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读者的要求，也为了更好地阅读和保存，现将以前陆续发表的“侯哥侃插队”系列文章，以《几回梦里到南亭》为题集中发表。
当时我就想和同学们一起到农村插队(一)
记得我们初中快毕业时，老师动员大家上高中，说是搞革命也需要较高的文化水平，还引用了列宁的语录:“只有用全人类最先进的科学知识武装起来，才能成为合格的共产主义者”。然而，当时许多人受读书无用论的影响很深，列宁的话也听不进去。当然，也有愿意再学习深造的，笔者就是其中之一。
我从来就不相信什么读书无用论。我只相信在任何时代，读书都是有用的。我也不愿意初中毕业就去参加工作，因为我在工厂学工时亲眼看到，一个工人整天围着机床转，太没意思。那会儿，父母也想让我尽快上班挣钱，但我执意要上高中，最后他们也同意了。
到了1973年，也就是邓公上台执政的时候，先是传说要从我们这届高中生中选招大学生。听到这个消息我们都感到很兴奋，学习的劲头更大了。然而，等到快毕业时，忽然传来让我们这批高中生下乡插队的消息。说实话，这个消息对于许多人来说，犹如一瓢冷水，浇灭了上大学的希望。课堂上的大学没希望了，还有一个大学在等着我们，那就是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当时，学校组织我们学习毛主席的语录，“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为了动员和鼓励应届高中毕业生到农村插队，保定市还组织了多场报告会，请那些在农村做出某些成绩的知识青年代表做报告。我记得，当时有一位在雄县插队的知青，讲了他在农村制作菌肥的事迹，给我印象深刻。我们插队后，还曾去他们那学习。除了报告会，还组织我们看有关的文艺演出。记得是在老马号的天华剧场，我们看了话剧《青年一代》，说的也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事。
我们班里有一个同学，表现非常积极，他不但带头报名下乡，还到其他学校作报告。他还主动找我谈心，动员我报名。他对我说，我就要向邢燕子、侯隽她们学习，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我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再演一出《朝阳沟》。说实话，当时我非常佩服他，觉得他能说又能干，很是了不起， 说不定以后就是闻名全国的知识青年的代表。
经过一系列的学习动员，同学们的思想有了很大变化，不少人用诗歌的形式，表达自己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决心。我也学着写了几首七言诗。那天，保定日报的记者到我们学校采访，拿走了一些同学们写的诗作。后来，保定日报发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青春诗作专版，其中有我的一首诗，只不过编辑把我和一位女同学的诗揉在了一起，署的我们俩人的名字。这是我的作品第一次见诸报端。可惜，那张报纸没有保存下来。
那会儿我还看了一部描写知识青年在北大荒插队的长篇小说《征途》。作品对主人公的塑造自然也是“三突出”，充满了时代色彩。看了这部小说，我突发奇想，自己何不也学着写一部类似的小说？说干就干。我先起了一个书名《前程》，意思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为改变农村落后面貌贡献青春大有前途。我利用晚上的时间写了第一章，主要是描写我们的高中生活。现在想起来真是幼稚，就凭自己当时那点文化水儿，怎么可能完成如此大的创作任务呢？简直就是异想天开！第一章完稿后，我请一位写字比较好的女同学帮助誊清。那会儿我们男女同学之间的关系很单纯，也很好，没有那么多杂七杂八的事儿。过了些天她晚上去我家，把誊写好的稿子交给我，还对我说，我妈一个劲夸你，说你小小年纪就写小说，以后肯定有出息。我只是笑了笑，也不知说啥。
按照当时的政策，老大可以不下乡插队。我就是家里的老大，可以不去农村插队。但我就是想和同学们一起到农村插队锻炼，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父母开始不同意，说你这孩子傻呀，人家都是千方百计躲避下乡，你还主动要去。我也不吭声，因为我实在说不出为啥愿意去农村插队。说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跟父母也不能唱这个高调，所以就以沉默相对。父母见拗不过我，也只能同意。父亲说，想去就去吧，到外面锻炼锻炼也好。你们毕竟还年轻，今后的路还长着呢，谁知道会有啥变化？
经过学校、社会以及我们个人的共同努力，我们两个高中班八十多个同学，最后有25个自愿报名下乡插队。保定市那届高中生，也就是文革期间第一批高中毕业生，总共有几百人报名插队，分到保定十几个县。我们二十个同学去的是保定徐水县南亭公社南亭不村，还有几个同学分到了隔壁的胡家营村。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插队之前的准备工作(二)
1973年底，眼看着高中要毕业了，多数同学没有报名上山下乡，就等着拿到毕业证后参加工作了，所以那会儿大家的心气都很浮躁，教室里看书学习的很少了。
那天我正在教室里看物理书，班主任郑老师来了。郑老师原来在北京一所大学教书，还是北京某个民主党派的副主委。文革后下放到我们保定五中，任语文老师。我们上高中后，郑老师当了我们的班主任，当然还教我们语文。看到郑老师来了，同学们都自觉坐好，等着郑老师讲话。郑老师说，同学们就要毕业了，我也很理解大家现在的心情，但我还是要表扬一个同学。这位同学马上就要去农村插队了，但他并未因此而放松了学习。有了这种精神，我相信他今后无论干什么都能干好。
其实，这已经不是郑老师第一次表扬我了。那次去满城农村学农，我为了能尽快学会推独轮车，在车上放了一把铁锨，小车倒了我就用铁锨把翻撒到地上的圈肥再装到车上。郑老师看到后，也在会上表扬了我。
临毕业的那些天，我几乎每天都到教室里看书。当然，也有不去学校的时候。不去学校干什么呢？主要是买一些必备的用品，比如军大衣，雨衣，雨靴，做被子的棉花，棉布，装东西的提包，还有肥皂，手电筒等。这些东西现在看来不起眼，当时可是要票的。因为我们要去农村插队，市里才照顾我们，特别发了票。我记得是到西郊新市区的百货商店买的。我一个同学他父亲就在那当售货员。也是巧了，两年以后，我从农村返城，分配到新市区回民食堂，就在这个商店的对面。
除了购买必要的东西，还办了户口迁移证，共青团的关系等。户口迁移证办好后，父亲有些伤感地说，从今以后你可就不是城里人了。不过我对此却没多少感觉，总觉得农村户口和城里户口没啥区别。其实，那会儿的城市户口比农村户口金贵多了。只是当时太年轻了，还不大懂得轻重。
到了1973年的12月底，传来了消息，保定市要在明年的1月5号组织一个大型的欢送活动，欢送我们这批知识青年到农插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我们去广阔天地了(三)
1974年1月4号下午，我们班里二十多个准备到农村插队的同学住进了位于保定东风桥旁边的东风旅社。东风旅社刚建成时，我感觉它很气派，心想，啥时咱也能在里面住住呢。其实， 真住进去了才感到很一般。四个人一个房间，吃的是大锅饭，还没有家里的饭好吃呢。
第二天早上，旅社门前的马路上停了不少汽车，有公交车，有大卡车。马路两边站了很多人，还有敲锣打鼓的。我注意到，马路上方拉起了几条横幅，上面有的写着:热烈欢送知识青年到农村去！还有的写着: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上午九点，我们在五中领导的引导下，从旅社出来开始上车。我们先把行李放到大卡车上，再上公交车。上公交车的有下乡知青，也有他们的家长。我看大家都往车上挤，就没凑热闹，而是排在最后。该我上车时，我发现车厢里已经人满为患，挤进去也是受罪。于是，我决定不坐公交车了，到拉行李的大卡车去。卡车就是那种国产的解放汽车，敞篷。
我爬上卡车，本以为就自己一个人坐这种敞篷车，没想到，早有位女同学捷足先登。我俩相视一笑，我问她，你也没去大客车里坐？她说，不想和那么多人挤，这上面多清净。我说，就怕太冷了，你会受不了。她说，没事，30多里地，也没多远，坚持一会儿就到了。
汽车发动了。我看到父母站在街边在向自己挥手。他们对孩子就是这样，放手，放心。我也向父母挥手，心里想着，不知什么时候能再回到他们的身边。
驶出市区，车速加快，风也大起来。正值隆冬，冷风刺骨。我把棉帽子的耳朵放下，又系紧。再看那位女同学，瓜子型的脸蛋已冻得通红，长长的睫毛上闪耀着霜花。她看了看我，也把围巾系好，把军大衣裹得紧紧的。当时，市里给我们插队落户的知青统一发了供给票，凭票可以买到生活日用品，其中就包括军大衣。我问她，你冷吗？她哆嗦着说，没想到这么冷。她是我们班上最漂亮的女生之一，学习也很用功，成绩也很好。她母亲本来不同意她到农村插队落户，可是她坚持，我们也去她家做过工作。记得那次我和一个男同学去她家，她母亲突然说，英子身体不太好，例假也不正常。听到这样的话，搞得我们这样的毛头小伙子很是尴尬，不知如何作答。
我把身上的军大衣脱下来，要给她披上。她说，不用，我穿着呢。再说，你也冷呀。我说，要不，我们唱首歌吧？她说，好。我起头唱起了“塞北的狂风吹硬了我们的筋骨，南国的烈日晒黑了我们的臂膊”。这是一首知识青年的歌曲，在当时很流行的。
一个多小时后，终于到达目的地——徐水县南亭公社。从车厢上下来时，腿脚都有些麻木了。县委书记亲自接见了我们，勉励我们认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扎根广阔天地干革命。我们有20名同学留在了公社所在地南亭村，还有5名同学分到了相邻的胡家营村。留在南亭村的同学又被分到4个生产队。我和她没有分在一个队。至此，我们的插队生活正式开始了。
南亭，我们来了(四)
