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不知道啥叫启蒙，只知道她是我的老师。直到大一点，才似有所悟，她就是启蒙老师。
那时候，她年纪轻，二十岁刚出头，长相清秀，娇小玲珑，有小麦色的皮肤，和一头齐耳的短发，内敛一股民国女大学生的气息。她很喜欢笑，弯弯的眉毛下蓄满秋水，眸子好像会说话。
语文课是她的专场。至今记得她要求我们写日记，每天一篇，我们把日记当作文写，每天她都改，都写评语。日记上每一页都是她的涂鸦。
在黑板上她抄下自己的日记，单拎出一句话细致的剖析，这一句好在哪，用了什么手法。的确，她是我见过的，最会教学生的一位老师。
可以说，如果没有她，或许现在的我不会是一名语文老师。
那时候还小，看在眼里，风是好风，花是好花，雪是好雪，月是好月。学校里有座小拱桥，桥下有浅水，很清澈，每逢下雨，芦苇的缝儿里能看见冒泡的小鱼、水蜘蛛。
吃完中午饭，我走过小桥，立在水边晒会儿太阳。她从远处来，从背后喊我一声。我回头看，她采了一捧野花，抽出一枝来。喏，给你！
她也爱哭，我们不听话，她就哭，考得不好，她也哭。从那时候起，我知道了，原来女人是这么爱哭的。
上学后晨读，我坐在窗边，高声背唐诗，“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
忽而有个声音接道：“二月春风似剪刀。”
我一转身，看见她右臂抵住窗沿，手托腮，歪着头，朝我俏皮地笑。阳光笼在她的短发上，出现一圈毛茸茸的光晕，美好而明亮。
一个心理学家说，一个人感知的美好，是跟童年有关的。
在童年，她为我种下一颗美好的种子，伴随成长，开枝散叶，而外来的纷扰，到了这里，注定归于平静。
人在小时候遇到一个好老师，是多么重要啊。不在于教会你多少知识，而在于能让你在开蒙之前，体验到生命存在于这个世界，是多么幸运，多么奇妙。没有什么大道理，只需要把美好的感觉传递给下一代 ——
仅仅一枝野花、一个阳光的早晨、和一个微笑，足够了。
中学有两个男老师，都很有意思。
一个老师教政治，三十岁左右，言谈得体，举止得体。所谓得体，就是叫人听着看着，感觉舒服。
在不起眼的乡下中学，这样的老师少见。之前没见过世面，根本不懂什么是优雅，以为大口吃肉，大口闷酒，粗着嗓子飙国骂，才是真爷们儿。直到看见他，这套水浒式的审美碎了一地。
他实在太爱干净了。下午放学后，他从教师宿舍出来，总是洗过了澡，又换了一身行头。从头到脚没有一点邋遢，即便用放大镜寻找，也不见蛛丝马迹。
他远望素简，近看精致。穿衣服不求奢华，只问质地如何，适合与否。换洗衣服很勤，半个月之内，绝没有重样的。
他也是学校唯一上课用扩音器的老师。讲课戴耳麦，小音响别在腰间。先“喂喂喂”试一下声，问大家能听清么。我们下面哈哈笑，“能能能”。他带我们班的那个学期，政治课在全校排名，直接蹿到第一。
直到今天，他干净利落站在讲台上，给我们娓娓道来的模样，还时常浮现我的脑海。只觉得做人应该如此，“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
得承认，有些人存在，就是一种熏陶。
另一个有意思的老师，和他呈鲜明对比。
老师是二十五、六岁的年纪，也教语文，穿搭很随性，比我们这些毛头小子还邋遢。
他长发飘飘，脚下带风，穿一条牛仔裤，很少换。有女同学数过一条牛仔裤，他能穿多少天。最终得出结论，最多穿大半个月。
邋遢归邋遢，但他是特别守规矩的一位老师。
所谓规矩，很简单，一到上课，踩着铃声来到课堂，不早也不晚。待铃声落下，喊一句“上课！”，没有废话，直接开讲。
下课了，铃声又一响，不管讲到哪儿，都会停下，他喊一声“下课！”，抄起教案，抽身而退。
铃声就是信号。只要下课铃一响，立马丢掉粉笔头，黑板上的字哪怕只写了一半。即便讲题没讲完，也会闭上嘴巴，示意下节课继续。有些同学正在起立发言，他不管，索性叫停，直截喊下课。从来不会说，“再耽误两分钟”这样的话。像风一样的来，像风一样的去。
我甚至一度觉得，铃响的那几秒钟，喊完下课后，他扔掉粉笔头，抄起教案，大步流星朝外走的样子，潇洒极了，竟有几分古人的洒脱。
这是我学生时代，唯一的从不拖堂的老师。其他老师把“为你们好”当作理由，或多或少拖过堂。照鲁迅先生的说法，生命是以分钟为单位的。多占用别人一分钟，无论有多么冠冕堂皇的理由，分分钟都是有失礼貌的。在一个有失礼貌的环境里，教授的人、学习的人看似礼貌，互相尊重，实则每个人倍感艰辛。
正因为遇见他，我始终相信，身体力行一种原则，哪怕再微末，也比纸上谈兵强一万倍。言传不如身教。一个老师，只要能在学生心里种下一颗有用的种子，就是良师。
哪怕这颗种子真的没什么了不起，只是手上的一枝野花，换洗的一身新衣服，从不拖堂的态度，也许在十年、二十年后，会忘了老师，忘了旧书本，它却默默生长，蔚然成林。
知识可以自学，但有些东西不可自得。因而良师如玉，百里难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