做起了经营门窗的生意。每当黑夜降临，他定会准时的坐在自己亲手打造的桌子前，用歪歪扭扭的汉字与数字，记录一天的账目。亏本与盈利像是两个魔咒，一直萦绕在他周围左右。一块一毛也能令他焦头烂额，在当时的我看来，简直是一位嗜钱如命的葛朗台。
终于有一天，父亲发觉运费太贵，便决定自己到建材市场里拉货。那天清晨，刚蒙蒙亮，父亲带着我与母亲，骑上那辆从二手车市场买回来，刚刷上新油漆的三轮车，载着我们三，踏上了一条以前从没有走过的路。
路上的我很是兴奋，早已忘却早起的困乏，只是在临近晌午的时候，又累又饿，父亲便在路上拦了一辆满载柿子的拖拉机，坐在上面的我，越过淮河泄洪区的堤坝后，再也寻不见父母的踪迹。
当我在淮河渡口，一家包子店门口的椅子上醒来的时候，已经不知道是什么时间。父亲与母亲也赶来了，正在和包子店老板讨价还价；老板的语气之中，显然有些不悦，好似在说，这两个人比自己卖的笼子里的包子还土。
这是我第一次去城市，吃着手里的包子，站在渡轮上，瞧见脏兮兮的淮河水，不自不觉中挪动脚步，距离父母的身影越来越远了。
回返的路上，绝大多数时间是不可能再待在三轮车上的。我与母亲走在后面，车上的木料板材，把父亲的背影遮挡的严严实实，只能听到他不断的念叨声：这次可以省多少钱，市场上货物的价格是多少，自己加工出来的门窗可以便宜多少。
而我比较关心的是，前面还有几个上坡的堤坝，心里不停的咒骂，巴掌宽的淮河为何要筑如此多的防洪堤坝。母亲一边推着三轮车一边告诉我说，这些堤坝都是以前的人一点一滴堆积起来的。可那时的我并不懂得这些。
就这样父母凭借自己的努力奋斗，在镇子上买地皮建房，在市区里买房，像蚂蚁搬家一般，把那座被我捧在手心的一角小山，堆的越来越高。
现如今自已在上海工作，看着超市里价格标价上面的1.9元，2.9元，9.9元，突然明白了父亲的一角，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只是现在，马路上就算安静的躺着一块钱，也没有多少人肯不惜力气，弯腰捡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