1974年1月5号，我们来到保定徐水县南亭村，那时叫南亭公社南亭大队插队落户。记得，送我们的公共汽车和大卡车是在南亭和胡家营之间的一块空地停下的。下车后，在那等候的徐水县的领导同志们，都和我们这些小青年握手。我那可是生平第一次和县委书记、县长握手，感到挺自豪。县委书记说，欢迎大家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来我们徐水插队落户。今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有什么需要和困难尽管提，我们一定尽量帮助解决。县委书记讲话后，南亭村的王书记和几位大队干部就把我们带到了大队部，然后又把我们分到了几个小队。
南亭村当时有20个生产小队，两千多口人，属于大村，还是公社所在地。南亭村离著名的曹河不远，我很小就听说过曹河的驴肉和驴肉火烧。
我们二十个人被分到四个生产队，我和另一个男同学，还有四个女同学分到了第五生产队，队长叫王双喜，30多岁，个不高，平头。队长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一口一个＂尚儿的＂；第二印象，也是让我惊讶的是他那一手漂亮的钢笔字，特别是＂王双喜＂三个字，龙飞凤舞，简直就是绝妙的书法艺术品。后来我才知道，队长是文革前的老高中生，文化功底深厚，要不是文革耽误了，恐怕早就是哪所名牌大学的高材生了。
队长把我们两人带到一个小院。院子很小，夯土打的院墙已经残破。院子的西南角有一个猪圈，不时从圈里传出猪的哼哼声。北边临街有三间红砖砌的平房。队长说，你们先在这儿住吧，等以后大队给你们盖了新房再说。进屋后我看到，和一般农家屋一样，中间是厅堂兼灶房，两边是卧室。我和那位男同学住西屋，队长的弟弟二喜住东屋。
刚到的那天晚上，队里好多男社员都来看我们，炕上炕下挤满了人。我带来的那个小皮箱也让人坐着，压得扁扁的，心疼的我不行，可又不好意思让人家别坐。那时的农村经常停电，但我记得那天晚上没有停，似乎电老虎也在欢迎我们。大家东一句西一句闲扯着，纸烟味，脚臭味充满了不大的屋子。灶间的大锅里已烧了好几锅开水，土炕也已热的不行。眼看时间已经很晚，社员们还没有走的意思。队长只好发话了，好了，尚儿的，都他娘回家睡觉吧！
社员们走了，我们才开始铺被子。我睡炕头，那位男同学睡炕尾。虽然我生长在城市，但对农村的土炕也不陌生。我们上中学时不但要学工，还要学农、学军。学军不光是走走正步，到军营里参观参观，还组织野营拉练，和军人一样，背着背包，一走就是半个月，晚上住的就是农家屋，睡的就是农家的火炕。关于学农，记得有两次，一次是在初中，好像是1971年的秋天，我们去的保定满城县一个村。第二次学农是在高中，去的好像也是满城。当然，我们学农的时间毕竟很短，几天就结束了。尽管如此，回到家里好长时间都缓不过劲来。
铺好被子，又拿出自带的脸盆，在灶间大锅里舀了热水，匆匆洗完脚就上炕睡了。前半夜，早已烧好的土炕把我热的不行，恨不得把被子掀了；后半夜，热炕逐渐降温，屋内又没有炉火，冻得我把军大衣盖到了被子上。就是这样还冷得打哆嗦。第二天早上，发现昨天晚上留在脸盆里的洗脚水已经结冰。
第二天晚上，大队召开欢迎会，村支部一班人都参加了。我们知青的带对干部当然也不例外。带队干部记得是保定市物资局的，我们都叫他刘科长。简陋的桌子上摆着花生，瓜子，香烟等。大队王支书首先讲话，欢迎我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农村插队落户。支书讲完，其他的支委也讲了热情的话。带队的刘科长也讲了。他说感谢南亭村领导和乡亲们的深情厚意，我们一定不辜负大家的期望，认真接受再教育，努力改造世界观。他特别提到，我就在旁边的公社里住，大家有什么事随时可以找我。其实，在插队的两年间，我们很少找他，他多数时间也不在公社住。轮到我们，大家都表示了要认真接受再教育，广阔天地炼红心的意思。我发言时，最后讲了一句现在想起来都后悔的话。我说，希望以后大队再开会，不要再给我们摆香烟。支书听了很尴尬，只好说，虚心接受这位同学的意见。
由于我们刚到，粮食什么的还没分配，队里只好先让我们吃派饭。所谓的派饭就是轮流到社员家里吃饭。吃派饭的好处我发现有两点，一是可以尽快熟悉本队的社员和他们的家庭，二是伙食比较好。队里指定做派饭的人家，一般都是家境较为殷实的，而且还有个相互攀比的问题，哪家也不愿丢面子。第一天我们是在队长家吃的，中午，队长媳妇给做的烙饼，炒的鸡蛋。这在当时的农村算是最好的待客饭了，虽然我们已不是客人。吃饭时，就是队长一个人陪着，他的两个孩子也想上桌，让队长哄走了。第二天，我到了另一家。据说，这家的男人在城里工作，每个月才回来一两次。进了门，我看到家里收拾得很干净，不像一般农村家里那么乱。女主人30多岁，五官端正，皮肤白净，和一般的农村妇女不大一样。女主人倒是很热情，特意给我包了饺子。但是，我有个不好的毛病，就是不吃猪肉。这也是从小落下的。好像是1961年，我那时六岁，奶奶带着我和大妹从保定去广西南宁邕宁县。当时父母都在那工作。父亲是南下干部，在邕宁县当粮食局局长。那会正是困难年代，在保定当然吃的不好。在邕宁那些天，可能是肉吃多了，又不注意多喝了凉水，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吃伤了，打那后见了肥肉就想吐。那天看到人家端上来的饺子，我很为难，吃吧，吃不下去；不吃吧，人家好心好意给做了。正当我不知如何是好时，女主人说，小伙子，你怎么不吃？我说，大嫂，对不起，我不吃猪肉。她听了马上就说，没事，嫂子再给你重新做！当我重新捧起飘着葱花和鸡蛋香味的面条时，泪水不由就落下了。
记得，我们第一次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是往大田里送粪。送粪主要是靠人力拉车，生产队的牲口当时是宝贝，一般情况下不用的。冬天地里也没别的活，社员们闲着也是闲着，还不如拉车送粪。送粪一般不在白天，而是晚上，特别是有月亮的晚上。刚开始干这样的活我们都感到新鲜，一个女同学还说，和我们在学校学农差不多。
初到南亭村，还有一件事值得记忆，那就是写黑板报。我们这些人在学校就善于写板报，到了新地方当然要发挥这个特长。大队部的外墙就是一块很大的黑板。黑板比较高，需要踩着凳子才能够到上面。我们设计了板报的通栏标题：革命道路我们走，广阔天地显身手。板报的内容主要是大家在下乡之前创作的表示决心的诗歌。我用自己学会的专写板报的宋体美术字写大标题，其他几位板书比较好的同学抄写诗歌。当我写到最后一个字时，可能是有点忘乎所以了吧，没留神，从凳子上摔了下来，大家都笑了。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我的轮流做厨师(五)
我在上一篇《南亭，我们来了》中说，由于我们初到农村，粮食啥的都没有，生产队先让我们吃派饭。现在想起来，吃派饭那是对我们的很大照顾，因为当时只有到基层蹲点的干部才有资格吃派饭。吃了一段派饭后，国家分给我们的粮食到了，炊具啥的也给买了，我们便开始自己做饭了。
记得，我们是按壮劳力给的粮食，每人每年540斤，每月45斤，几乎是按最高标准配给的。其中，粗粮，主要是玉米和谷子百分之八十，细粮，也就是小麦只有百分之二十。看着数量不少，其实这是原粮，磨成米和面就没有这么多了。有了粮食指标，但要自己去漕河粮库领。漕河粮库离南亭有七八里地，我们是拉着小车自己领的。除了粮食，还有油。领了粮食和油，我们非常兴奋，拉起小车就往村里跑。正应了那句话，“乐极生悲”。走到半路上，由于道路颠簸，加之我们走的比较快，小车突然翻了，车上的东西都翻在了地上。
看着翻落在地上的粮食，大家忍不住都笑起来。再看那几个油瓶子，不得了，全都碎了。这下谁也笑不出来了。那会儿，食用油非常紧张，即便有钱也买不到。我们先把小车掀起来，再把装粮食的口袋重新放在车上。那几个摔碎的油瓶子，只能捡起瓶子底，有多少算多少吧。
回到南亭村里，我们把粮食直接拉到大队办的粮食加工厂，在那把原粮加工成面粉和小米等。既然是加工厂，当然要收加工费的。不过，加工费怎么算，是谁给交的，已经忘记了。那点食用油，已经洒的差不多了，炒几次菜就用完了。但也不能不吃油呀，后来只能自己想办法从家里抠了。幸亏离家近，这要是远可真没办法。
有了粮和油，就要自己做饭了。前面说过了，我们五队共有六名知青，两个男同学，四位女同学。为了体现公平，也为了大家都能学会做饭，我们决定每人做一天饭，轮流当厨师。我们这些人都是刚出校门，哪个会做饭？特别是农村那种烧柴火的大灶，更不会用。虽然在中学阶段学农，学军时用那种灶做过饭，但毕竟时间很短，没有摸着窍门。但不会做也要硬着头皮上，在农村没人心疼你，你不做饭就要挨饿。
女同学毕竟天性就是主内的，做饭的水平肯定比我们男同学要高。我记得做饭手艺最好的女同学是孔萌萌。萌萌身材较胖，戴一幅眼镜，言语和行动都是慢条斯理的。当然，其他几位的手艺也不错，反正比我好。记得，我第一次给大家做饭是贴饼子。那会儿白面很少，舍不得吃，主要吃玉米面。玉米面怎么做好吃？一是熬粥，二是贴饼子。别小看贴饼子，绝对是技术活。上中学时做过，知道不能用凉锅，必须是热锅，否则就出溜了。贴饼子火候也非常重要，掌握不好火候，贴出的饼子不是火小就是火大，甚至整个烤糊了。
队长的媳妇那天没出工，见我要贴饼子就来帮忙。她说，贴饼子的火不能烧得太大，要用慢火。贴完饼子就要炒菜。大冬天的也没别的菜，就是白菜，队里分的。把切好的白菜放锅里，再放点粉条，放上盐，再放入若干的水，盖上盖子，闷会儿就好了。最后是熬玉米面粥。队长媳妇说，先把玉米面放碗里，用水搅匀了，等锅里的水开了倒进去就行了。在队长媳妇都指导下，我那天做的饭还凑合。
另一位男同学的手艺高低先不说，他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熬小米粥不淘米。他说，小米用水一淘，营养都淘走了。结果，他熬的小米粥牙碜得厉害，非常难喝。后来，几位女同学受不了，提出了严重抗议。这小子却是我行我素，死不改悔，大家拿他也没办法。再后来，他当上了我们五队的副队长，那就更牛了。
有一次，轮到我做饭。到了中午，几位同学都回来吃饭了，却有一位女同学没回来。我一直等到一点多也没见她的身影。我们生产队的队长就在我们前面住，我去问了问。队长说，她可能还在地里浇水。我怕她出什么事，就戴上一顶草帽去村北的麦地里找。到了麦地，大老远就看到有人在太阳底下站着。我仔细看了看，就是她。她看到我说，你怎么来了？我说，老不见你回去来看看。她说，没事，队长说有人两点来接替我。等他来了我再走，这儿不能没人。正说着，一个社员来了，交接完了我们就回去了。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想为学校造粉笔(六)
我们插队的南亭村是公社所在地，村里有一所学校。那会儿，时兴贫下中农领导教育，几乎每所农村学校都有贫下中农的代表在里面。他们在学校里究竟起到什么作用，这个不好说，但每次开会，主席台上必有他们的身影。
