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民国大师趣闻之(二)

四:黄侃(1886~1935年),初名乔鼐,后更名乔馨,最后改为侃,字季刚,又字季子,晚年自号量守居士。湖北省蕲春县人。国学大师,语言文字学家。

黄侃与章太炎相识于日本。当时黄侃住楼上,章太炎住楼下。一天夜晚,黄因内急,不及上厕所,便从楼窗中解裤洋洋直泻。章太炎此时夜读正酣,蓦地一股腥臊尿水瀑布般往下飞溅,禁不住高声怒骂。黄侃本系贵公子出身,且正年轻性躁,盛气凌人,也报以回骂。不骂不相识,待双方互通姓名后,彼此都熟知对方大名,遂将话锋转到学问上,两人越谈越投机。章太炎是渊博绝伦的朴学大师,黄侃便折节称弟子。自此,黄侃师从章太炎问学经年。章太炎清高孤傲,对近世文人极少嘉许,惟独对黄侃刮目相待。

黄侃有一次去访王闿运,王是当时的文坛领袖,他对黄侃的诗文激赏有加,不禁夸赞道:“你年方弱冠就已文采斐然,我儿子与你年纪相当,却还一窍不通,真是盹犬啊!”黄侃听罢美言,狂性立刻发作,他说:“您老先生尚且不通,更何况您的儿子。”

有一次,上课铃响了,学生坐满了教室,等待老师上课。但黄侃却安坐在教员休息室,没有丝毫起身往教室走的意思。学生等了一会儿,见老师未到,赶紧报告了教务处。教务处职员知道黄侃名士脾气发作了,马上跑去请他上课,说:“上课时间到了,该上课了。”谁知黄侃两眼望天,冷冷地说:“时间到了哦,钱还没有到呢。”原来,学校没有及时发放薪水,黄侃表示不满。教务处赶快代他领了薪水,他才去教室上课。

黄侃在南京期间,偶遇考试院院长戴季陶。戴问他:“先生近来有何佳作?”黄答:“正编《漆黑文选》,你的那篇大作已经入选。”这里“漆黑”二字自《昭明文选》中“昭明”的反意而来,意指戴平日为人做事不够光明磊落,讽刺意味十分明显。戴季陶不知所措,一时尴尬得说不出话来。

1919年,胡适海外学成归国,任教北大,发起新文化运动,暴得大名。胡适的横空出世,黄侃生平最得意的、寄以厚望的高足傅斯年很快就倒向了新文学的阵营。据说黄侃每次上课,总要先骂一通胡适,这才正式讲学。

黄侃一有机会便对胡适冷嘲热讽。一次,黄侃当面责难胡适:“你口口声声要推广白话文,未必出于真心?”胡适不解其意,究其故。黄说:“如果你身体力行的话,名字就不该叫胡适,应称‘往哪里去’才对。”胡适十分尴尬。

又一次,黄侃给他学生讲课兴起之际,又谈起胡适和白话文。他说:“白话文与文言文孰优孰劣,毋费过多笔墨。比如胡适的妻子死了,家人发电报通知胡某本人,若用文言文,‘妻丧速归’即可;若用白话文,就要写‘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呀’11个字,其电报费要比用文言文贵两倍。”全场捧腹大笑。

当年,上海有一家叫着“四而楼”的酒楼,为了招徕生意,曾经在报刊上大登其广告。有学生读了“四而”的楼名,不解其意,就去请教大名鼎鼎的胡适教授。胡适一时也摸不准楼主的原意,不敢贸然作答。黄侃听说了,就在课堂上哈哈笑着对学生讲:这胡适之,没有读过《三字经》吗?书上说,“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楼主大概讨的是财源滚滚的兆头吧。

黄侃曾与胡适同在北大讲学。京剧名伶谭鑫培风靡北京城,各大学多有好之者。某日,北大课间休息,教师们闲话谭鑫培之《秦琼卖马》,胡适插话道:“京剧太落伍,甩一根鞭子就算是马,用两把旗子就算是车,应该用真车真马才对!”在场者静听高论,无人做声。黄侃却立身而起说:“适之,适之,唱武松打虎怎么办?”一时为之哄堂。

