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党员母亲

我的母亲董悦凤,是一名有着48年党龄的老党员。

母亲是烈士的女儿,我敬爱的姥爷是一名优秀的地下党,1946年参加八路军,先后参加潍坊、黄县和海阳的解放战争,在1948年的海阳战役中壮烈牺牲。

那一年我母亲八岁,姥爷牺牲后,她一夜长大,她擦干眼泪,开始帮着28岁的姥姥当家,撑起了上有老实木纳姐姐,下有年幼的弟妹需要照顾的一无所有的单亲家庭,为了糊口,为了让四个孩子都能上学,坚强能干的姥姥到处打小工,而我母亲边上学,边帮着姥姥分担沉重繁杂的家务,因为年少就帮着姥姥操劳打算,担心一家五口人吃不上饭,母亲常常彻夜难眠到顽固失眠,失眠的痛苦从此伴随母亲,而所有的苦难都没有打倒母亲,反而给她养成了坚韧不拔,慈悲隐忍的性格。

母亲尽管家境贫寒,但她从小勤奋好学,60年代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大学,因为烈属身份得到当地党组织和政府的照顾,可以免学费读大学,母亲上大学的四年寒暑假,一天也没有玩,她到工地上打小工,把挣来的钱都交给姥姥补贴家用。

大学毕业后的母亲决定报党恩,她毕业工作后就要求到最艰苦的农村去搞社教,并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母亲在工作中始终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无私奉献,吃苦在前, 享受在后,坚持“三同五不吃”,三同就是同吃同住同劳动,五不吃就是不吃鸡鸭鱼肉和白糖,在与农民同劳动中不怕脏不怕累,并教授农民改善土壤,培育良种,扩大当地农产品,玉米,小麦,地瓜的大面积生产。

母亲一心扑在工作上,我在她肚子里六个月,她才发现,她第一次去了县医院做检查,并对医生说,她正在接受党组织的考验,不能要孩子,医院的院长亲自劝她,孩子太大,不好引产,母亲无奈中生下了我,因为孕中母亲一天也没有耽误工作,整日处于劳累奔忙中,所以我出生后体质一直很差。

而我的皮肤也一点不像肤白胜雪的母亲,我幼年就记得母亲当年那些同事都叫我“地瓜嫚”,使得我幼年时就很自卑,长大后问母亲,为啥不像她,母亲笑着说,我在她肚子里,基本上就吃地瓜了,她那时下乡,吃饭是到各村干部家轮流排饭吃的,母亲去吃饭,村干部会把平时不舍得吃的白面做成面条或者烙成鸡蛋饼招待她,母亲坚决不吃,每次都要地瓜吃,所以生出了我这个皮肤比她差很多的“地瓜嫚”。

而母亲朴实善良勤快的性格,以及她对工作的认真和热情,获得了当地村干部和农民的一致赞扬和敬佩,他们说,这位党组织派来的城市女大学生一点不娇气,踏实能干,还给他们带开了农业新技术,真是党培养的好干部。

而幼时的我,最渴望的就是母亲的陪伴,而我的母亲永远是忙碌的,长大后才知道,她当时负责全县18个公社的社教工作,所以整日忙得不可开交。在我的印记中,母亲不曾完整的陪过我一天,母亲当时工作到哪里,就到当地的村庄给我和哥哥找一家全托保姆,母亲每次都是清晨匆匆来看我们一眼,呆一会就要去工作。

我从小性格内敛,尽管内心万分不舍得母亲的离去,但羞于表达,而我哥哥是直白的性格,母亲每次离开,他都要大哭,有一次母亲离开,哥哥大哭着追出门,保姆抱着我追不动哥哥,哥哥直追出整个村庄,被当时村里的党委书记看到了,他抱起两岁的哥哥哄着他到自己家玩。

每次离去,即便是哥哥哭得撕心裂肺,善良心软的母亲却从来没有回过头,因为在她心中,不能因为家庭而耽误工作,为党而工作永远是最重要,是第一位的。

而母亲当年因为到基层下乡,帮助农民促进了当地农业发展,受到了当时县政府的表扬,在1973年,经过层层考验的母亲在工作地党委书记和武装部长的介绍下,庄严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圆了她的党员梦,母亲工作更有劲头了。