我们到农村不久，就在学校里参加了一次批判大会。究竟是批判的什么记不清了，那时的批判会也太多。南亭的学校还是不错的，有小学，也有初中。诺大的校园里矗立着几排平房，前面还有一个不算小的操场，比起一般城里的学校也不算很落后。批判会就在操场上开的。大队的王书记讲了话，学校的贫下中农代表也讲了话。我们知青刚到村里，只能当看客。
批判会结束后，大队的王书记、刘副书记等领着我们参观学校。在和学校的校长和老师的交谈中，我们得知学校非常缺少粉笔，主要是经费很紧张，没有钱买。那会儿农村的孩子上学几乎是免费，学校收不到多少学费，主要靠村里补贴。但是村里也穷，拿不出多少钱给学校买教学用品。听到这个消息，我内心产生了一个念头，想为学校制作粉笔。当时年轻，以为粉笔就是用白灰做的，应该不难。
我在教室里拿了一个空的粉笔盒子，准备按照盒子上的地址，先给生产粉笔的厂子写封信，请教生产粉笔的办法。我把自己的想法和主管我们知青的刘副书记说了，刘副书记听后感到很惊讶。他说，我们可从没想过要自己生产粉笔。你的想法很大胆，就怕不易实行。生产粉笔要建厂子，大队可没有这个钱。我说，我先给粉笔厂写封信问问，看都需要什么，难不难。刘副书记说，那你先写信吧，看人家给你回不回信。听他的口气，看他的神态，人家粉笔厂不可能搭理我们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小青年。
回到住地，我马上就给粉笔厂写了封信。信的内容主要是:尊敬的粉笔厂负责同志，我是一位到农村插队不久的知识青年。来到农村这个广阔天地后，在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下，自己的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也想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贫下中农做点力所能及的贡献。我们看到，村里的学校缺少粉笔，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校的教学质量，也影响到贫下中农的子弟学习毛泽东思想和科学文化知识。因此，我们想为村里的学校生产粉笔。但我们又是初出校门，没有什么生产经验。现在特给贵单位去信，了解生产粉笔的情况，望不吝赐教。信写好后，按照粉笔盒上的厂址写上收信地址。收信人写的是“负责同志收”。
过了一些天，我收到那家粉笔厂的来信。信封上的字体很是清秀俊朗，似乎是一个文化水平较高的姑娘写的。信里说，尊敬的侯永生同志，收到你的信我们感到很欣慰，你让我们看到了知识青年在农村的广阔天地里正在茁壮成长。你们想为村里的学校制作粉笔，这个想法很好，我们表示支持。关于粉笔的制作方法，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的。因为制作粉笔需要厂房和设备，需要购买原材料。你们可来我厂参观学习，我们一定热情接待，并毫无保留地传授技术。最后，致以革命的敬礼！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深翻土地和起圈肥(七)
上回说到，南方的粉笔厂来信了，欢迎我们到厂里参观学习。然而，当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刘副书记后，他却说，这个厂子咱们办不了。我问为啥办不了？他说，首先，办厂的资金咱没有；其次，咱就是有钱也不能办，因为上级不会批准。咱县里都没有粉笔厂，怎么能让村里办厂？他说的倒是实话。那会儿以粮为纲，村里想办个企业非常困难。看来，还是我想的太简单了，只凭着一股激情是不行的。
我们插队的南亭离保定市只有三十多里地，属典型的华北平原村庄。按说，北方的农村，冬天没有啥好干的。但是那会儿搞农业学大寨，就要把冬闲变冬忙。如何变呢？主要就是两个，一是深翻土地，二是往地里送粪。
先说说深翻土地。我记得，深翻土地并不是把所有的耕地都翻一遍。那会儿虽然左，但各生产队也不是上面说啥就不折不扣地执行。我们那个队是选择了一块比较瘠薄的土地进行深翻土地。深翻土地的做法是，先把上面那层熟土(大概一铁锨厚)翻到前面，再把下面的生土用铁锨翻松，之后再把熟土回填。这样做的好处，据说可以让植物的根扎得更深，产量会更高。
其实，农作物不傻，它的根不会傻乎乎地一个劲往下扎，而是哪儿好扎往哪扎。深翻的土地很容易将熟土和生土混在一起，好几年都缓不过劲来，即不能增产，又劳民伤财，得不偿失。但是，我们那会儿谁懂这个，上面让干就使劲干呗。记得，有的深翻一尺不过瘾，愣要翻到二尺，还说什么要把土地全部变成海绵田。结果，喊口号容易，真干起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把上面的熟土翻走后，下面就是又干又硬的生土，铁锨都挖不动，干了几天就没劲了。
再来说说往地里送粪。那会儿生产队使用化肥还不多，一是没钱买，二是没有指标，主要是靠农家肥。农家肥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有机肥， 它的最大来源就是各家各户的猪圈。当时华北农村几乎家家都养猪，喂猪的饲料就是刷锅洗碗和剩菜剩饭攒下的泔水，没听说过哪家专门买饲料养猪的。那会儿农民的生活普遍不大好，人都吃不大饱，猪就更别说了，能活着就不错了。所以，那会儿的猪生长非常缓慢，一年也长不了多少斤。但是，猪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即能吃，更能拉，它的粪便和土掺合在一起就是最好的农家肥。当时有种说法:猪是造粪的机器，一头猪就是一座小化肥厂。
为了让猪能多产粪，每家都把猪养在圈里。北方农村的猪圈也有特点，一头垒成高台，猪在上面吃食，睡觉；一头盖成厕所，厕坑下面就是猪圈，有时人在上面拉屎，猪就在下面等着吃；猪圈的中间就是猪活动和造粪的地方。这样的猪圈也被称为连茅圈。
猪这种家畜看着赃，其实它是很讲究卫生的，它从来不在高台自己吃食和睡觉的地方大小便，而是把粪便都拉在圈的中间部位。那里如果粪便多了，就要及时往里面填黄土，这也是造粪的过程。等到猪圈里的圈肥多了，当然就要清理出来，农民把这个活儿叫“起圈”。起圈的活儿虽然不在“四大累”之中，但也不轻松，一般的劳动力干不了。起一个圈大概是二十个工分，相当于一个壮劳力两天的工分。
那次队长分配农活，我主动要求去起圈。队长说，不行，你干不了。我说能干。队长不好再说什么，就让我跟着另一个社员一起去起圈。真是，不干不知道，干了吓一跳。猪圈里又臭又脏不说，大冬天圈肥都冻住了，用的劲小了根本就起不动。难怪队长不让我干。而且，越起圈越深，圈越深越不好把圈肥扔出圈外。干了没多久我就感觉招架不住了。那位社员还不错，他见我实在太累了，就说，你先上去歇歇，一会儿再换我。我说，行。谁想，他一鼓作气就把圈起完了，没让我换他。
起完圈他才告诉我，队长跟我交待了，你能干多少干多少，剩下的让我干。我知道，这是队长在照顾我。通过这件事我认识到，论干农活，我们都还没入门。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终身难忘的村西下坡(八)
上回说到，猪圈里的圈肥满了就要把它们起到圈外。起到圈外的圈肥，当然要及时运到生产队的地里。用什么运呢？那会儿可没有汽车，只能用马车。既然是马车应该是马拉车吧？且慢，没那好事！当时大牲口是生产队的宝贝，可舍不得让它们随便拉车。不用牲口难道还用人？这回你说对了，就是人。是不是牲口比人还金贵？也不能这么说。咱上回不是说，要把农闲变农忙吗？反正人闲着也是闲着，拉拉车也无妨。
用马车运肥，要有一个人驾辕。能驾辕的一般都是身高力大的，身材矮小的不适合。那次我逞能，非要驾辕。队长说，你愿意干就试试吧。等我站到辕头，两支胳膊刚搭到辕杠，马车突然往后仰起来，把我整个吊到了空中。我是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两条腿也不知放哪，只能乱蹬。旁边的社员见状，先是一惊，然后就哈哈大笑起来。队长笑骂道，尚儿的，还不赶紧把人弄下来！
看来，驾辕这活儿真不是小个子的人能干的。马车装满东西后就会自然地往后仰，个子矮，力气小根本就压不住阵脚。
等我落地后，队长说，你还是在旁边拉辕吧。我满脸羞愧地说，听队长的。上次起圈，我逞能，队长让一位社员陪我干；这次驾辕我又逞能，队长劝我，我不听，只好让我出个洋相了。
往地里送圈肥的活儿，不但白天干，有时晚上也干。当然，晚上一般都是在有月亮的时候才干，否则黑灯瞎火啥也看不见没法干。那天晚上吃了饭，队长先把大家召集到生产队的豆腐坊。等人到的差不多了，队长说，咱们先学习一篇两报一刊社论，割割资本主义的尾巴。队长让我念那篇社论，记得好像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之类。念完了社论，队长说，趁着今天晚上有月亮，咱们就继续学大寨，接着往地里送粪。
人力拉马车，除了中间要有驾辕的，两边还要有拉辕的，一般是每边三四个人。此外，还有一个人很重要，就是负责拉闸的。马车上都有刹车的闸，遇到下坡或是紧急时刻要及时拉闸，否则就有撞车、撞人，甚至翻车的危险。那天我在右边拉辕，旁边还有两个社员，其中一个负责拉闸。另外一个脑子有点问题，平时反映就比较慢，大家都喊他傻儿。按说，像这种夜晚拉车送粪的活儿不应该让他参加，但不知怎么他却来了。
马车装满圈肥后，我们开始拉车。我和傻儿并排走着。在月光的照耀下，能看到肩上的绳子忽紧忽松，忽上忽下。走到村西的路口时，有人喊，注意了，要下坡了！村西的路口有一个比较大的下坡，有时我回保定，骑自行车溜下去，能滑好长的距离。也就是这个大坡，让我终身难忘！
大车到了下坡路，负责拉闸的本应先拉手闸，防止马车下滑过快。但那天不知为啥，马车下坡时不但没减速，反而开始加速。这一加速，所有拉车的都要跟着快跑。傻儿在我前面一点跑着，步伐已经明显跟不上。我看到，大车的辕头很快就要戳到他的后背了。如果真戳上了，他准保栽到地上，大车就很可能从他身上压过去！平时我已经观察过，这儿的路边都是松土，就是跌倒了也不会有啥大耐。于是，我伸手往路边拽了他一下……
就在他跌倒的同时，我也跟着跌倒了。大车擦着我的肩膀头子一闪而过……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想做农业科学家(九)
