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3年，随着《古洛斯坦》条约的签订，阿塞拜疆被永久地分为了南、北两个部分，北阿塞拜疆最终获得了独立，南阿塞拜疆则继续留在伊朗。两个多世纪的分隔给南、北阿塞拜疆的文化造成了巨大的差异，或许只有萨法维王朝时期开始在阿塞拜疆地区流传的歌曲Sarı
Gelin，才能将这两个地方联系在一起。
大不里士
醉人的春天，和着百灵鸟歌唱的卡曼贾
美丽的花，你也快揭起面纱
宴会已经开始，在那花园
每朵花的唇边都绽开一朵笑颜
花园中的每朵郁金香
藏着一个酒囊
生命并不漫长
解开双髻，用你的爱
让万物纵声欢笑
我饱尝着爱情的折磨
你却在一旁尽享欢乐
生命并不漫长
解开双髻，用你的爱
让万物纵声欢笑
二十世纪初，波斯立宪革命在大不里士酝酿，北阿塞拜疆作家麦麦德·赛义德将这一时期发生在大不里士的政治风云写成了一部半纪实小说《迷雾笼罩着大不里士》，并在这本书中写下了这首优美的诗。后来艺人们用《巴亚提木卡姆》的曲调配上这首诗，谱写了一首极富阿塞拜疆特色的歌曲，可惜这首歌已被巴库人和大不里士人遗忘，只在木卡姆艺术家中传唱。
起初，大不里士并没有给我留下太深的印象：市中心的房屋不超过三层，所有的门牌都是波斯语，大约30%的女性穿着黑袍——似乎和伊斯法罕没有什么区别。唯一不同的，只是这里的居民基本上只用阿塞拜疆语交流。毕竟，大不里士曾经是萨法维王朝、黑羊王朝、白羊王朝等伊朗多个王朝的首都，千年的历史积淀已为这个城市打上深深的伊朗烙印。
巴扎——维持着人们寻常生活的中心
大不里士的巴扎与伊斯法罕和伊斯坦布尔的巴扎有很多的不同，它不像后两者承担了太多的旅游景点的功能，在伊斯法罕和伊斯坦布尔的巴扎里可以轻易找到各种工艺品、香料、藏红花和精美而华丽的地毯。大不里士的巴扎是人们生活的中心——巴扎里出售的基本上是日用品、食品、金银首饰和地毯，来访的也都是当地人。然而，这座看似普通的巴扎，在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伊朗西北部乃至整个伊朗最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和贸易中心。20世纪初的波斯立宪革命和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中，大不里士巴扎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这个位于市中心区域的市集区由多个市场分区组成，例如贩售黄金和珠宝的埃米尔市场，贩售各种尺寸、样式地毯的莫萨法列市场，鞋市场，以及其他各类商品充斥的其他市场。16世纪，大不里士这座城市及其市场迎来最繁荣兴盛的时期，当时的萨法维王朝将都城定于此地。而当17世纪，王朝的首都搬离大不里士之后，市集区依旧保持了其商业中心与经济中心的重要地位。即便是今日，大不里士市集区仍被许多人视为城市乃至伊朗西北部地区重要的商业区。
巴扎里，装满货物的手推车穿梭在狭窄的巷道，瘦弱的孩子身上扛着厚重的地毯，鳞次栉比的店铺是一双双期待顾客光顾的眼神。外界的制裁并没有打乱这里的生活轨迹，人们还是在为了自己的生活而奔走，或许路走得更加艰辛。
大不里士人
大不里士人的对中国人的热情度更甚于德黑兰和伊斯法罕，特别是当他们见到一个既能说波斯语又能说阿塞拜疆语的外国人之后。和巴库人相比，大不里士人有典型的伊朗特征——面部表情丰富、语言客套得体。在我看来，大不里士人和巴库人除了同操阿塞拜疆语之外，性格、文化方面的共同点已经很少了。而且让我吃惊的是，大不里士人的英语水平好于的德黑兰人，甚至连五、六十岁的人都能够说英语。
一、沙耶克