当年幼少的我们不知道母亲当时如何工作的,我只记得我两岁那年,有一天保姆有事,母亲只好带着我工作,我坐在母亲的自行车后座上,别提有多高兴了,母亲骑着自行车带着我,到了一个很陡的大坡上,母亲下了自行车,把我也抱下车,我跟着她吃力的爬上了大坡。

坡顶竟然是一片一片一望无际的麦田,那麦子长的快到我胸前了,母亲放好自行车,指着山坡下远处的村庄,对我说,她去那个村庄找大队书记传达一个文件,让我看好自行车,她传达完就回来了。

母亲说完就往坡底走了,把两岁的我留在那片麦田旁边,我一开始老实的站在自行车旁,后来站累了,就蹲下来,四周只有鸟儿们飞过和风吹过的声音,我有些害怕,盼着母亲赶紧回来。

感觉过了很久很久,我被太阳晒的都有些昏昏入睡,肚子饿得也咕咕叫,母亲才匆匆回来,对我说,传达完文件,大队书记让她给村里的技术员讲课,所以回来晚了。

长大后,我跟母亲提起此事,说为啥把我留在大山上,领着我到村庄边上等她,我也不至于孤单害怕那么久,母亲说,当时考虑领着我去,肯定会得到村里人的照顾,她不希望给村子里的人带来麻烦。

而多年后,母亲的一位叫张荣臣的同事叔叔到我家玩,说我母亲刚工作那年,即1965年7月,跟着他下乡普查玉米制种,那时没有公交车,故乡的乡镇又多山地,到处都是坡路,个子矮小的母亲骑着单位的男式28大金鹿自行车,因为不习惯走山路,骑过一个山坡后,连人带车摔到坡底的水塘里,张永臣把母亲从水塘中拉出来,让她在山坡上把外面的湿衣服晒干,然后继续骑车去工作。

母亲听后笑着说,刚工作时,摔跤是常态呀,母亲说,她曾经跟着另一位男干部下乡考察地瓜育种的情况,由于要去的乡镇很远,等忙完工作,天已经黑了,母亲跟着男干部骑夜路,碰到大石头上,连人带自行车摔倒了,脸被磕破了,血流满面。那位男干部吓坏了,领着母亲到附近村庄卫生室包扎,担心领导批他没带好刚工作的女干部,叮嘱母亲说是自己不小心磕破的,母亲说,那位忘记名字的男干部后来调走了,其实她做好了吃苦的准备,从来不会被困难吓倒,只是一心一意地想着把工作做好。

1976年,当时的县委书记,看到母亲在基层已工作多年,一直无暇照顾我们,便把母亲调到县农业局,负责农业技术方面的工作,我们也终于被母亲接到身边上学。

而母亲依旧是忙碌的,早晨我们醒来,她已经做好饭,洗好衣服了,晚上吃完饭,母亲要到单位开会学习读报纸,经常到半夜11点才回家。

我上二年级那年,发生了一件让我终生难忘的事情,我们当时所住的母亲单位的家属房是田字格结构的平房,一家是四间,我们家东面的董会计一家搬走了,单位把靠近我们家的南北两间分给了我母亲,母亲答应我,找人打通后,给我一小间做卧室。

可是房子还没打通,却被我家西面的邻居,李保管家的几个女儿趁着晚上从窗户爬进去占领了,母亲晚上去单位开会学习了,我从窗帘后面看到了,心情万分难过,梦想中的卧室落空了,房子是分给我们家的,我认为母亲该去找领导要回房子,母亲单位的同事到我家玩,也说房子被抢走怎么不去找书记要回呢?

而我的母亲一个字的抱怨都没有,她对我说,她和父亲是双职工,就我和哥哥两个孩子,而李保管是单职工,他妻子没有正式工作,又有五个孩子,而且母亲的资历可以有分房资格,他没有,所以我们可以将就着住,房子就让给他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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