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媒介》第一章——“媒介即讯息”相关联想（二）

        作者在阐释媒介研究时，介绍了该书成文当下的最新研究方向：不光考虑“内容”，还要考虑媒介及其赖以运转的文化母体，也就是媒介与所处环境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研究。

        在接下来的文段中，作者提起大卫·萨诺夫将军[美国广播通讯业之父]在圣母大学的演说，让我感到很熟悉：“我们很容易把技术工具作为那些使用者所犯罪孽的替罪羊。现代科学的产品本身无所谓好坏，决定它们价值的是使用它们的方式。”这句话我觉得很熟悉，因为在几年前快播创始人王欣在做无罪辩护时采用了相似的提法——技术无罪，而我当时也是认同这一观点的：仅是用户利用快播的技术分享违法视频，又怎么能仅仅归罪于快播呢？所谓设立监管，让几百人去监管百万千万数量级的视频作品岂不是强人所难？更何况企业内的监管配置也不可能有如此大成本规模。所以在当时我和大部分男人一样，是同情王欣的（同时觉得贾跃亭是小人）。

        然而，今天看了下作者的一些观点，从他作为媒介研究者角度来看，王欣当时和萨诺夫将军演讲相似的辩解倒也是有些文过饰非。

        正如作者所陈述的，媒介是人的延伸。而快播作为当时的一种新媒介，其优秀的传输速度和资源共享等功能，无疑会改变当时人们观看和传播视频的模式。也就是说，快播的技术对视频资源的传播是有一致的推动作用（不分好资源、坏资源）。而按王欣的说法，技术无罪、用于行恶者有罪，是一种割裂的观点：为观众带去好的体验是技术进步的好处；为违法犯罪带来方便就变成了使用者的罪，与技术无关。按照这种思路，滴滴打车大可以说自己的技术是无罪的，有罪的是那些作奸犯科的司机，但这种解释显然是不会被大众所接受的。

        那么技术到底有罪无罪？从媒介研究角度来看，它应该是有罪的。现代的媒介研究观点认为媒介是对人和社会存在作用，我认为它的罪在于对人和社会的作用（无论促进或抑制）并无区别：对于善人恶人，都能对技术予取予求。技术为善自然是多多益善，但若被用来作恶，却以一句“技术无罪，用者其罪”放任不管，就不对了。比如杜冷丁、吗啡等本用于医学的药物，却被作为毒品在医学外高价流通，我们能以技术无罪为由忽视它吗？当然不能，因为技术的罪正在于此。

        以上，是本次打卡所有内容，写于2019年5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