这是一位在德黑兰梅赫拉巴德机场萍水相逢的朋友。我们在德黑兰等待去大不里士的飞机的时候遇到了沙耶克，正巧他也住在大不里士。由于经常往来于阿塞拜疆与伊朗，他还为我提供了很多有关巴库的信息，比如旅游景点、药店和旅店等。
沙耶克的老家在东阿塞拜疆省的卓尔法县，离大不里士并不算远。我们到达大不里士后的第二天，沙耶克原本想带我们去他的老家看一看，可得知我们当天下午就要离开大不里士时，沙耶克立刻赶到了我们所住的旅店，并开车把我们送到了大不里士机场。在机场，沙耶克请我们喝茶、吃巴克拉瓦（一种点心），临走时还送了我们很多零食。
在大不里士机场，我和沙耶克聊了很久，沙耶克告诉我大学毕业后他和大多数伊朗人一样一度失业，后因生活压力才开始白手起家做生意，并积累了一点财富。他说曾经有一个21岁的男孩给他打电话问他怎么做生意，在沙耶克的指导下，那个男孩当天就赚了400土曼（250人民币）。沙耶克毫不避讳地说他认识中国人的目的就是想从他们那里更直接地多获取些信息，为今后铺路。
对有的人来说，逆境不是绝路，它是那扇关闭的窗户，指引勇敢的人走向通往光明的门，从沙耶克身上，我深深感受到了这一点。
然而沙耶克对我们最大的帮助，是帮我们成功穿越了阿塞拜疆—伊朗边境。
二、缝纫机工阿里
当我们离开大不里士巴扎，正准备去阿塞拜疆博物馆时，一个身影突然从旁边的小巷蹿了出来，把我们叫进了小巷下面的缝纫机店。
这是一个十分狭窄的店铺，店铺里摆满了各种各样的缝纫机。
“他们两位是中国人。”把我们带进店铺的男生向坐在我们（另一位是我学姐）面前的老爷爷介绍着我们。
“是的，我们是中国人。”我用阿塞拜疆语回答道。
听到我能说阿塞拜疆语后，老爷爷十分激动，问道：“你在哪里学的阿塞拜疆语？”
“德黑兰，我以前在这里工作过。”
“我之前遇到过一些中国的游客，他们连波斯语也不会说，但是我已经很高兴了，在大不里士遇到外国人本来就不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可是像你这样既会说波斯语，又能说阿塞拜疆语的中国人，我还是第一次遇到。想喝茶吗？我给你们倒一杯。”
老人起身给我们端了杯红茶，又拿出各种糖果让我们配着茶吃。
我们喝茶的功夫，老人已从身后的书架上拿出一个厚大的笔记本，“每当有外国游客从店门口经过时，我都会请他们进来喝茶，让他们在本子上留言。这十几年间，我已经收集了满满十三本来自世界各地的留言。我希望你们也能在本子上写下些东西，留作纪念。”
我翻开笔记本，里面写满了来自世界各地游客的留言，有土耳其文、阿塞拜疆文、德文、法文、日文……中文也不少，甚至还有来自福州的游客，让我们感到有些惊喜。
“很高兴在大不里士遇到阿里爷爷，这里的人十分热情，水果非常好吃，景色也很美，欢迎福州的小伙伴来到这里……”
正当我们不知如何将这段粗糙的文字进行润色时，老爷爷的学徒又从外面带回了一位中国大姐——我很吃惊这里竟然还能看到中国人。
这位大姐看起来乐观、自信，只会英语的她只身来伊朗旅游已经二十多天了。也许，语言并不是你前进的阻力；走遍伊朗，缺的只是你心中的那点勇气。
“你们看，这是我。”老爷爷自豪地指着那张贴在我们身旁的关于他的简介，“我叫阿里·尤瑟夫·阿斯勒，大不里士人，在这里已经工作了几十年了。这位小伙子是我的同事，别看我们的年龄差距很大，但我们是很好的朋友。”
阿里从抽屉里拿出一打明信片，说：“来，你们各选一张，我也把祝福留给你们。”
我选了一张明信片，递给阿里，他在上面用有别于波斯传统书法的艺术字写道：“伊利亚斯先生（我）和薇薇女士（学姐），很高兴你们来到我的店铺，你们的到来使我非常开心，我希望你们永远开心、健康，祝你们成功。——阿里·尤瑟夫·阿斯勒，1398/7/9（伊朗太阳历，即公历2019/10/1）。”明信片的背面，是大不里士著名的标志性建筑——前市政办公楼（现已改造成博物馆）。
