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国联管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西国联管业”）是山西省晋中市的一家大型民营企业，此前并不被外界熟知。而如今，山西国联管业背负着涉嫌民间非法融资、骗取银行贷款等，备受当地议论。
晋中市利益人薛英（化名）公开反映，在其背后，当地有关部门还涉嫌“以虚假诉讼形式非法转移巨额资产案件久拖不办、查而不决”。她在举报信中介绍，山西国联管业涉嫌民间非法集资6亿多元，骗取银行贷款20多亿元。
2017年12月，山西国联管业法定代表人刘旭东被晋中市警方逮捕。
谁的7500万资产？
薛英称，她的儿子李毛（化名）于2014年被刘旭东伙同他人诈骗3500万元，后被司法机关认定为诈骗3200万元，经过她几年奔走呼吁，刘于2017年归案。
期间，薛英在法院公开的判决书中发现，山西国联管业位于内蒙古的一宗估值7500万元的土地，被法院判决给山西晋中市王全（化名），巧合的是王全与薛英是同住一个小区十几年的邻居，彼此十分熟悉、了解。王全以回收国联管业废铁、边角料为业，如何具备获得7500万巨额资产的实力？
“我怀疑这是国联管业的实际控制人利用虚假诉讼在非法转移资产，如果他利用这种方式把资产都非法转移了。”薛英称，这意味着该企业欠银行的十几个亿、非法融资5亿还不了，自己被诈骗的3千多万元也无从追回。
她将相关线索及证据举报到了晋中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几经周折，晋中市公安局终于立案了。薛英进一步介绍，她本以为公安机关立案后，就会迅速的办理此案，不仅能将此案查清，还能顺藤摸瓜查清楚该案嫌疑人利用类似手法将十几亿银行贷款的钱、非法融资的5亿元、诈骗她儿子及另外一名受害者共计8千多万元人民币等这数笔巨额资金转移的事情一并查清，揪出她一直认为的嫌疑人及其幕后的保护伞。然而事情发展并未如她所愿，几经更换办案人员后，案件被从晋中市公安局经侦支队转到晋中市榆次区公安分局刑侦大队办理。
“我咨询过的律师等都认为程序比较蹊跷。”薛英说。
薛英开始到处反映、咨询该案，希望能起到督促的作用，以使该案能尽快得到依法处理。据她介绍，截止到现在，榆次区公安分局经侦支队队长已经换了人，她还是得不到这件案子进展的情况。薛英称，有相关领导以企业有重大合作等理由影响了该案的顺利进展。薛英反复强调，只要真正的、公平的依法查这件案子，非法转移7500万资产只是冰山一角，这是个“惊天”的大事儿。
薛英不断地疑问，这么多钱都去哪儿了？谁转移出去的？
难以追回的巨款
据薛英介绍，李毛2012年经人介绍与刘旭东相识，当时觉得很荣幸，一直陪着刘吃喝玩乐、打牌。山西国联管业在被人为搞垮、分支机构更名之前，一直是一个很好的盈利企业，李毛对刘的信任与日俱增。
2014年，刘旭东以企业需要资金周转、银行贷款需要过桥资金等等为由，数次向李毛借取几百万到数千万不等的资金，前期有借有还还支付了利息，这让李对刘深信不疑。但是就在此时，刘旭东通过山西国联管业向李毛借而未还的钱达到3500万元，并一拖再拖。李毛说，期间刘旭东也很苦恼，他也向作为朋友的李毛发过牢骚，“企业又不是不挣钱，也不知道我二叔（国联管业的第二大股东、刘的亲叔叔）让我到处整（贷款、民间借贷、融资）这么多钱干什么。”
