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语中国

我的住处楼下有个亭子，是用现代板材架构起来的，配色只有红色和白色。在它的侧面印着“志愿者服务”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但那里面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个人，虽然在它的墙上贴着两张“优秀共产党员”志愿者相片。当然，谁也不会去计较这里面是不是住着人，因为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根本不可能指望这样一个亭子的帮扶。但对于上面而来，这些星罗棋布，乃至于劳民伤财的亭子就是“数据”，这些数据可以被用来表明他们的贴心和勤政，爱民与奉献精神。

这个亭子的正面紧靠着一棵槐树，枝叶茂密的夏天你很难也很少会抬头看这个亭子的正面。但是在一个冬天，树叶凋零以后，不知道为什么，有一场路过的这个亭子的时候，有人抬头望了它一眼，然后叫住了我们，我们随即抬头望过去，瞬间笑的前仰后合。这笑在我事后想来不知道该归为哪一类，它是苦笑？是嘲笑？还是仅仅是觉得可笑呢？

亭子正面的上方写着“两应亭”，在此之前我们一直以为它只是志愿者服务亭，虽然里面并无什么志愿者。亭子的左侧写着“一呼百应”，右侧写着“有求必应”。正是这几个字让我们发笑，甚至此后再路过它的时候，还是想忍不住抬头看一眼，甚至有想在亭子下设一副香案的想法，有什么祈愿的时候，带点果品、香烛来此拜一拜，或许马老先生真能有求必应呢？

这自然都是玩笑话，这类亭子不过是我们日常所见的标语的立体化罢了。

我想，不需要我做任何提醒，也不管你生活在沿海的大都市，还是山区的小乡村，你都不会对标语陌生。在我小时候生活的村子，最常见的标语几乎都是关于计划生育的，诸如“少生优生，幸福一生”，“生男生女都一样”，“要想富，先修路，少生孩子多种树”……对于孩子来说，这些标语的意义是极其重要的。我曾积极参与到乡村公路的建设中去，也曾反感那些超生的家庭，甚至我父母超生都让我一度感到这是对法治的破坏而感到厌恶。

但如今，标语已经五花八门了，可谓无事不可标之。从曾经铺天盖地的八荣八耻，到现在随处可见的核心价值观;从科学发展到绿水青山;从一个“伟人”的语录到另一个“伟人”的语录;再到教你做文明人的“十要八不”，倡导这个，禁止那个;包括“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行泪”等等标语灌满了我们的双眼，只要你推开门，就看到楼下的标语可能又换了新的。昨天还让你植树造林的标语，可能今天就让你扫黄打黑了;昨天还让你节约用水的标语，今天可能又让你加入脱贫歼灭战斗中来。他们像连台大戏，轮番登场，你还没留下什么印象，就不得不转换阵地了。

问题在于，到底是谁需要这些标语呢？

我们这些所谓的群众么？如果我们需要这些再常识不过的标语，只能说明群众不过是群氓，是等待哺乳的婴孩。但问题不在于群氓和婴孩不可以启蒙开化，问题在于永远用群氓和婴孩的式的启蒙能取得怎样的效果？就像永远让一个学生学习小学的知识，就是教一辈子有什么意义？所以，“启蒙者”从一开始就在实施“阳谋”。他压根没有想过让你成长，以此任何时候他都可以用“国情如此”，“民智未开”为由，阻止真真正正的现代化。

标语可能培养出合格的公民么？

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标语本身就不是为了健全人格，而是矮化国人。我常常想，有一天，我是个异域来客，当我走在这个国家的大街小巷，我看到那些关于“守纪律”，“爱党爱国”，和一些看上去让人有生理反应的许诺、誓言，充满军国主义色彩的战斗词汇，我会做何感想呢？这是怎样的一个国家？如此的低能、低智？但当我坐上一辆出租车，随便和那个司机聊几句就发现，原来他比这些标语强调的更聪敏、透彻。但是，既然民众有着清晰的认识，为什么标语中所现的是那样愚蠢呢？似乎这是难以理解的割裂。

但中国人不会对此困惑，因为他们不过是任务。每一个制作标语的人和贴标语的人都知道，这些巨大的艳丽的横幅远没有小区广告栏上用A4纸黑白打印的招聘广告更有价值。但作为任务的标语意义本身已经不在上面的文字，而在于标语张贴的位置、数量。这是政府垂直管理的一致化决定的。只要中枢一个命令，可以在一夜间让全国出现同一副标语。当各级政府都在强调反形式化的同时，形式化从没有被搁置。因为，如果一个领导发现某地的标语不够，某地接待他的规格太低，某地小朋友没有停课去机场排成排摇晃鲜花，他都是要不高兴的。但这都不影响他走入会场，接着批斗“形式化严重”的问题。

也许我们可以做一份问卷，问问大众是否知道我国有多少类标语？你记得哪些？你觉得这些标语有意义么？你是否认为随处可见的标语是一种资源浪费？标语如果有价值，它最大的价值在于什么？你是否反感标语……

当然，各地标语也有它的不同之处。新疆、西藏和山西、河北的标语必然有差异。但主旨并不会比我们日常所接受的有天壤之别。但最大的共同点却不是核心思想，而是标语的“消失”。

标语消失了么？

标语消失了！

标语不是消失在我们的眼里，但我们的心里早已不再有它们的一席之地。你我每天所到之处，马路的护栏、住宅楼的围墙、商场的扶手、学校的行道树、运送垃圾的车子、卫生间的小便池上等等，都张贴着标语，你看见它们了，你甚至默念了出来，你可能还转告了某个朋友，哪个熟悉的地方又换了新的标语。但当这一切结束以后，标语还在墙上，仅仅还在墙上。你的双眼就像一部没有安装储存卡的相机，你拍摄，却不存储。

因为，它们毫无意义。

你不可能因为一张标语更热爱这个国家，相反它会增加一份不喜;你不会因为某个标语更热爱这个世界，也不会因为一张标语就决定要不要生一个孩子……中国人再现实不过了，他做或不做一件事取决于他的实际需要，取决于他是否陷入恐惧，取决于他的能力和愿意背负的代价，而绝不可能是他每踏出一步就迎面而来的标语。

试想，当你走在一条两旁都是精美雕塑的长廊上，你还能细心的端详每一座么？相反，当你走在两旁都是粪坑的路上，你也只想快速通过。哪怕这两边都是你最喜欢的美女帅哥，日子长了你也会习以为常。这种习以为常就像必须要把标语贴在街上的人那样习以为常。它成了仿佛早上起来要穿衣服一样，这些标准已然成了他们的一件衣裳，又或者是必不可少的遮羞布。没有人追求它们应该有什么实际而有效的功用，它只是被宿命般的规定了应该出现在某个地方。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二十日 于赤阑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