黄侃平生非常好色,他因为经常上门来拜访的人太多,于是在门上挂了一个小木牌,上面写“坐谈不得超过五分钟”。有一次,女学生舒之锐和程俊英去黄侃处借阅杂志,见到木牌后即准备离去,黄侃说:“女学生不再此限,可以多坐一会儿。”

黄侃还非常好吃,一次,某人宴客,席间有熊掌、蛇羹、八珍等美味。黄侃得知后,很想去大快朵颐。但他曾经骂过主人,不便前往,可又禁不住美食的诱惑,于是便请好友刘成禺为其想办法,并保证从入席到终席,绝不发一言。刘成禺便去与主人商量,主人勉为其难,发帖请黄侃赴宴。这日席间,黄侃果然只吃不说话,众人都觉得奇怪,以为他转了性子,其实不知他为了美食才愿意“忍气吞声”。

冯友兰回忆,黄侃在北大任教时,常常穿一件蓝缎子团花长袍,黑缎子马褂,头戴一顶黑绒瓜皮帽,腰间露出一条白绸带。给学生讲课时,他讲到关键的地方,突然停下来不再继续,并说,这里有个秘密,专靠北大这几百块钱的薪水,我还不能讲,你们要我讲,得另外请我吃饭。

陈祖深亦回忆黄侃让学生请客吃饭之事:“(黄侃)真正学问,不传普通弟子。欲得其真传者,必拜师门。既入其门,凡有酒食,必先生馔,与先生偕,一切费用,必为代储。则大乐矣。”

黄侃有一位学生,平日对黄执礼甚恭。某日,该生在“同和居”宴客。主宾落座后,他忽然听见黄侃在隔壁说话,打听得知黄侃也在此处请客吃饭,就赶紧过去问好,不料黄侃见面就对他大加训斥。该生洗耳恭听良久,见黄侃没有丝毫打住的意思,便心生一计,把饭馆的人叫来,当着黄侃的面交代说:“今天黄先生在这里请客,无论花多少钱都记在我的账上。”黄侃一听,立即停止训斥,对该生说,好了,你走吧。

黄侃在北大开设《说文解字》课程时,学生都觉得此门功课晦涩难懂。因此,每次期末考试,这门课都有学生不及格。后来,学生们知道黄侃好吃,投其所好,凑钱宴请黄侃,他欣然前往。这年期末考试时,学生们果然都及格了。校长蔡元培知道这件事情后,责问黄侃为何违反校规,接受学生们的吃请。黄侃不以为意,答道:“他们这帮学生还知道尊师重道,所以我不想为难他们。”

五:刘文典 (1889~1958年),原名文聪,字叔雅。安徽合肥人。国学大师,善治庄子;教育家,曾担任安徽大学校长。

蒋介石上台后不久,到安徽巡视。在到安庆之前,他已经去了合肥、贵池等地,所到之处,无不受到热烈欢迎。蒋到安庆前,曾表示要到安徽大学视察,并发表演讲,但被校长刘文典断然拒绝,并称:“大学不是衙门!”但蒋介石还是按计划到安大视察,可当他进入校园后,到处冷冷清清,没有预料中的“欢迎如仪”的隆重场面,甚至连学生都没碰到几个。刘文典更是连面都不露,只是派了几个人来接待。蒋介石心中极为不快,但即便如此,他还是强撑着视察完安大。

1928年,安徽大学发生学潮,蒋介石召见刘文典问话。见面时,刘称蒋为“先生”而不称“主席”,蒋非常不满。蒋要刘交出在学潮中闹事的共产党员名单,并严惩罢课的学生。刘说:“我不知道谁是共产党。你是总司令,就应该带好你的兵。我是大学校长,学校的事由我来管。”说着,二人火气都上来了,相互拍桌大骂,蒋骂刘“你是学阀”,刘则骂蒋“你是新军阀”。蒋介石恼羞成怒,当场打了刘文典两记耳光,并给他定了个“治学不严”的罪名,把他关进了监狱。也有说法称,刘文典在蒋介石打其耳光后,不甘示弱,一脚飞踹向蒋介石的肚子。

刘文典见蒋介石之前曾扬言:“我刘叔雅并非贩夫走卒,即是高官也不应对我呼之而来,挥手而去!我师承章太炎、刘师培、陈独秀,早年参加同盟会,曾任孙中山秘书,声讨过袁世凯,革命有功。蒋介石一介武夫耳!其奈我何!”