上回说到，我和傻儿一起摔倒在路旁，大车从我肩膀头一闪而过。我站起来，定了定神儿，抻了抻胳膊腿，感觉没啥事，又把傻儿扶了起来。这会儿，队长他们也返回来了。队长问我怎么样？我说没事。队长说，还是年轻人灵活。你和傻儿别干了，回去休息休息。
我在“侯哥侃插队之一”中说过，插队之前，我曾经想写一部小说，题目都起好了《前程》，并且写了第一章。其实，我在青少年时的理想不是文学家，而是科学家。少年时代我最喜欢看的杂志就是《我们爱科学》，喜欢看的书是《十万个为什么》。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版的科普书籍和科普杂志，水平都很高，图文并茂又通俗易懂。我上了高中后，偶然在家里的旧书中找到一本文革前我姑姑用过的中学物理书，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课本的前言。可以说，编辑用诗意的语言描述了学好物理，对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和自己生活及工作的重要意义，让人不由就产生了学习物理的兴趣，也蒙生了要做物理学家的理想。
下乡插队后，科学的理想并为泯灭，当不了物理学家，那就做农业科学家。我利用回保定探亲的时间，在新华书店买了几本有关农业科学的书，其中一本是竺可桢先生的《物候学》。竺先生用比较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述了物候学的原理以及在农业生产上的作用，给我很大的启发。还有一本《农业气象知识》，里面的二十四节气歌我到现在都会背。通过学习我知道了，农作物要想获得高产，种子是最重要的。没有优良的品种，再好的土壤和肥料也不行。优良品种从哪来？当然要经过培育。培育优良品种的第一步就是选种，然后才能大规模育种。
为了寻找优良品种，我曾顶着大太阳在地里寻找株高穗长，籽粒饱满的小麦品种，并把它们套上了纸袋子。我发现，那些长势比较优良的麦株，大都隐藏在麦田的中间部位。但由于它们天生丽质，发现也不难。
其实，培育优良品种是一项非常复杂而艰苦的工作，并非一般人所能完成。它不仅需要深厚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更需要有专业的团队和实验基地，也需要有恒心和毅力。一个优良品种的培育成功，往往需要几年甚至十几年时间。就凭自己当时的知识水平和所处的环境，想搞优良品种的培育，近乎天方夜谈了。
除了想搞良种实验，我们那会儿还想为村里制作菌肥。插队之间，我们曾听过一位在保定雄县插队的知识青年的报告，他在报告中主要讲了如何在农村制作菌肥，为当地的农业生产做出了贡献。据他说，制作菌肥投资很小，主要就是一些试管，还有接种箱，酒精灯等。但增产效果明显，一般可以增产百分之二十左右。报告会结束后，我特地找到他，对他说，以后要向他请教制作菌肥的方法，并要了他的地址。下乡插队不久，我们就对村里的刘副书记谈了要试验菌肥的想法。刘副书记说，他听说过菌肥，要真能试验成功当然好。得到大队领导的支持，我便给那位知识青年写了信。他来信说，非常欢迎我们到他们那里光临指导。
大队很支持我们去学习制作菌肥的技术，还给我们四个人提前支取了二十块钱的差旅费。就这点差旅费我们也没花完。除了来回的长途汽车费，吃饭，住宿都是在他们那儿的知青点，人家也没收钱。
从雄县学习回来后，我们开始着手制作菌肥的试验。其实，所谓的菌肥就是将培养出的有益于植物抗病增产的微生素掺和在土壤中，通过发酵的作用使其大量增长繁殖。菌肥的主要作用是改善土壤活性，补充作物养分，从而产生增产效果。
在村里的支持下，我们购买了试管、酒精灯、酒精、培育基等必要的实验物资，制作了接种箱。我们从雄县带回了一管菌苗，第一步就是先利用这管菌苗接种，把菌群扩大，然后才能掺和到土壤里，从而形成菌肥。接种需要干净卫生的实验室。村里哪有这个条件，只能在一位社员家找了间装杂物的小屋，经过打扫后将就着用。为了营造一种科学研究的气氛，我们还在小屋里张贴了几副伟人语录，有毛主席的“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有马克思的“在科学的道路上，只有不怕艰难勇于攀登的人，才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
接种的工作看起来容易，做起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第一次我接种，由于操作不熟练，把酒精灯给碰翻了，差点把接种箱给烧了。后来也不知为啥，也可能是那个实验室的卫生条件根本达不到要求，一直接种不成功。接种这关过不了，更别提往土壤里掺和，制成菌肥了。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春天里的故事(十)
上回说的是想当农业科学家，并且做了一定的努力。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无奈。在当时那种环境下，一个普通的插队知识青年想做农业科学家，几乎是不可能的。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按照伟人的说法，就是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如何接受再教育？当然要和贫下中农一起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我们刚去的时候是冬天，农业生产劳动主要是起圈肥和往地里送粪，这两个已经在前面说过了。到了春天，农忙就开始了。说是农忙，倒也没有多少很重的活儿，主要是耪小麦和浇水。耪小麦就是用锄头把已经返青的麦地锄松了，以利它吸水吸肥，健康生长。这个活儿看着简单，其实很要技术，搞不好就把麦苗儿除掉了。
我们五队的廷杰大爷是个农活把式，就是家庭成分有点高，是上中农。那会儿，不是贫下中农，我们都会敬而远之。对廷杰大爷也是一样，开始不大愿意和他接触。那天他看我耪地的架势不对，就过来告诉我，耪地要前腿弓，后腿绷，两眼盯着不放松。说着他还给我做起了示范。看着人家如此热情，咱也不能拿冷屁股贴人家的热脸。等接触的多了，感觉廷杰大爷虽然有点高傲，但人还是满不错的。他后来还收我做了徒弟，这是后话了。
浇水主要是给冬小麦浇返青水。这样的浇水不能停歇，白天，晚上都要有人看着。有天半夜里我正睡的香，队长就来叫了。说实话，真不想起来，但也没办法，你不去，人家就没人换。再说了，咱是来接受再教育的，贫下中农能干的，你咋不能干？这么想着就挣扎着爬起来，扛上铁锨就去了。等睡眼惺忪地到了地里，咱这近视眼眯眯瞪瞪也看不清，噗吃一脚就踩到了水里。冰冷的井水瞬间就把解放胶鞋湿透了，冷气穿过脚心传遍全身，冻得直打哆嗦。等我换班的那位社员说，你先回去换双鞋吧，要不会冻坏的。我说没事，一会就干了。他说，现在可不是夏天，别说夜里，白天也干不了，你快回去，我等你一会儿。要不是有好心的社员，说不定就会落下毛病。
春天除了耪地和浇水，还有一些播种的农活儿。记得我们种过花生，种过棉花，种过高粱，种过芝麻，当然也种过红薯。那会儿种红薯主要是栽红薯秧。我们队上栽种的红薯秧，都是我和廷杰大爷培育的。栽种红薯秧先要把地整成一垄一垄的，有高背，有低沟。高背上栽秧，低沟里浇水。当然，这样的活儿只能白天干。红薯秧栽好了，第二天就要大量浇水，否则薯秧就有干死的可能。
那天给刚栽种的薯秧浇水，队里几乎所有的青壮劳力都参加了。我们每人挑了一副水桶，从水渠里取水，再挑到地里，把水浇到低沟里。在保定时，我们住的那个大院只有一个自来水笼头，全院的人都要从那接水，这样，几乎家家都预备了水缸。我在十几岁时就开始练习挑水，不会挑水，你就不能把自来水接到水缸里。所以，挑水这样的活儿难不住我。我挑着两桶水飞快地跑着，嘴里还说:来个小好潮吧！队长听到了，也说:好！来个小高潮儿！那块红薯地，在我们“小高潮儿”的喊声中，你追我赶，很快就浇完了。
春末夏初之际，还有一种农活儿就是给棉花苗打药，消灭植物上的害虫。其实，棉花一个生长期要打多次药，不光是苗期，初花期，盛花期，花铃期等都要打。不知为啥，队长让我跟一位年轻的女社员一起打药，还说让我跟她学习。记得，那位女社员好像叫翠儿，绝不叫小芳。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我跟翠儿打农药(十一)
上回说到，队长让我跟一位年轻的女社员一起给棉花打药。队长还特意对我说，你明天上午直接去翠儿家找她吧，她家就在村西那住。我说，行。第二天，等我到翠儿家时，她已经把打药用的喷雾器等准备好了。见了我，她说，干这种活儿要戴上草帽，围上毛巾，最好再戴上口罩。我们打的是1605，毒性比较大，要做好防护。那会儿都穷，口罩对我们来说也算是奢侈品，根本就没有准备。我说没有口罩。她说，那就算了，打药时注意点。
我们把喷雾器的水箱装满水，再按比例倒进农药。1605不仅毒性大，气味也很呛人，还没开始打，就让人感觉受不了。翠儿说，今天咱俩人先用一个，你背着水箱，我用喷雾器打药。我说听你的。翠儿帮我把水箱背好，我感觉不太沉。翠儿说，要是觉得累了就说话，咱俩换换。我心想，就这，跟玩儿似的，还用换？
我俩来到村北的棉花地，我看到棉花刚出苗不久，但有的嫩叶已开始打卷了。翠儿说，打卷的叶子就有虫子，不及时打药，虫子就把叶子吃完了。当时，强调以粮为纲，生产队种棉花不算多，所以也是宝贝。棉花这种作物也不好伺候，从它一出苗就要打药。虽然种植棉花比较麻烦，但队里还是愿意种，因为种棉花比种粮食收入高。
打药不久我就逐渐醒悟到，自己真是轻敌了。我不仅要背水箱，还要用左手打气，否则药水喷不出来。没到一个小时，就明显感觉吃不消了。翠儿看出我的窘态，笑了笑说，怎么样，不行就歇歇。我就坡下驴说，好，那就歇会儿。我把水箱放在地下，坐到一个田埂上。翠儿也坐下了。离得近了我才注意到，翠儿虽然是农村姑娘，但眉眼也比较秀气，特别是两只眼睛，透着一股水灵。翠儿似乎也注意到我在看她，脸颊飞上一抹淡淡的红霞。后来我了解到，翠儿是在村里的学校读完初中后参加的农业生产劳动。
休息了一会后，我说咱们接着干吧。翠儿说，这回换换，我来背水箱，你打药。打药要喷均匀，要从底下往上喷。打药这活儿看着简单，不熟练的还真干不了。我喷了没一会儿，由于没把握好喷雾器的铁管子，竟然把药喷到了自己的脚上。翠儿见了捂着嘴笑起来，边笑边说，你这是要洗脚呀！