刘这些不经意的话让李毛感到莫名的危机，于是加紧催促刘还钱，后者表示山西国联管业马上就能从中信银行太原市支行得到一具4000万贷款的承兑汇票，并向李毛出示了获取这笔贷款的相关手续。两人约定了还款“协议”，再约定了共同到中信银行领取4000万承兑汇票的时间。
然而，在李毛和山西国联管业的出纳人员共同到达中信银行三楼去办理领取4000万承兑汇票业务的时候，李毛被一个蹊跷的电话叫到楼下，简单处理后李毛再到楼上准备和山西国联管业的出纳人员继续领取4000万承兑汇票时，被中信银行当时负责办理业务的一位女性工作人员告知“下班，业务不能办理了”。李毛问这位工作人员4000万承兑汇票领走了吗，这位工作人员明确回答“没有”。
李毛再次约刘旭东共同去中信银行领取这4000万的承兑汇票，都被刘以各种理由推脱。刘最后百般无奈下告诉李毛说，“这钱（4000万承兑汇票）的确领走了，但都是我二叔安排的，我也没有办法，过两天我还有款进来，我再还你。”
“幕后人”涉黑？
此事之后，李毛慌了神，这3500万元除了300万元是他通过家人筹集，其他3200万他也是从4位朋友那里借的，用途对方也都很清楚，如果这钱要不回来，他全家都将“万劫不复”。李毛开始更频繁的催促刘还钱。
之后，李毛和朋友石磊（化名）跟随刘，去刘的二叔担任法人的一处山庄商谈还款事宜，到地方俨然深夜。突然，有不明人员持枪、砍刀等出现在李毛和石磊的车旁，并且有人用枪在车外指着车内的李毛，叫骂中吼道：“再敢要钱就废了你！”，石磊惊慌中驾车逃跑，几辆车随后猛追，过程中几次差点被对方的车别进深沟，形成事故。 之后一段时间李毛不敢再提还钱事宜。薛英说，发现儿子异常后经询问得知了原委。
“为了保护孩子，我才豁出去这60多岁的老命到处去跑让刘还钱。”薛英说，她也向公安机关和扫黑除恶反映过，但是说在他们山庄里摄像头没有录下这个过程、缺少证据而没有查实这件事情。
但因为3000多万也是借的4个债主的，她家里被债主砸的一件儿完整东西都没有，这3000多万如果要不回来，其全家都真的没法儿活了。随着扫黑除恶的影响力不断加大，债主倒是再没去她家闹过事，但是欠债的压力依然很大。
随着刘的归案，薛英也有一些并不确定的消息“打探”出来。
“我还让人给在看守所的刘某送过2千块钱，他因为和孩子关系好，也叫过我干妈。他才30岁冒头，比我儿子还小，在我心里他再坏也是个孩子，还可能变好，并且他也是个受害者，这个孩子在我印象里没这么多心眼儿一个人干这么大的坏事。听说一开始进到看守所，他认为他顶多就坐个5到7年牢，钱在他二叔手里，他二叔就会把他‘捞’出来，后来听说法官给他谈话告诉他可能会判无期，他就崩溃了，不是什么事儿都往自己身上扛了。”薛说。
薛英说，“虚假诉讼非法转移资产”的案子前后共换过四拨人负责该案的办理，但是她听说最后两拨负责案件的工作人员都没见过山西国联管业的相关账目，很多账目是办案人员通过银行才查到的，她也曾一度怀疑国联管业的账本在公安机关办案的过程中丢失。
记者在晋中市政法委采访时，一位官员也表示，薛英的确是受了委屈，薛英反映的虚假诉讼转移财产的案子他也按照领导指示协调过。但同时也表示，政法委的职能只是组织协调，并不能直接干预案件。在晋中市采访期间也听到了国联管业相关人员疑似涉黑的传言，并把这一说法告知给了该官员。他表示，个别百姓还有更严重的传言、说法儿，但是对于薛英反映的情况，他还是希望能得到顺利推进的。
记者就薛英所反映情况的部分内容，也试图联系刘的二叔进行核实，但对方直接挂断了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