1931年12月11日,鲁迅以佩韦为笔名,在《十字街头》第一期发表《知难行难》一文说:“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教授,因为不称‘主席’而关了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

刘文典素来看不起新文学作家,认为“文学创作的能力不能代替真正的学问”。西南联大时,一日,日机空袭,警报响起,联大的教授和学生四下散开躲避。刘文典看到沈从文从他身边跑过,他立刻面露不悦之色,顾不得自己跑的气喘吁吁,转身呵斥道:“你跑什么跑?我刘某人是在替庄子跑,我要死了,就没人讲《庄子》了!你替谁跑?”

张中行在《刘叔雅》一文中也记载过此事:“……有一跑警报,一位新文学作家,早已很有名,也在联大任教,急着向某个方向走,他(刘文典)看见,正颜厉色地说:‘你跑做什么!我跑,因为我炸死了,就不再有人讲《庄子》。’”

文中子在《刘文典:“半个教授”》中写道:“刘文典素来看不起新文学和新文学创作家……他在西南联大的课堂上又开始讲笑话:‘警报一来,一定要跑。我虽很穷,亦必借钱坐车逃出城外。你们要知道,我还没有尽传所学给你们。如果我被炸死,中国文化就被炸去一大半去了。没有中国文化,日寇就会更猖狂了,所以一定要跑警报。’有一次,他老人家气喘吁吁地跑到城外防空壕中,恰逢新文学健将沈从文。刘就大声问沈:‘你何必躲警报?’……”

五:吴宓(1894~1978),字雨僧、玉衡,笔名余生,陕西省泾阳县人,中国现代著名西洋文学家、国学大师、诗人。清华大学国学院创办人之一,被称为中国比较文学之父。

1949年以后,吴宓在西南师范学院任教。一次,一位女教师为吴宓编织了一双毛线袜子,吴给了那位女教师100元。有人对吴宓说:“一双袜子值多少钱?你给的太多了。”吴宓回答:“多乎哉?不多也。我把袜子的成本费、劳务费,还有无价的感情都算在里面的,我给她的不算多。”   又一次,中文系一位教师向吴宓借了五元钱,说明一周归还。一周过去了,该教师却未还钱。吴宓找上门去,向他讨回欠款。那位教师很不高兴,逢人就说:“吴宓是个小气鬼,借他五元钱还好意思上门来讨。”吴宓则向人解释:“我不是为了五元钱,我是在帮他提高道德修养。”

吴宓常听其他教授讲课,态度认真。刘文典上课,吴宓坐在后排认真听讲。刘文典讲到得意处便问吴宓:“雨僧兄以为何如?”吴宓恭敬起立而答:“高见甚是,高见甚是。”

吴宓有红楼癖,自比“怡红公子”。联大新校舍对面有一家湖南人开的牛肉面馆,名曰“潇湘馆”。吴宓见后大怒,认为亵渎了林妹妹,竟前去砸馆,并勒令老板改名。岂知老板也是牛脾气,坚持不改,双方争执不下,后来有人出面调解,将“潇湘馆”改作“潇湘”才了事。

组建清华国学院时,吴宓亲往王国维家中敦请王国维。在登门之前,吴宓对王的生活、思想、习性专门做了调查研究。到了王国维住所后,吴宓进门后,二话不说,便跪在地上对王行三叩首大礼,然后才起身落座,慢慢提及聘请之事。吴宓此举,让王国维深受感动,加上胡适之前所作的工作,旋即答应到清华任教。据《吴宓日记》载:“王先生事后语人,彼以为来者必系西服革履,握手对坐之少年。至是乃知不同,乃决就聘。”