快到中午了，翠儿说，把这箱药打完咱就回去吃饭，下午再接着干。我说，好。打完了那箱药，我俩就往村里走。临近翠儿家时，她说，你到我家吃饭吧。我知道这是客气话，就说，不了，他们还等着我回去呢。翠儿说，你们知青能做什么好饭，别客气了。我心想，哪能随便就去人家吃饭，何况还是个姑娘。我挥了挥手，说，下午见吧。
我跟着翠儿给棉花打了五六天药，也确实学习到不少东西，比如，打药不能迎着风，要背着风，否则很容易把药液吸入体内；打药不能在中午，因为中午天气热，容易中毒，杀虫效果也差；打完药后要立即用肥皂清洗皮肤，刷牙漱口以后才能吃饭等等。
我从南亭分配到保定新市区回民食堂后，翠儿带着她的孩子去过一次。这是后话了。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我和廷杰大爷的交情(十二)
我们生产队里有一位能人，就是我前面提到过的廷杰大爷。廷杰大爷不但农活儿样样精通，文化水儿也不低。他写的一手好字，说的一口好书，聊起中国历朝历代，没他不知道的。他的成分比较高，家庭条件比较好，早年必定受过严格而正统的教育。
说来也巧了，我们实验做菌肥时，大队给找的“实验室”，就是廷杰大爷院里的储藏室。廷杰大爷对我们的实验工作很支持，他说，你们需要什么就说话。后来，他见我们总也搞不成，便开导说，没啥，那些大科学家也经常有失败的时候。咱这农村没有城里那条件，搞不成也不丟人。话从他嘴里说出来，好像我们几位都是科学家了。
我们插队的第二年春天，队长让我跟廷杰大爷学习培育红薯秧。我说，人家愿意教我吗？队长说，那还能不愿意？见了廷杰大爷，他不客气地对我说，小子，这育薯秧是个技术活，也是个力气活 ，你能不能干？我说，队长让我跟您学 ，我就试试吧。他说，队长让我带你，说你小子人实在，心眼也不笨。队长说的和我观察得差不多。大爷喜欢你，要不也不同意带你。我说谢谢大爷。
育薯秧从2月份就开始了。在廷杰大爷的指导下，我和另外几个社员在生产队的场院里修建了一个育秧床。床的上面栽种薯种，床下面是火灶，用来给薯种加温。真正干起来我才感觉到，这育秧真不是那么容易的。秧苗的适宜温度在16～18度，低了它不长，高了就烧死了。每天要测温，中午要打开塑料布通风换气， 晚上还要盖草垫子。一床秧苗关系到整个生产队一年的红薯产量，丝毫马虎不得。那一阵，除了吃饭睡觉，我几乎长在育秧床旁，直到四月起秧为止。
有一天，廷杰大爷让我写一个收条，我写好了交给他。廷杰大爷看了看说 ，小子，你这两笔刷子可不行啊！字是一个人，特别是知识分子的门面，没有一笔好字怎么撑得起门面？听了大爷的话，自己也感到很惭愧。我说，从小我就没有好好练字，毛笔字更臭。廷杰大爷说 ，现在开始还不晚。你晚上要没事到我家 ，大爷教你写毛笔字。我说，那太好了！大爷又说，你只管来，什么也不用带。
这天晚上，我没在宿舍陪老乡们聊天，自己悄悄去了廷杰大爷家。他们一家刚吃了饭 ，他老伴 ，儿子，媳妇，孙子都在。稍事寒暄，廷杰大爷就在土炕的小方桌上摆上了砚台和毛笔。大爷说 ，要学毛笔字，必须从研墨开始。他说，研墨时墨身要垂直，要重按轻转，先慢后快，不可性急。研墨的过程也是修身养性的过程。当然，后来墨汁越来越普及，这些东西很少有人记得了。在和廷杰大爷学毛笔字的过程中，除了早就知道的王羲之，柳公权，颜真卿外，又知道了米芾，黄庭坚 ，欧阳修，赵孟頫等大书法家。可惜，本人天生没有书法的悟性，直到现在，无论是钢笔字还是毛笔字写的都不好。
在廷杰大爷家，最让我感到兴奋的是发现了一箱子文革前出版的名著，有《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红日》、《苦菜花》、《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烈火金刚》、《野火春风斗古城》等。这些在当时可是“禁书”，的确难得一见。廷杰大爷说，这是我偷偷藏的，谁也不知道。知道你喜欢这些书 但只能在我家看。我说，只要能看就行，我不会给您找麻烦。我遵守了自己的承诺，对谁也没说过这件事。
廷杰大爷家那些名著，对我以后的人生路产生了很大影响。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累死个人的拔麦子(十三)
农村有“四大累”之说，其中最累的要数六月里的拔麦子。拔麦子究竟有多累？就拿起猪圈来说吧，已经把我累草鸡了。但和拔麦子比起来，那就是小巫见大巫了。起猪圈时好歹还能站站、歇歇，拔麦子可不行，要一直弯着腰，几乎一刻都不能停歇。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让他连续拔几天麦子，肯定累得起不来床。
可能有人好奇，“四大累”包括哪几个？第一就是和泥。我干过和泥的活儿，感觉把它排在首位确实有它的道理。和泥虽然没有拔麦子那么累，但泥水非常沉重，而且粘铁锨，铁锨杵进去就很难拔出来。那次生产队场院的围墙塌了一段，要把它垒上。那会儿生产队也穷，没钱买砖，只能用土坯垒。 土坯哪来的？当然是用泥脱出来的。
这就说到了第二大累，就是脱坯。脱坯有一个木头的模子，把和好的泥装到模子里，再用手把模子里的泥塞实抹平。那天队长让我跟着一个社员脱坯。正是早春三月，天冷水凉，脱了没几块坯，就把我的手冻僵了。更要命的是，土坯模子又大又沉，加上泥水的黏性，每次拔模子都要费很大的力气。而且，脱坯的人不能坐着，也不能站着，只能蹲着和弓着，时间稍长就会腰酸背疼。到了晚上，躺在床上感觉就像散了架，一点精气头也没有了。
第三大累当然就是开头说的拔麦子。拔麦子，有的用镰刀，有的用手拔，统称拔麦子。究竟是用镰刀割还是用手拔，那要看各地的习惯和土壤情况。但无论是割麦子还是拔麦子，都是很重的农活儿。。拔麦子虽然累，但对我们来说并不是很陌生。那个年代，城里各行各业都要支援农村的三夏，其实就是去帮助生产队拔麦子。我们上中学后，几乎每年都到附近的农村拔麦子。当时我就感到，拔麦子这活儿真不是人干的。下乡插队后，拔麦子就是正儿八经的农活儿了，这可是作为一个社员必须要参加的农业生产劳动。
生产队的拔麦子那是实打实的，每人分一垄地，我们知青也不例外。大家在地头排好了，队长一声令下，开拔！拔麦子的要领是一个腿朝前伸，双手抓住麦秆，用胳膊和腰上的劲儿把麦子从土里拔出来。拔出来的麦子根儿上都有不少泥土，必须要把这些泥土尽可多地用脚磕下来。如何磕泥土呢？先抬起那条前伸的腿，然后把麦秆使劲朝鞋底磕打，麦根上的泥土就磕掉了。
拔麦子不但要有力气，更要有技巧。拔出的麦子可不是往地上一扔了事，必须要用麦绳把它捆上。那个绾麦绳的动作，不熟练的就绾不好，麦绳绾不好就捆不住麦子。我就总是绾不好麦绳。当学生时去农村拔麦子，拔完了就扔在地里，谁爱捆谁捆。真正当了知青，成了社员就不同了，你拔的麦子，你不捆让谁给你捆？因此，就这个绾麦绳难住了我。后来还是廷杰大爷教我，才勉强过关。除了绾麦绳，捆麦子也不容易，捆得不结实，用叉子一叉就散了。所以，就凭一个拔麦子，就能看出你是不是莊稼把式。
那天是个大晴天，没到中午呢，太阳就要把人晒死。我低着头，弯着腰，一个劲地朝前赶，生怕被社员们拉下太多。在阳光的照射下，我头上和身上的汗水一个劲往下掉，说是挥汗如雨一点儿也不夸张。大概拔了有一个多小时，我就实在吃不消了。抬头看了看前面，离地头还远呢。我突然就感觉泄了气，身子一软就躺到了麦地里。躺了一会儿，感觉有了点力气，内心便说:不行，咱好歹也是爷儿们，不能就这么认怂了！我站起来，正要继续拔，忽然看到我的麦垄前面有人在迎着我拔。这分明是在接济我呀！谁这么好心呢？我定睛看了看，原来是队长的弟弟二喜。再看看其他几位知青，都有社员在接济。看到这个情景，一种感动便由然而生。没说的，继续拔吧！
若干年后，二喜到位于保定的河北大学找我。他对我说，他也参加了高考，可惜没考上。我也不知如何安慰他，只是请他在学生食堂吃了顿饭。这是后话了。
除了“四大累”，在河北农村还流传着不少有关“四大”的顺口溜，比如，“四大黑”、“四大白”、“四大蔫”、“四大支棱”、“四大着急”等等。所有的“四大”里都有一个“少儿不宜”的内容，“四大累”也不例外，就不细说了。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喧腾的打麦场(十四)
上回说的是累死人的拔麦子。麦子拔了当然不能扔在地里，要及时用马车运到生产队的场上。那会儿，每到麦收时节，北方农村几乎所有的打麦场都堆满了如山的麦子。等地里的麦子都收完了，就要脱粒了。
以前，给麦子脱粒主要是用碾子压，就是把石碾子套在牲口上，让它拉着碾子在场上转圈，把麦粒压出来。有的地方太穷，没有大牲口或者舍不得用大牲口，就用人拉碾子。还有的村离公路很近，干脆就把麦子铺散到公路上，让来往的车辆碾压，道理和用碾子碾压是一样的。等碾压的差不多了，就用叉子挑起麦秸，用力抖动，把麦粒抖落，再把麦秸放一边，收走地上的麦粒即可。
人民公社化以后，国家提出要搞农业机械化，拖拉机、抽水机、脱粒机等逐渐进入到广大的农村，不少地方已经开始使用脱粒机给麦子脱粒。1975年1月，周总理在四届人大上做报告，说是要在1980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听了总理的报告，大家都很振奋。那次大队开会，传达中央精神，还让我代表知青在大会上发言。我讲的主要意思就是，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为早日实现农业机械化贡献青春和力量。
我们插队时，生产队已经有了脱粒机，不再用碾子压了。等把地里的麦子都拉到场上后，就开始用脱粒机脱粒。队长让我们几个知青爬到麦垛上，用叉子把麦捆儿扔下去，下面的社员再把麦捆儿抱到脱粒机前。脱粒机前面站着两个社员，都戴着口罩。他们把麦穗伸进脱粒机，在隆隆的机声中，麦粒儿就从前面的铁桶飞出去，犹如天女散花，煞是好看。使用脱粒机也是技术活儿，队长不让我们知青干，理由是我们不会。其实他是怕我们出事。据说，有的社员就因为操作脱粒机不当而碾伤了手指。
脱麦粒要抢时间，因为三夏时节也正是多雷雨的时候，所以要“龙口夺粮”。如果赶上下雨，麦粒就容易发霉，损失很大。为了犒劳辛苦的社员们，生产队专门给大家做了饭，有烙饼，还有大锅菜和鸡蛋汤。那年头儿普遍都不富裕，社员能在生产队吃几顿不要钱的饭，那可是大美事！所以，到了开饭时间，那可真是欢声笑语不断，再加上嘻笑打闹的，场院里热闹非凡。
按说，那会儿生产队打的粮食，除了交公粮和给社员分口粮，应该剩不下，哪来的白面给社员们做饭？其实，许多生产队都有自己的小粮库，以备不时之需。我们队的小粮库就在生产队的场院里，一般不轻易打开。我跟着廷杰大爷育红薯秧时，偶然看到过一次，里面有几个席子做的不少社员粮仓，有麦子，有玉米，还有红薯干等，都冒了尖儿。