之后，阿里的学徒穆合森让我和阿里用阿塞拜疆语对话，为我们拍了一段视频，可由于紧张加激动，加之对大不里士方言不熟悉，阿里问我的话我并没有完全听懂，好几句都答非所问，可即使这样，裁缝店里的这一对忘年交依然很开心。
几十年如一日守在店铺里修理缝纫机，十几本来时世界各地的祝福。大不里士的角落里，老人真挚的祝福被带到世界各地。制裁下的伊朗，是对于全世界的渴望。
大不里士方言
大不里士方言是阿塞拜疆语众多方言中最独特的一支。巴库方言发音清楚，音变少，十分接近土耳其语；大不里士方言则顽固地保留着许多突厥语族没有的特点，例如将来时后缀-adzaq 不发生元音和谐—— indi neyniyadzağam“我现在要干什么”，这句话在大不里士北部的县城至巴库的发音都是 indi neyniyeciyem。这些语音特点使得其他地区的阿塞拜疆人都不太能听得懂大不里士方言。
作为伊朗的文化中心之一，大不里士的阿塞拜疆语有着典型的伊朗特点，那就是客套得体、习语繁多，基本上所有的波斯语日常习语在大不里士方言中都有对应，例如：
— Yorulmursuz（波斯语：Khaste nabāshid，汉语：您别累着）
— Ghurbanam（波斯语：Ghorbunet，汉语：为你献身）
— Khodāhāfez（同波斯语，“再见”之意）
相比之下，巴库的阿塞拜疆语就干涩多了，一句 Sağ ol 就能走遍天下，既能当“你好”，又能表“感谢”，还能作“再见”。
很难说清阿塞拜疆语和乌兹别克语中哪个语言受波斯语影响程度更深，但毫无疑问的是阿塞拜疆语日常用语保留了更多的固有词汇，比如我在大不里士餐厅吃烤肉时问店员：“Bize biraz piyaz verin.（请给我们拿点洋葱）”
店员好像没太听懂，说：“嗯？你要什么？”
“Piyaz（波斯语的“洋葱”，维吾尔语、哈萨克语和乌兹别克语也借用了这个词）”我重复了一遍。
“Piyaz 是波斯语。”店员答道。
“Soğan.” 我这才想起来，阿塞拜疆语的“洋葱”和土耳其语是一样的。
大不里士人的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也和其他地区的伊朗人一样丰富，十分善于用眼神传情达意；而巴库人的眼神则趋于平淡，传达的信息十分单一，笑就是笑，不会透露出甜蜜感和其他更复杂的信息。总得来说，阿塞拜疆地区传统与现代的两个中心在文化层面已经产生了太多的不同，虽然现代阿塞拜疆语中仍保留了大量波斯语词汇，巴库人的口语中甚至还能听到 vayssa（波斯语口语，意为“站住，停下”）这样极其生活化的波斯语，但是在我看来，俄罗斯人让巴库搭上了现代科技的高速车，但也让这里变成了传统文化的荒漠。与大不里士人相比，巴库人不太讲礼貌、待人淡薄、贪财、唯利是图，沾染了前苏联时代的很多恶习。巴库，已经找不到太多伊朗文化的影子。
大不里士的饮食
大不里士的饮食和伊朗其他地方没有太大差别，烤肉、炖菜等伊朗传统菜在大不里士都能找到。受游牧民族饮食习惯影响，大不里士人的口味更加偏酸、喜食奶制品、擅长制作土耳其甜食巴克拉瓦。
此外，大不里士丸子是当地的特色菜。虽然此菜的名字和土耳其的丸子差不多，但做法和味道都有所不同：大不里士丸子以炖煮方式烹饪，香料味重，偏酸，为加重酸味还特意在丸子中间包裹一颗酸梅；土耳其的丸子以煎、烤为主，口感油、辣、咸，更符合大多数中国人的口味。
Bilehsavar—— 穿越边境线
10月5日20：30，巴库 盖达尔·阿利耶夫机场
虽然昨天阿塞拜疆 Buta Airways航空公司的客服说返程票没有被取消，可从早上开始，我就隐隐觉得返程票有可能会出问题，巧的是这天航空公司的在线服务全面瘫痪，于是抱着听天由命的心理，我们还是走向了值机柜台……
“目的地？”
“德黑兰。”
“先生，请出示下你们的行程单。”
我的双手颤颤巍巍，把行程单递给了对面的帅哥。
地勤帅哥把票号翻来覆去地检查了好几次，但系统仍然是一片空白，我们两个都急得有些冒冷汗。