江勇振曾这么戏谑的评价吴宓的爱情:“吴宓谈恋爱,光说不练是意淫,像吴宓,只在日记、书信里演练他对女性的爱;又练又说,像徐志摩,是浸淫,是真恋爱;光练不说,像胡适,是真淫。”

六:钱穆(1895~1990年),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晚号素书老人、七房桥人,斋号素书堂、素书楼。江苏无锡人,历史学家,国学大师。曾任新亚书院院长。

1930年,钱穆因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成名,被顾颉刚推荐,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钱穆最高的文凭仅为高中(尚未毕业),完全是靠自学成才的。钱穆居北平八年,授课于燕京、北大等名校,并在清华、北师大兼课,与学术界友人时相切磋。抗战军兴,辗转任教于西南联大、武汉、华西、齐鲁、四川各大学。

钱穆与顾颉刚为讨论老子年代问题,赴胡适家。胡适沿袭清人的一种说法,认为老子年代早到春秋晚年,略早于孔子,并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把那个神仙化的“老子”还原为哲学化的老子。钱穆旧作《关于老子成书年代之一种考察》,认为老子晚到战国,晚于孔子,略早于韩非。胡适坚持己说,首先受到梁启超的反对,与冯友兰、顾颉刚、钱穆的意见也都相左。钱穆似乎认为胡适的观点不值一驳。

张中行在《红楼点滴》一文也有类似的记载:“胡书早出,自然按兵不动,于是钱起兵而攻之,胡不举白旗,钱很气愤,一次相遇于教授会,钱说:‘胡先生,老子年代晚,证据确凿,你不要再坚持了。’胡答:‘钱先生,你举的证据还不能使我心服,如果能使我心服,我连我的老子也不要了。’”这次激烈的争执以一笑结束。

钱穆深感“余自入北大,即如入了一是非场中。”当时钱穆和胡适分别讲授的课程吸引了众多的学生,原因之一是他们的观点对立,钱称“大凡余在当时北大上课,几如登辩论场”。   钱穆在北平七八年,胡适仅来访过一次。任继愈曾回忆,有一年历史系系主任陈受颐休假,有人提议系主任是否由钱先生接替。当时胡适任文学院长,说:“钱先生刚来北大时是副教授,现在已是教授了。”没有往下说,这个建议就搁浅了。到了台湾以后,

1958年4月,胡适赴台接任中研院长,不少钱穆的学生质疑中研院院士独缺钱穆,欠缺代表性,不过双方歧见已深,门户之争的结果,就是在胡适有生之年,钱穆一直也没能评上院士。钱穆为此一度动意气,1966年,虽有多名资深院士主张提名钱穆,但他断然拒绝,钱穆反问,早在1948年,中研院就提名八十多名院士,他难道不该入列?虽然弟子们反复劝说,直到两年后钱穆才愿意接受提名,并随即获得全票通过。

李敖曾为钱穆抱不平:“他(指钱穆)在古典方面的朴学成就,却更该先入选成院士。”

燕大当年发通知多用英文。有一次钱穆接到一份水电费缴费通知,上面全是英文。当时水电费须按月缴,因他英语不好,接到英文通知很气愤,干脆不缴,年底学校来人问他收到通知没有,他说收到了。来人又问:为何不按月缴费?钱穆愤然回答:吾乃国文教师,不必识英文,何以在中国学校发英文通知?对方一时哑然。

七:梁启超(1873~1929年),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等。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戊戌维新运动领袖之一。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启蒙思想家、政治活动家、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

梁启超提倡改造中国的“国民性”,至死不渝。梁启超因病入协和医院治疗,医生诊断其为肾病,须行手术,切除一肾。手术后,梁的病仍不得愈,原来手术摘除的是好肾。一时“群情愤慨、舆论抨击,社会对于协和医院以及主治医生大表不满”,但梁启超却担心这件事情会影响西方医学在中国的发展,竟然在病榻上写文章为协和医院和医师辩护。朋友们多劝梁起诉该医生,梁答道:“中国人学西医,能够开刀,而令我活到如今,已经算不错了。我又何必告他!”最后,梁启超宣布在自己死后将脑部捐献给协和医院。