那天晚上，我刚吃了饭，一位女知青回来了。她说，场上还在忙呢。队长说，后半夜没准要下雨，要抓紧干完。我听她这么说，放下手中的书就跑了出去。还没到场院，远远就看到有大片的灯光映红了夜空。场院里悬掉着几个贼亮的大灯泡，不少社员都在灯光下劳作。我看见二喜戴着口罩在脱粒机前面脱麦粒，便凑过去对他说，我替你干会儿。二喜说，我哥不让你们干这活儿。我说没事，小心点就行了。他说，那你试试吧。
等我实际干起来才知道，这脱粒的活儿也不那么容易。脱粒机的噪音震耳不说，还时不时有麦粒和碎屑打在脸上。难怪他们都要戴口罩，原来是为了保护脸面。看来，真是不下河不知水深浅呀！我刚干了没一会儿，队长来了。他看到我就问，你不是刚下班，怎么又来了？我说，在家里呆着也没事。队长说，来就来吧。你别干这个了，去那边帮着运麦捆儿吧。
这天晚上，我跟社员们一起，直到把场上的麦子都脱完才收工。让我感到惊奇的是，我前脚刚进屋，后脚大雨点就砸下来了。后来听说，那天夜里从场上回家的社员，几乎都是大雨点砸着脚后根儿进屋的。我心想，这队长可真是神了！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我们住进了知青点(十五)
记得，好像是我们插队多半年后，也就是1974年的秋天，村里为我们建好了集体宿舍，也就是大家常说的“知青点”。建“知青点”的费用不是村里出的，是国家给知青的安家费。当时规定，每位知青国家给五百块钱的安家费，这笔钱不直接发给知青，而是由上面统一掌握，主要用于知青点的建设。
我们的知青点建在村子的最北边，在乡卫生院的后面。北边是一排宿舍，共八间房，东边是两间厢房，为伙房。我们的知青点只住了五队和七队两个生产队的知青，九个女同学，三个男同学。女同学的宿舍在东、西两侧，男同学宿舍居中。女同学的宿舍按北方农居样式而建，中间是厅堂，两侧为卧室。四间卧室各住两人， 中间厅堂不住人。这样的安排可以说最大限度保护了女同学的安全。男同学的宿舍就是一间屋了，开门直接看到土炕。另外两个生产队，也就是一队和十一队的宿舍，村里把它们建在了本队，为的是以后收归集体方便。但是，吃饭都是在我们这个大点的伙房。
知青点建成后，村里专门给我们安排了一个做饭的大师傅，我们知青轮流帮厨，十天一轮换。现在想起来，村里对我们这些知青真是照顾。第一个大师傅五十多岁，姓王，名廷启，跟廷杰大爷应该是本家。王师傅不但会做饭，象棋下得也不错。但他有个毛病，只能赢不能输。有一次，可能是他太大意了，输给了一个女知青，结果他不依不饶，硬是不让人家去开会，非赢了一局才罢休。后来大家都在背地说他:王廷启，输不起！
王师傅在知青点给我们做饭的时间不长就不干了，换了一位刘师傅。刘师傅名叫闹钟，三十出头。刘闹钟在部队时就是炊事兵，做饭的手艺不错，人也老实。当时，粗粮多，细粮少。闹钟为了能让我们这些正在长身体，又干着繁重的体力劳动的小青年吃好 ，想了不少办法。比如，他规定，每个星期做一次面条汤，面条每人一两，汤可以随便喝；再比如，他经常用玉米面掺入一点白面蒸菜团子。记得，那次我们几个男同学比赛谁吃的菜团子多，我一口气吃了七个，撑坏了。
由于家里穷，闹钟三十多了才娶媳妇。他结婚那天，我们知青都去了。别看当时不富裕，可是排场不小，流水席整整搞了一天。第二天我们问闹钟，娶媳妇的感觉如何？他红着脸说，还是有媳妇好。我们说，你没问她干什么来了吗？闹钟老实说，没有。这里有个典故。闹钟曾给我们讲过一个笑话，说有个老光棍好不容易结婚了，入洞房后，新媳妇由于害羞不让他碰。老光棍急了，说：你干什么来了！当时把我们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在那个年代，除了开批判会，学习两报一刊社论，晚上一般也没有什么娱乐活动。有了知青点，我们那儿很快就成了娱乐中心。特别是我和另外两个男知青住的屋，只要我们在，几乎每天晚上都是人满为患。老乡们来了，咱还要招待，开始是请人家抽香烟，后来请不起了，就买烟叶，让他们自己卷。那时我也抽烟，也学会了自己卷烟。抽大烟叶开始呛得直咳嗽，经过一段时间才能适应。
乡亲们到咱这来也没什么事，就是聊天，山南海北，荤的素的什么都聊。和老乡的聊天中，我学到了许多民间文学，比如，“卖油郎独占花魁”，“宋太祖千里送京娘”以及许多的神仙鬼怪故事，都是听老乡们讲的。最让我害怕的就是有关“魔”的传说。说是人在夜里走，会经常遇到“魔”，“魔”的个子很矮，走路很轻，它总是悄悄地跟在人后边，有时还会上来拉你的库角。自从听了这个传说，我一走夜路就感觉后面有“魔”，老是回头。这也许就是“心魔”吧。当然，还有什么“四大黑”、“四大白”、“四大支楞”、“四大着急”等等，这些属于“少儿不宜”，就不细说了。还有的是来看报纸。我当时订了一份《参考消息》，邮递员只把报纸送到大队部，大队的广播员每隔几天给我送一次报纸。有的老乡也爱学习，知道咱这有《参考消息》，经常来看。
老乡们愿意来咱这串门聊天，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屋里有一对土沙发。那是我们刚搬来时，我看到屋里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忽发奇想，何不像那些大领导那样，做一对沙发呢？木头的咱做不起，只能用土坯垒成沙发形状，又找了四个大塑料袋装满麦秸，两个做靠背，两个当座垫，再用旧毛巾把它们裹住，往那一放就成了很舒适的土沙发。自从有了土沙发，老乡们来了都愿意在那坐，为了能抢到沙发坐，大家来的时间更早了。
在知青点，晚上除了和老乡们侃大山，有时我们几个男同学也到村外的野地里唱歌。我们在野外唱的歌，主要是当时的“禁歌”，比如，《洪湖水浪打浪》、《我的祖国》、《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达板城的姑娘》、《阿哥阿妹情谊长》、《红莓花儿开》等。这些歌曲，我们是不敢当着老乡的面唱的。
插队后的第一个秋天到来后，生产队开始分粮分菜。为了保存分到手的白菜和大量的红薯，我们在知青点的院子里挖了个地窖。先挖了个直筒，大概有两三米深，再在下面横着挖了两个洞。当然，这两个洞是由五队和七队的知青分别挖的，也分别使用。为防止洞内缺氧造成窒息，每次下洞取红薯都要先把一个煤油灯放下去，灯如不灭才敢下去。
当时，生产队分的最多的是玉米。那些玉米晒干后就要把它搓粒。秋天和冬天的晚上，我们经常聚在知青点的食堂搓玉米。搓玉米也是有技术含量的。开始我用手搓一个，根本搓不下来，只能一粒粒地往下掰。后来学会了，要两个玉米一起搓，相互摩擦，玉米粒就唰唰地往下掉。当然，这种活不能干的时间太长，否则手心受不了。
我们住进知青点不久就到了年根儿，同学们都回家过年了。我没回家，一个人留了下来。我的想法是，自己从小生活在城市，没有体验过在农村过年是什么滋味，就想体验一把。我在供销社买了酒和香烟，还有花生和瓜子，请了十几位经常来我们宿舍串门的老乡，让他们三十晚上吃完团圆饭到我宿舍一聚。
晚上八九点钟以后，我请的客人陆续来了。我早在借来的小饭桌上摆好了烟、酒、花生、瓜子和茶水。围桌坐定，我说，今天是大年三十，大家能到寒舍小聚，是给我赏脸，我谢谢各位！老乡们说，永生你太客气了，你能留下和俺们一起过年也不容易呢。我起身给各位酙满酒，说，这第一杯酒，我谢谢大家对我们知青的关心照顾……第二杯，我祝各位和家人多挣工分……第三杯，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祝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繁荣昌盛！三杯酒过后，大家尽情畅饮，谈笑风生，夜阑才散。
第二天，我挨家挨户给我们五队的社员拜年，中午在队长家吃的饺子。大年初二我才回家。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此情可待成追忆(十六)
读者诸君看到这个标题，是不是会想到:侯哥要侃插队时的爱情了。恭喜你，猜对了！
我们刚到南亭时，带队的刘科长就在会上说，希望同学们不要和当地的年轻人谈恋爱。至于为什么，回家时去问你们的爸爸妈妈。你们相互之间也最好不要谈，因为你们还没有经济基础。当然，如果真有了爱情，也不是不可以，肥水不流外人田嘛。说得大家都笑了。
刘科长在保定市物资局工作，这次和我们一起到南亭，主要是负责照顾我们这批知青，有什么困难和问题他帮助协调解决。说是这么说，我们很少找他，他在公社住的时间也不多。不过，刘科长那几句话倒是很中肯，也很实在。那个年代，城市和农村有着巨大的鸿沟，如果知青和当地年轻人谈恋爱并结婚，等哪天知青回城了，就会面临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还是早打预防针为好。
然而，千叮咛万嘱咐，还是有人没绷住。有一位女知青喜欢唱歌，插队后入选了村里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排练节目时，给她拉二胡伴奏的是一位小伙子。就这样，一来二去的，两人产了感情。事情传出后，刘科长亲自找她谈话，劝她理智对待，并让她回保定的家里休息冷静了好长时间。刘科长还组织我们开会，专门就此事讲了意见。他说，某某发生的事大家要引以为戒。当然，大家对她也不要歧视。最终他们也没成。不过，通过这件事可以看出，学会和掌握几样乐器，那可是吸引姑娘的一大法宝呦！
刘科长不让我们知青之间谈恋爱，他也是好意。但正是青春年少，窦蔻年华，日久生情也是难免的。我们屋那三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对象。但那会儿的人腼腆，心里喜欢嘴上不敢说。其实，谁也不傻，经常在一起，谁喜欢谁还瞒得住？比如阿林，每当要出门必须在镜子前面打扮好久，特别是他那位心上人叫他时，更会注意仪表。后来我们就喊他“出门之前”。还有阿强，对他们队的一个女知青也是情有所专。
有一阵儿，队里派阿林和小高一起去浇水。我注意到，接受这个活儿后，把阿林高兴坏了，每次出工都早早做准备，还把人家的铁锨擦得锃亮。阿强同样，对小刘也是关怀备至。有一次下雨，小刘没带伞，在知青点吃完饭后无法回宿舍休息。阿强知道后，抓起我的雨伞就跑了出去，打起伞把人家送到宿舍才返回来。只可惜，老天爷不成全，有情人未成眷属。
我们屋那三个人，返城时都分到了保定市二商局所属的食堂工作。阿林电大毕业后调到一个电子仪器厂 ，再后来自己办厂，成了大老板；阿强后来也调到邮电局。我们那个屋真是有点怪，从那出来的三个人都是先苦后甜，这可能就是古人所说的，天欲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乏其筋骨，劳其皮肉吧。
