坑

不知怎么的，脑袋竟然被坑填满了。

还要追溯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村里将一个生产小队所在地划分了宅基，分给我家的是长长的一条。长倒不怕，关键是那里有几个大猪圈，比起一般农户的猪圈要大得多深得多。既然是宅基，坑一定要填平的，而且要垫得比平地高出一些——为了雨水能从自家院子流出去而不是流进来，为了屋里不返潮。愚公移山可以“子子孙孙……”，宅基地可不能岁岁年年，按照大队的说法，如果第二年房子盖不起来，宅基地会被收回的。于是，一场毫无悬念、没有条件可讲、没有后路可留的“填坑战”打响了。

一架木推车、几把铁锹、一把镐子，就是全部运土工具了。那种木推车现在已经很少见，当时基本上家家有。一“架”推车应该是贴切的，一个轮子、两条腿稳稳地“架”在那里，三角形的稳定性在这里得到验证。你只需哈下腰，握紧两个扶手，前腿一弓，后腿一蹬，车两脚离地，便可以车轮滚滚了。如果是下坡自然最省力，人可以被车拽着走。如果是平路，也无话可说。之所以用“如果”，说明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取土的地方偏偏是一个偌大的深坑，装满土的车走的大都是上坡路。现在砖瓦窑成了难得一见的稀罕物，那时则司空见惯。见过砖窑的都知道这种坑，又大又深——与猪圈没有可比性，如果非比不可，那简直就是大象跟牛羊比个头儿。而且那里有两个砖窑的，挖坑功夫自然就强了一倍，可以想象出挖坑时的非凡气势——有的地方都快挖出水了。更悲催的是，坑里是非常适合烧砖的粘土，质地硬实还掺杂着小石子，铁锹很难铲动，所以先要用镐来刨。现在想想，那里的地形像极了盆地——不过那时候我还小，还没怎么接触过这个词儿。大坑与小坑相距有差不多一里路的样子，披星戴月奔波得紧也不出活儿，这挖坑填坑的活自然格外苦不堪言。

父亲在离家五六里的中学教书，除了教书还有六七亩责任田需要打理，教书是一年到头儿忙个不停，农活也一年到头儿没完没了，再加上这挖东坑补西坑的活计，换做我，简直光是想想腿就会软的。那时我们弟兄几个都还小，出不了多大力气——十岁上下的孩子又能使出多大劲儿呢。我们能做的，也就是把刨松的土一锹一锹往车上装，然后父亲在后面推车我们前面拉着点儿。也能凑合着推个空车，不过就怕倒了——车摔坏了还得修，那就费时窝工了。母亲身子弱，推车的事基本上还是父亲一个人的。“铁杵磨成针”此言并不虚，那小推车的两个扶手都被磨细了，光光溜溜的，没有一根毛刺儿。说起修推车，包括修自行车，父亲是毫不含糊的，可以说是“行家里手”。据说爷爷年轻的时候很会修自行车，不过自打我记事儿起，爷爷一直卧病在炕，时常费力地咳嗽，五十多岁就去世了。父亲排行老大，这修车的手艺是学到手了。

有时和女儿谈起自己的童年，总是苦啊苦、累啊累的，实际上那年月真正苦累的倒不是自己，而是大人们，他们才是实实在在的一苦就那么多年，一累就那么多年，可记忆中的父母偏偏除了忙忙碌碌并不是苦大仇深的模样。在我心目中最苦最累的是父亲，最会苦中作乐的也是父亲。父亲会拉二胡、吹笛子，跟后来的县评剧团团长既是同乡也曾经是同事，闲暇时会凑到一起拉二胡，唱“样板戏”。依稀记得家里是有过一把黑色二胡的，后来被我们几个损孩子大卸八块了。父亲得了治不好的病以后，我专门去外地花去将近一个月的工资买了一把二胡。父亲喜欢得不得了，经常拉一些小曲儿，京剧也能拉一些调调，只不过太长时间不拉有些手生了。我读师范时学过弹脚踏琴、钢琴，家里也有个更像是玩具的电子琴，有时也会与父亲合奏。父亲字也喜欢练字，上学时父亲教过我，现在脑海里还能浮现出他写的钢笔字、粉笔字，以及街坊四邻门框上贴的父亲写的春联——是那种类似于魏碑外方内圆的样式，这也成为我喜欢练字的重要启蒙。

说着说着就远了，还是回过头来说修车的事吧。记得过年闲睱的时候，父亲总会把家里凡是有轮子的物什彻底维修保养一下——是那种庖丁解牛式的大检修，几乎是把个零件都拆解来，一一擦拭，一一上油。包括每一粒珠子，都要对着阳光仔细看有没有小坑点儿或是划痕啥的，有残的就换掉。在轴碗儿里抹上黄油，把钢珠一粒一粒用大拇指按上去，像种土豆一样。因为保养得当，我记事时家里的车直到父亲去世都仍然在“服役”。相对衣服“缝缝补补又三年”而言，这些车子则是“修修补补又十年”吧。

又扯远了，还是说挖坑填坑的事吧。运了几千还是几百车土不重要，重要的是宅基终于垫好，几间房子也终于盖起来了。是那种出窄檐儿的样式，那屋檐儿也是自家浇筑的。从河边运来细砂，与水泥按一定比例混在一起拌匀，倒入编好钢筋的模具里，经过几日的洒水养生，一块块成品就面世了。父亲的瓦工手艺也是不错的，棚子、猪圈、鸡窝、院墙一向都是自己动手垒的，加工这样的檐儿自然不在话下。

每年都要到村南上坟，只是有几年不去村北老家了——怕进那个门。父母都已离世，一进院满目荒凉，徒增感伤。很多年也没再去看过当时取土的窑坑，不知道那坑还是不是记忆中的模样。

唉，思来想去，脑袋还是被坑填得满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