袁世凯最欣赏章太炎、梁启超,也最怕二人手中的笔,他说,这两支笔,笔力千钧,抵得上几师军队。袁上台后,不遗余力,笼络章、梁。

梁启超发现袁世凯称帝的野心后,毅然写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猛烈的抨击袁世凯的复辟企图。袁世凯得知后,大为惊慌,派人送给梁启超一张20万元银票(梁文中称为10万),说是给梁启超的父亲祝寿,要求梁不要将这篇文章发表。据说这个价格是雇人暗杀孙中山的赏金两倍。梁启超退回银票,并将这篇文章抄录了一份让来人带给袁世凯。   袁世凯收买不成,便派人对梁启超说,梁先生也曾经在海外流亡十几年,其中的苦头不是不知道,何必再自寻苦吃?梁回答说,我这个人疲于奔命的逃亡经验已经很充足了,我宁肯选择逃亡也不愿意在污浊空气中生存。梁启超与学生蔡锷决定出逃北京,起兵反袁,再建共和。临行前,二人约定:“事之不济,吾侪死之,决不亡命;若其济也,吾侪引退,决不在朝。”

梁启超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任教,曾指导一研究生研究先秦思想史。期未考试该生只得了五十分。该生于是前往导师处询问,梁启超随口说:“您的考试卷我根本没看,看考卷即浪费时间,对我也没有帮助,放暑假你准备一下,开学来补考就是了。”开学后,梁启超在该生补考卷上打了一百分,说:“你的考卷我没看,经过一个暑假复习,你一定考的很好,我也不用再看了。”

清华国学院的四大导师中,人们常将王国维排在首席,但有时也将梁启超排在首席。梁对王也极为推崇,他对学生说:“教授方面以王静安最难为,其专精之学,在今日几为绝学,而其所谦称未尝研究者,亦且高我十倍。”又说:“王先生脑筋灵敏,精神忠实,方法精明,而自己又极谦虚,此诚国内有数之学者,故我个人亦深以得与先生共处为幸。”

徐志摩爱上陆小曼,为与其结合,要与结发妻子张幼仪离婚。当时徐的好友大都劝他不要为了陆离婚,徐父更是认为徐有辱门风,其师梁启超亦致信徐志摩,力劝其悬崖勒马,免为世诟。梁在信中说:“呜呼,志摩!世间岂有圆满之宇宙?”徐意坚决,复书亦说:“呜呼,吾师!吾唯有于茫茫人海中求之,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耳!”

1925年阴历七月初七,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婚,证婚人为梁启超。梁本不愿意,但碍于徐志摩之父和胡适的情面,才答应出席证婚。梁启超的证婚致辞这样说:“徐志摩,你这个人性情浮躁,所以在学问方面没有成就;你这个人又用情不专,所以你再婚再娶,以后务必痛改前非,重新做人。”稍停又道:“徐志摩,陆小曼,你们听着,你们都是离过婚的人,都是过来人!这都是由于你们用情不专,今后一定要痛自悔过,希望不要再一次成为过来人。我,作为徐志摩的先生,假如你们还认我这个先生的话,我送你们一句话,祝你们这是最后一次结婚。”他的话使满堂宾客瞠目结舌,徐志摩不得不哀求:“先生,给学生和高堂留点面子吧。”

梁启超有“狗屁分三级”的著名论断:某年,某学政主持某地学子的考试,结果成绩普遍很差,学政大人勉强拔出前三名后,批曰:第一名是“放狗屁”;第二名是“狗放屁”;第三名是“放屁狗”。梁任公解释说,“放狗屁”表明放屁者仍是人,“不过偶放一狗屁耳”;“狗放屁”表明放屁者乃狗也,虽然是狗,“不过偶放一屁耳”;“放屁狗”则不但是狗,而且这狗“舍放屁外,无他长技矣”。

未完待续,以上内容,整理自《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如想看更多细节,请看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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