看到这儿，可能有人会问，你别老说别人，你自己呢？我那会儿也是年轻的小伙子，也不例外，同样也喜欢一位年轻的姑娘。阿林和阿强当然知道是谁，时不时会开玩笑说，看，谁谁谁又在厨房干活儿，快去帮忙吧。春节和其他时间回城里休息时，我到她家去过几次，她和她的父母对我还比较热情。有一次，我们俩人骑自行车从保定返回村里。就是那一路，咋不觉得累，也不觉得长呢……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偷青和杀狗(十七)
下乡插队期间，我们毕竟还是十八九岁的小青年，难免也干了一些不着调的“坏事”。
1、偷青
生产队那会，每到秋天各种作物成熟的季节，都要成立护青队，主要是防范个别社员偷摘地里的果实。即使这样，也难以保证不被偷摘或偷吃。当然，这样的“好事”，自然也少不了我们知青。
偷摘或偷吃生产队的果实叫“偷青”。如何“偷青”呢？最好的事就是能去看渠。看渠就是看着浇地，主要任务是别让水满世界跑，哪有了口子赶快堵上。那时电力缺乏，主要靠柴油机来带动抽水机。柴油机上面有个水箱，工作时水箱里的水便会沸腾。水沸腾了煮点什么不就很容易吗？发现了这个秘密，秋天里，我们便主动要求去看渠。队长也愿意照顾，毕竟看渠比其他劳动要轻松些。当然，队长也不会让我们知青单独看渠，总会让我们和其他社员一起去。主要是怕我们操作机器时出事。当地的老乡还是很善良的。
那天晚上 ，队长派我和一位社员去看渠浇地。初秋的夜晚已有凉意。我们各自扛着铁铣来回在地里巡视，察看着那些可能跑水的地方。哪块地浇满了，还要把那块地的口子堵上，另换别地。
不知不觉，时间已到下半夜。此时，明月已过中天，露水开始打衣。四野一片寂静，唯有虫声嘀嘀。夜风吹过，送来一阵阵即将成熟的玉米棒子的香气。看着柴油机水箱内沸腾的热水，我问那个社员，肚子饿吗？他说有点饿。我说，咱们煮几个玉米吧？他说怕让队长看见。我说没事，深更半夜没人来的。他说那好吧。我们从地里掰了几个嫩玉米放入柴油机的水箱，不一会就煮好了。那时的玉米还没有那么多的化肥农药可上，更不用担心什么转基因，所以吃起来是满口留香。
有了第一次就会有更多次。当然，也有被队长抓住的时候。那次我们在白天煮毛豆就让队长看到了。队长没说什么，只留下一句：别把柴油机弄坏了。等队长走了，和我一起出工的社员说，队长不好意思罚你们知青，因为他知道你们只是吃点，不会往家里拿。
除了看渠浇地外，我们偷青的另一招就是野外烧烤。地里生长的那些红薯、花生、土豆等都是我们的美食。我们在一个即背风又背人的地方挖好坑，再用莊稼秆，荒草，树叶等作燃料，能弄到什么烧烤什么。最多的还是红薯了。烤红薯最容易，等火旺了，把红薯扔进去，再埋土就行了。最难烤的是花生，火小了不熟，火大了又糊了。所以烤花生是一门技术。后来，我们总结出泥巴烤法，就是先把花生扔到稀泥里，花生有了“防火衣”，就不容易糊了。
2、杀狗
那是1974年底，我们下乡插队近一年了。那会各地都在学大寨，以粮为纲，副食品短缺，想吃点肉很不容易。人虽是杂食动物，可是久不闻肉腥也是馋得不行。更何况那时我们都是二十不到的年轻人，加之长期从事繁重的农业生产劳动，大家太想吃顿肉了。想去买肉，一来没钱，二来呢，就是有钱也买不到。
那天晚上，我们几个男生吃完饭没事在知青点的伙房瞎侃，忽然，一条狗溜了进来。不知谁喊了一句：“快关门！”我们几个顿时心领神会，立马起身，有的去关门，有的去捉狗。狗被捉住了，可是如何宰杀，谁也没有经验。幸亏村里派给我们做饭的大师傅也在。刘师傅知道我们要杀狗解馋，虽不情愿与我们同流合污，但当时也只能助纣为虐了。他找了根绳子套住狗的脖子，让人拿了一碗水，然后给狗灌入。水入狗肺，立即毙命。
狗死后，我们在刘师傅的指导下剥皮，开膛，割肉，下锅。不久，一锅香喷喷的炖狗肉就做好了。我们不敢怠慢，生怕这到手的鸭子再飞了。当然，这种时刻也不能忘了一起同甘共苦的女生。我们把已经睡下的女同学叫起 ，共同享受了这锅美餐。
第二天早上，便有社员在房顶上骂街。我们都装作没听见，随他去骂。他骂了一会就停了。可能他也知道是我们这些知青干的，骂多了也不好再和我们相处吧。
我在豆腐坊当会计(十八)
下乡插队大概一年后，队长让我当生产队的出纳。我说，我可能干不了。队长说，没啥，就是管个钱，每月和会计对对账就行了。咱队里也没多少钱，好管。那会儿生产队确实穷，老出纳就交给我几百块钱。
那么，生产队的钱都是干什么用的呢？一是购买化肥、农药、马车、农具、大牲畜等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二是给出差的社员报销差旅费；三是支付集体的伙食费等。有人会问，那会儿社员还有出差的？当然有。我记得，那年队长带着几个社员到张北县买马，回来后就报销了差旅费。还有，集体的伙食费是啥？就是我在前面提到过的三夏时慰劳社员们吃的大锅饭。
生产队的钱是从哪来的呢？一是每年交公粮所得的现金，二是副业摊交上来的钱。我们队里有个豆腐坊，算是生产队的副业吧。豆腐坊的收入也要上交给会计和出纳。说是豆腐坊，也是我们的小队部，社员门开会学习啥的都在那儿。做豆腐的是一位老社员，有六十多了。这老爷子不但会做豆腐，人也很精明。
我当了生产队的出纳后，队长又让我兼任豆腐坊的会计。原来，豆腐坊的会计和出纳都是一个人，就是那位老爷子。那天，队长把我领到豆腐坊，对老爷子说，大叔，以后永生来这儿管账，您老也少操些心。老爷子抬眼看了看我，只是轻声哦了一下。我感觉，他对我的到来不大欢迎。
那会儿，做豆腐绝对是个技术活儿，特别是点豆腐，卤水放的多少几乎全凭经验，掌握这门技术的人自然也不轻易外传。每次点豆腐，老爷子都是亲自操作，绝不让我沾边。我问卤水是从哪买的？他说是从天津的溏沽盐场。卤水属于剧毒物质，国家控制得也严，很难买到。电影《白毛女》里的杨白劳，就是因地主逼债喝卤水身亡的。
做豆腐首先要磨豆浆，然后把豆浆煮沸，捞出沫沫，再往豆浆里放卤水，正所谓“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点好的豆腐脑要放入一个铺有滤布的木框里，再用重物挤压出水，晾凉后就是成型的豆腐了。
老爷子不让我点豆腐，却让我压豆腐。我也不和他计较，让我干啥就干啥。豆腐做好了要有人去卖。卖豆腐虽然要骑着自行车走村串户，比较辛苦，但还是有人愿意干。我记得，经常出去卖豆腐的主要是生产队的会计和队长的弟弟二喜。那会儿豆腐八分一斤，卖一斤可以提成一分钱，一天卖二十斤就是两毛钱。我们生产队的工值才八分钱，卖一天豆腐比干一天农活强多了。
我到了豆腐坊才体会到，豆腐坊不仅是生产队的副业，更是生产队的小金库，队里的大小开支主要依赖豆腐坊的收入。那会儿虽然以粮为纲，但也说要全面发展，不能把副业都停了。所以上级对生产队办的副业摊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管的不是那么严。也正因为豆腐坊挣钱，即得利益者岂容别人插手？队长虽然明确我是豆腐坊的会计，但老爷子就是不把豆腐坊的账本给我，也就是不让我管账。队长知道后，似乎对他也没啥办法，可能是怕得罪了这位财神爷吧。
有一段时间，我在豆腐坊基本上成了摆设，除了干一些磨豆浆，压豆腐的活儿，根本就看不到，更管不了豆腐坊的账。我也理解老爷子的心情，并不和他计较，不让咱管账就不管，正好清闲。
那天，队长让我们豆腐坊给修公路的社员们送绿豆汤。绿豆汤熬好后，找不到马车了，原来马车跟着修路的社员到了工地。老爷子说，怎么办？我考虑了一下说，我挑着送过去吧。老爷子惊奇地看了看我，你真能挑过去？我说能。就是这样，我坚持着，硬是用两个肩膀，把两桶绿豆汤送到了工地。打那儿后，老爷子似乎对我刮目相看了，没过几天就把豆腐坊的账本交给了我。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村路带我们回家(十九)
住进知青点后，我们回家探亲经常是几个同学结伴而行。南亭村离保定市只有三十多里地，现在来看很近，当时却感到很远。村里连接107国道的主要有两条道路，一条在村南，一条在村西，都是土路。当时许多县道还是土路呢，何况是村路。一般我们回城，多是走村南的路。说是路，其实根本算不上路。路面坑坑洼洼不说，还暴土扬天的，走过去就成了土人。晴天吃土，雨天就吃泥了。
每次我们结伴回家，都是两条腿走着到离村五里多的漕河车站坐火车。记得，那次吃完饭去赶晚上八点多的火车，为了抄近路，我们在坑洼不平的田野上盲目瞎跑，不小心我摔倒了，眼镜也不知飞到哪里。最后还是一位女同学给我摸到的。还好，总算赶上了，我们刚跳上去就开车了。还有一次更惨。那天我从保定骑自行车回村，半路上下起了雨，拐到村路不久便连人带车摔倒在泥水里，好不狼狈。
村西那条路要穿过一个村子才能到107国道，我记得好像是大营村。这条路我们走的不多，主要是村里乱，不好走。有时图新鲜，我们也从那儿走。大营村比南亭村小多了，出了村没多远就是国道，不像南亭，离国道还有五里地呢。
说到漕河不得不多说几句。漕河既是一条河，也是一个镇。如果说河流，漕河发源于太行山，流经易县、满城、徐水，东入白洋淀；如果说镇，漕河的驴肉火烧最有名。
由于南亭离保定市很近，下乡那两年，我和同学有时也骑自行车往返。自行车是哪来的？自然是找本队的社员借的。那会儿虽然穷，家境稍好些的还是会攒钱买自行车的，因为进城赶集骑上自行车还是方便。骑车往返每次都要从漕河公路桥上路过。在漕河公路桥的西边不远处，就是一座铁路桥。当年，火车对于我们来说，还是比较稀罕的。为了满足好奇心，每次路过漕河桥都要在桥头看它一两列火车驶过，能和飞驰的火车照个像也感觉很自豪的。
那次，我一个人从南亭骑车回保定，到了漕河大桥，正好有一列客车由北向南驶过。我把自行车支好，站在漕河桥头看起了火车。忽然，火车上有人在向我招手，好像是一位姑娘。我也向对方招手，内心说着，祝一路平安……
南亭的村路不好走，但我每次回城居住几日后总有思念涌上心头，思念那坑洼不平的村路，思念那朴实勤劳的乡亲，思念那虽艰苦却有青春活力的集体生活。
后来，我们集体户的知青们全都告别了南亭，告别了既是扬灰路，又是水泥路的南亭村路。从这样的村路走出的插队知青，分配到了各条战线。无论干什么工作，都为祖国的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回过头来看，那坎坷不平的村路，不就像我们的人生之路吗？我们每个人几乎都是这么坎坎坷坷一路走来。这才是出彩的人生吧。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现当沼气推广技术员(二十)