“没有查到你们的机票。那边有这家航空公司的售票口，请你们到那里询问一下。”
三位售票员对我们的到来不以为意，其中一个男人依然在打着电话。我管不了那么多，张口就语无伦次地问为什么我们有票还走不了，售票员大妈开始用异样的眼光打量着我们，说着蹩脚的英语回答着我们的问题。可能是我说得太没头绪，大妈一时间难以招架，“Otur!”她只好用阿塞拜疆语示意我们坐下。
用英语沟通效率实在太低，我便和大妈说起了阿塞拜疆语，旁边一位精通英语的阿塞拜疆人也过来帮忙，通过我向售票大妈解释情况，并把我和客服的聊天记录拿给大妈看，力图将局势扭转到我们这边（难得还有和外国人站队的阿塞拜疆人）。在线查询、电话沟通……售票大妈经过多方求证，向我们道出了原因和解决方案：
我们之前买了10月2号的去程（德黑兰—巴库）和10月5号的回程票，这两张票在同一订单上。后来，因为旅程变动，我又单独买了一张10月3号的单程票，没有用2号的去程票，于是5号的返程票也作废了（之前和航空公司的客服沟通过多次，他们一直声称返程票不会取消，还劝我不要取消订单，否则只退一半的票款）。如果要做今天晚上的航班，必须重新购买机票，但不巧的是这个航班已经爆满，必须有人退票才行。
如果没有机票，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三条选择：一是乘坐明天的航班回德黑兰，德黑兰回深圳的机票和深圳回福州的动车票也要相继改签，这种方法损失最大；二是乘坐大巴车从巴库回德黑兰，可此时已是晚上9：30，大概率没有公交车；三是乘坐出租车回德黑兰，花费未知。
情急之下，薇薇拨通了马汉航空售票员钟玲的号码，询问改签的事。此时国内已是凌晨1点，但这位打了鸡血的售票员尽管挂着吊瓶，还是接了我们的电话。钟玲说现在卖票系统已经关闭，但预计改签费用不会低，还不一定有位子，建议我们想想其他办法，尽量不要改签，实在不行在机场闹一闹。
看来，陆路才是最合理的选择。
我给经常往来于伊朗和阿塞拜疆的伊朗朋友西拿打了电话，他向我介绍了他另一个朋友，那位朋友说现在已经没有大巴车去德黑兰了，他可以提供小车送我们回去，但不确定是否有车。我说如果晚上10：30之前还是没票，我会和他联系。
这次幸运之神没有眷顾我们，最终没有任何人退票。这时，在一边一直看土耳其电视剧的大叔抬起了头：“去德黑兰的大巴车很多，你们现在去大巴站吧，我帮你们打个车。”
售票大妈露出一丝久违的善意，说：“上车前问清楚价格，如果车费超过20马纳特，直接扭脸走人。”看来，她也对阿塞拜疆出租车司机宰外国乘客深有所知。
晚上10：40，我们上了前往大巴站的出租车。这时，我才顾得上拿出手机，发现沙耶克给我发了很多消息，但此时我满脑子都想如果没有大巴车该怎么办，已经顾不上回复沙耶克。薇薇只是迷茫地看着窗外，语言不通的她想必比我更着急。
晚上11：00，出租车已走了一半，沙耶克突然打来电话：“怎么没回我消息，你们遇到什么事了吗？”
我一五一十地将事情的原委告诉沙耶克，他说：“他们怎么能这样？你说你妈妈生病了，要立刻上飞机！”
我心里嘲讽了一下沙耶克，伊朗真是落后啊，这种理由都可以上飞机。“不行，已经没位置了。”
“那你让司机拐回机场，每天从巴库有很多到纳希切万（阿塞拜疆的飞地，毗邻伊朗东阿塞拜疆省）的航班，你先到纳希切万，再过边境到大不里士，从那里回德黑兰。”
可是这个行程也太远了，而且等飞机又是两小时。
这时，出租车司机不耐烦了：“老弟，我自己能把他们送到德黑兰。前两天我在大不里士，伊朗的路我熟！”
但谁都清楚，即使司机良心要价，以巴库的消费水平，费用也一定不会低，而且伊朗人都更喜欢托熟人办事，不会轻信陌生人。
