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下乡

乡下人在城里人眼睛里是“愚”的，并把愚和病贫联结起来去作为中国乡村的症候。但实际情况是病和贫我们似乎还有客观的标准可说，但是乡下人的“愚”是如何得来呢？

如果因为乡下人听见背后汽车的喇叭声而手足无措，就是愚，那就是冤枉了他。相比开来，城里人更不懂乡下的基本常识，将稻谷和小麦混为一谈，这时乡下人的微微一笑，可以翻译为愚。

如果说乡下人愚是因为他们不识字，我们称之为文盲，那也是难甘服的。“愚”如果是智力的不足或缺陷，识字不识字并非愚不愚的标准。如果一个人没有机会学习，不论他有没有学习的能力还是学不到什么的。在教室里，城里教授的孩子学习快，那也是不公平的，乡下孩子不像教授们的孩子到处看见书籍，到处接触文字，这不是他们日常所混熟的环境。教授们的孩子并不见得一定是遗传上有什么特别善于识字的能力，显而易见的确是有着易于识字的环境。这样来说，乡下人是否在智力上比不上城里人，至少还是个没有结论的题目。

如果说乡下人愚，是指知识不及人，还是不能自圆其说，至多可以说乡下人在城市生活所需的知识上是不及城市里人多。

我们再来讨论一下文字的用处。文字发生之初是“结绳记事”，需要结绳来记事是为了在空间和时间中人和人的接触发生了障碍，我们不能当面讲话，才需要找一些东西来带话。但在乡村，这种社会的人是在熟人里长大的，“贵姓大名”是因为我们不熟悉而用的，熟悉的人大可不必如此，足声、声气，甚至气味，都可以是足够的“报名”。我们社交上姓名的不常上口也就表达了我们原本是在熟人中生活的，是个乡土社会。文字，只是双方越好代表一种意义的记号。如果是面对面可直接说话时，这种被预先约好的意义所拘束的记号，不但多余，而且有时会词不达意。文字所能传的情、达的意思不完全的，在面对面说话时，我们还可以不注意文法，因为我们有着很多辅助表情来补充传达情意的作用。

更进一步，在“面对面社群”里，连语言本身都是不得已而采取的工具。语言只能在一个社群所有相同经验的一层上发生。群体愈大，包括的人所有的经验愈复杂，发生语言的一层共同基础也必然愈有限，于是语言也愈趋于简单化。换句话说，在一个社群中所用的共同语言外，也必然会因个人间的需要而发生的特殊语言“行话”。特殊语言不过是亲密社群中所使用的象征体系的一部分，是用声音来做象征的那一部分。在亲密社群中可用来做象征体系的原料比较多，表情动作等，因为在面对面的情境中，有时比声音更容易传情达意。于是在熟人中，我们话也少了，我们“眉目传情”，我们“指石相证”，我们抛开了比较间接的象征原料，而求更直接的会意了。

所以在乡土社会中，不但文字是多余的，连语言都并不是传达情意的唯一象征体系。我并不是说我们不必推行文字下乡，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已经开始抛离乡土社会，文字是现代化的工具。我要证明的是乡土社会中的文盲，并非出于乡下人的“愚”，而是由于乡土社会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