沼气，顾名思义是沼泽湿地里的气体。人们经常看到，在沼泽地、污水沟或粪池里，有气泡冒出来，如果我们划着火柴，可把它点燃，这就是自然界天然发生的沼气。后来，有人根据这个原理盖了密封的池子，将人和畜的粪便积聚在池子里，经发酵后产生沼气，并利用沼气做饭。这样的沼气池有段时间在农村比较流行，也曾得到大力推广。下乡插队时，笔者也被大队和公社选为沼气推广技术员。
记得是1975年的10月，大队通知我参加公社举办的沼气培训班。说是培训班，其实就是以干代训。培训班的地点就在我们南亭隔壁胡家营村的一家农户内。我们去了以后，公社的沼气技术员先讲了讲沼气池的原理，然后就让我们在院子里挖沼气池。他说，光讲原理没啥用，主要还是亲自干，你们挖一个沼气池就知道怎么做了。在挖之前，公社的李技术员还告诉我们，农村家用的沼气池，一般都挖成圆型，深是2.5米，直径是1.5米。挖好坑以后，还要用砖砌好并封顶，不能露气。
我们那批培训班的学员都是各村的年轻人，有回乡的青年，也有插队的知青，其中还有一位姑娘。姑娘长得比较秀气，和一般农村妇女不大相同。后来我了解到，她父亲原来在某个高校当老师，被打成右派后回乡务农的。姑娘的美貌自然容易引起小伙子们的爱慕。没过几天，我就注意到，其中一个小伙子对姑娘特别关照，几乎把姑娘的活儿全包了。
我们参加沼气培训班，生产队只给记工分，没有补助的。由于各村离的都不近，公社又不给解决午饭问题，所以李技术员规定，我们上午不去，下午去，每天只干一下午。就这样，大概过了半个多月吧，沼气池修好了。李技术员说，要想产沼气，还要往池子里装人粪尿和猪粪尿，不是一两天就行的，咱也不能在这儿等。过些天，等它能产气了，公社再通知大家。现在各位先回去，可以先在大队部挖一个沼气池当示范。
李技术员说完，大家伙儿就散了。当我走出胡家营的村口时，有人在后面叫我。我回头一看，原来是那位姑娘。她下了自行车，和我并排走着。我问，你们村离这儿有多远？她说也不算远，十几里地吧。我说，我就在南亭村，去我们那儿呆会儿吧，有不少插队的知青。她说，有时间再去吧。她突然递给我一个纸条，说，这是我的姓名，地址，欢迎到我们村参观指导。我接过纸条，还没来得及看，她骑上自行车就走了。
回到村里，我向大队主管的刘副书记作了汇报，刘副书记说，很好！你以后就是咱村的沼气技术员了，谁家要盖沼气池你就去做指导。我说，最好先在大队部修一个沼气池，当作村里的推广示范。刘副书记说，你这个提议不错，咱说干就干。谁想，没过多久，我们这批知识青年就全部被选调回城，我的沼气推广技术员基本上没发挥什么作用。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我出席了县知青代表会(二十一)
记得是1975年9月的一天，村里的大喇叭喊我的名字，让我马上到大队部。听声音就知道，广播员还是那位脱产的年轻女社员王素彩。小王在大队部身兼数职，既是广播员，也是收发员，还是村里的赤脚医生，我们有点小病小灾的也去她那拿药，免费的。我下乡时订了一份参考消息，每隔几天她就去知青点给我送报纸。
我到了大队部，王书记笑着对我说，县里马上要召开知识青年代表会了，公社和大队推荐你作为南亭村知识青年的代表出席这次会议。这是一件很光荣的事儿，你要好好准备准备。说实话，对于这件事我是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因为论表现，我并不比别人突出。就说和我一个生产队的小李，人家都当了副队长，他的事迹还上了《保定日报》，我啥也不是，怎么也轮不到我呀！我说，我觉得自己没有什么突出的表现，我去了讲啥呢？刘副书记接过话茬说，就把你下乡以来做的事讲讲就行。这有一张参会表格，你拿回去填写好再交上来。
我拿着表格回到知青点的宿舍，看上面让填写的内容无非就是姓名，性别，政治面貌，哪年下乡，插队所在村庄等。这些都好写，不好写的就是主要事迹。细细回乡起来，自己下乡后做的事虽然不少，但都是很平凡的，谈不上什么突出事迹，怎么写呢？最后决定，就像刘副书记说的，把下乡以来做的事写写就行。有句话不是说，把平凡的事做好就是不平凡。
过了几天，正式的开会通知下来了。通知写着，会期一天半，下午报到，第二天下午散会。会议地点在县招待所。那天下午，我借队长的自行车去了徐水县。到了县招待所，看到有不少年轻人围着一张桌子不知在干嘛。此时旁边一块告示牌提醒我，这儿就是徐水县知识青年代表会议报到处。报完到领了会议材料和房间的钥匙。会议材料很简单，就是几位典型人物的事迹介绍和一个普通的日记本。
我们住的是四人间，陈设简陋，里面还散发着一股霉味，好像长时间无人居住和打扫似的。其实，那会儿的县一级招待所都差不多，老百姓没钱住，各级干部到县里的公干也不多，利用率自然不高。住下后没事我开始浏览会议发的材料，一下就看到了那个熟悉的名字，就是我在前面提到过的那位决心扎根农村一辈子的高中同学。出现他的名字应该不奇怪，只是几个月后我们返城时他的表现有点奇怪。这是后话，此处先不提。
第二天上午九点会议正式开幕。县委书记先作报告，他讲话的主要意思，就是号召大家深入学习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伟大思想，在农村这个广阔天地奉献青春和力量。县委书记讲完后，几位典型人物进行了大会发言。我特别注意听了那位高中同学的发言，感觉他的事迹似乎也没什么突出的地方。不过你不得不承认，他的材料写得比较感人，他的口才也确实不错。也算是一个人才吧。
下午就是小组讨论了。我们小组有十几个人，组长就是那位高中同学。他让大家轮流发言，各自介绍一下自己的事迹。轮到我时，因为感到自己没啥可说的，就照着事先准备的材料念了一遍。谁想，我念完后，有人说，侯同志的材料有点特色，看似平淡无奇，却真实地反映了我们丰富多彩的插队生活。我说，自己也没啥突出的表现，实话实说吧。
小组会结束后，大家就各奔东西了。我问那位同学现在回不回村？他说在县里还有点事，明天再回去。我心里纳闷，知青代表会都结束了，还有啥事？莫非县领导还要单独宴请他们？又想，管他呢，反正也不请我。我和他道别，骑上自行车就回南亭了。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几回梦里到南亭(二十二)
1975年底，我们这批知青插队已经两年了。这时，传来消息，我们要选调回城了。听到这个信儿，大家都很高兴。虽然不少同学当初是怀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美好理想下乡插队的，但经过两年的艰苦磨练也让大家懂了，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美好的理想并不见得都能实现。
那天，村里的大喇叭又喊起了我的名字，还是那个王素彩的声音。她在喇叭里说，请侯永生同志马上到大队部来一趟，有重要事情。这个通知连续播了好几遍。我那会儿正在豆腐坊里磨豆浆。我们生产队的豆腐坊离大队部很近。听到喊我，我放下手里的活儿就到了大队部。大队的王书记见了我说，好事儿，上面要让你们回城了。这是国家电子部821库的招工表，你拿回去填写， 过几天县里再通知去面试。我说，还要面试？王书记说，就是走个形式吧。这表是县知青办点名给你和小韩的，不会有什么问题。我想，可能是我参加过县知青代表会，县知青办还记得我吧。谢过王书记，我拿着表格走出了大队部。
这会儿，刘副书记跟着我一起出来了。他叫住我，悄悄地说，家里要有人，最好找找关系。我不解地问:还要托关系？这不是上级分配的吗？刘副书记说，你这孩子哪都好，就是心眼太实了。听叔的没错，别再干活儿了，马上回家跟家长说一下。停了一会儿，他又说，821库是好单位，这样的单位谁都想去。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下意识地点了点头，说，明白了。
我向队长借了自行车，当天就赶回了家。父母听说我要分配到电子工业部的821库后都很高兴。父亲说，821库在保定绝对是一等一的好单位，而且离咱家也不算远，挺好的。母亲说，这样的单位别人都抢不到，能轮到你真不容易。父亲说，别管那么多了，这是咱孩子修来的福份。看到父母这么高兴，我实在不忍心把刘副书记的话转达给他们。因为我知道，他们没什么关系可找。
在家里住了两天，我又赶着回南亭了。刚到知青点，就有人告诉我，大队让你回来后马上去一趟。我心想可能是面试的通知来了。果然，刘副书记说，明天你就到咱县里的招待所，821库负责招工的同志在那儿等着你和小韩。稍顿了下，他又说，见了人家要热情，人家问啥就说啥。我说，知道了，谢谢叔。
第二天我还是借了队长的自行车去了徐水县城。到了县招待所，知青办的同志把我领进一间屋。我看到，里面坐着两位男同志，他们自我介绍是821库主管招工的。谈了几句，其中一个年龄较大的对我说，你在插队期间的表现很好，家庭也没什么问题，但是，你是近视眼，不大适合我们那的工作。我听这话，知道自己没戏了，便站起来告辞。
后来我知道了，就是那位口口声声要在农村扎根一辈子的老兄顶替了我。821库招工的说我是近视眼不适应那儿的工作，可那位老兄也是近视眼。不过，静下心来仔细想想，他的所作所为也可以理解，毕竟好单位谁都想去。再后来我还知道了，是一个同学的父亲托关系找的名额，附带的条件就是，那位同学必须要去，其他一个名额由县里确定。就是这样，大队把名额给了我，但别人又顶替了我。
回到村里，又过了十几天，知青点的同学几乎都落实了单位，我和同一宿舍的阿玉和阿强才被保定市饮食公司录用。从此，我们离开了插队两年的徐水县南亭公社南亭村。
离开南亭村后，我和阿玉、阿强等同学在第二年的春节回去过一次。后来，由于各自的工作都忙，又都有了自己的小家庭，几乎很少再回村了。然而，南亭的一草一木，南亭乡亲们的音容笑貌却在脑海里挥之不去。有多少次，自己在梦里都梦见了南亭的村路，梦见了南亭的春苗，南亭的麦浪，南亭的青纱，南亭的秋光。那次，二喜到河北大学找我，让我有时间再回村看看，我随口答应了。可是，毕业以后我分配到外地，回村的机会就很少了。有一年，我随领导去徐水县视察工作，到了临近南亭的一个村。尽管我内心很想去南亭看看，但是领导不去，县里没安排，咱作为工作人员咋能随便去呢？
“侯哥侃插队”至此已写了二十二篇。虽然说不上有多么惊奇，但却是自己的亲身经历。感谢读者诸君的阅读和评论。最后，就以一首小诗作为这组系列文章的结束语吧:
当年只是中学生，
知识不多很年轻。
上山虽苦砺人志，
下乡不甜铸魂灵。
广阔天地试身手，
几多梦里到南亭。
当年知青成栋梁，
谁说插队度虚空？！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