经过一番讨论，大家（应该说的沙耶克和出租车司机）制定了最终的方案：司机送我们去距离巴库3小时车程的Bilehsavar口岸，沙耶克的朋友萨珊在伊朗一侧对接我们，把我们送回德黑兰。阿塞拜疆段行程3小时，费用110马纳特（约合440人民币），伊朗段行程9小时，费用70万土曼（约合440人民币），可见两国消费差距不是一般的大。
司机和我、沙耶克说的是阿塞拜疆语，沙耶克和我说波斯语。路上，沙耶克时不时地打电话告诉我萨珊对接我们的位置，出租车司机怕我没听懂，让我把沙耶克的话重复一遍让他再次确认，可此时我的大脑一篇混沌，波斯语翻译成汉语尚且吃力，波斯语翻译成阿塞拜疆语更是难上加难，我说得阿塞拜疆语词汇错乱，连自己也不知道在说什么，可司机还是等我说出关键词后才罢休。
终于到了口岸。过安检时，一位阿塞拜疆人说：“Do you have dollar？”唉，阿塞拜疆人强占小便宜的本性看来是永远改不掉了，我用阿塞拜疆语说没有，他很识趣地放我们走了。
准备过关时，薇薇排在我前面，一位帅气的军官向她要机场落地签的凭证。我向来喜欢虐待手里的纸制品，那张凭条肯定早不知道被我扔到哪个垃圾桶了，唉，听天由命吧。薇薇从护照里找出了一张凭条，递给士兵，“不，这是那位先生的。”啊！我的纸条竟然在她那里，这让一阵窃喜。薇薇彻底慌了，开始翻箱倒柜，从箱子里的衣服口袋里翻出一张纸条，欣喜若狂地递给士兵， “莲花！”（落地签凭条右上角有个类似于莲花的标致）薇薇不知所云，根本忘了士兵不懂中文。可惜，那张纸条并不是。薇薇更慌了，正当她差点把箱子里的东西翻落一地时，士兵微笑地说：“Tamam（好了）”。我们悬着的一颗心终于落地了。
入境伊朗时整体顺利，只是往来边境的人不是伊朗人就是阿塞拜疆人，中国人过境应该还是头一例，所以伊朗海关对中国免签的消息并不像机场那么灵通。在我的再三解释下，伊朗海关最终友善地放行。
从伊朗海关人员的口音可以明显听出他们也是阿塞拜疆人，由于过境的基本都是阿塞拜疆族，海关人员还会无意识地和我们说几句阿塞拜疆语，而且他们的口音和巴库十分接近。不知道边境两侧的人如何看待这条边境线，也许他们只是觉得这条边境线没有给南、北阿塞拜疆的路平添多少阻碍。但在我看来，这条边境线割裂南、北阿塞拜疆之间的文化联系，巴库和大不里士正在渐行渐远。
10月6日2：20，我们终于坐上了萨珊的出租车，准备到达阿塞拜疆之旅伊朗段的最后一站——德黑兰。
德黑兰
德黑兰并不属于阿塞拜疆地区，但恺伽王朝等突厥语政权给德黑兰抹上了浓厚的阿塞拜疆色彩，如今德黑兰有一半的居民都是阿塞拜疆族，甚至德黑兰的经济命脉也由阿塞拜疆人把持。
我从未认真地写过德黑兰，也许是因为德黑兰的内容太过繁杂，我无法驾驭；也许是我对德黑兰的感情太过复杂，不知从哪里下手。既然这样，这里就简单写一下这次在德黑兰发生的事。
阿米尔
阿米尔是最近我在网上认识的朋友，他也是大不里士人，不过从小就居住在德黑兰。毕业后，阿米尔和父亲一起做汽车配件的生意，并学习汉语，以求与中国人建立更为直接的联系。
在伊朗交朋友并不难，但能否交到益友，就看你对伊朗的了解程度了。阿米尔可以算是益友之一，德黑兰往返大不里士的机票就是他帮忙买的。听说我们要来德黑兰，他迫不及待地把我们约到大巴扎。
我们这次在大巴扎的经历和普通的中国游客就没太大差别了，吃了烤羊排、烤鸡肉，买了藏红花、开心果、冰糖和果茶。去年从伊朗回国后，我偶尔会在梦中梦到大巴扎，如今它就在我眼前，可一个小时后我却要与它告别。
到了机场，我和薇薇没有土曼了，于是就用美金花两倍的价格疯狂吃伊朗的冰激凌、喝Mojito。尤其偏爱传统口味的冰激凌，玫瑰糖浆的甘甜混合着藏红花特殊的味道、开心果的酥香让你品味到了整个伊朗。什么时候才能再次吃到呀？
夜幕轻拢着伊玛目霍梅尼国际机场，来自土耳其和俄罗斯的中国游客排队登机，继续将欢乐带回国内。
德黑兰的夜，掩盖了一切
往事一幕幕，如障目的叶
夜晚的琴声，回忆伴余生
阿塞拜疆篇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