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水稻之父

今天是九月一号，开学的日子。

记得小时候，家里种水稻，九月一号正是水稻颗粒逐渐饱满的关键时期。一般上学两周左右就迎来了丰收。

不同于现在的粮食产量，2001年，记得家里的八亩水稻田，产出的粮食，除去自己留下的，上交国家的，只卖了2000余元（0.46元/斤），20年过去了，如今国家不收粮食税了，收购价格也有提升，当然，粮食价格上涨是远远小于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的，这与国家稳定民生大计有关，普通人就不去评论了。

20年前，亩产只有几百斤，而且全是人力操作，牛耕地，手工栽培，养护，打药，收割，一直到一颗颗稻谷清理干净，装袋归仓；与袁老爷子去世时，试验田超过2000斤，普通种植户的水稻亩产也有1000多斤，大部分实现机械化，半机械化相比，那时的种地体验就是妈妈时常教育我们的“一滴汗水摔到地上，摔成了八瓣，才换来这一粒粮食”。我和哥哥，也有幸成为那个时代家里儿童的常态，农忙时插秧，拿着镰刀收割，打稻谷，灌装等。

20年前，互联网还未普及。我记得1997年，家里买了电视机（一台TCL的19寸彩色电视机），从那时起，7岁的我就被妈妈教会了看天气预报，让我听清楚合肥和武汉的天气预报状态，以决定明天的收割计划，这也是可以放下作业，优先看电视的机会，虽然那时候电视上只有CCTV1和河南卫士两个台。

20年前，种地是需要缴纳人头税的，也就是通俗的“交国粮”，记得有一年，村里的干部，是开着拖拉机来到村西头的打稻谷场，放下地称，大喇叭喊着，“各家各户的税粮，今天赶紧送到村西头打稻谷场，过了今天，就要自己交到镇上去，不交税粮，孩子不给上学”，现在想想，也就是那时的父辈不懂法律，小学教育还不像现在这样免费，自己交钱上学，实在想不明白这两者会有联系，也就是特殊时期的办事方式。扯远了，我记得当时一袋子稻谷，是要扣掉一斤袋子和损耗，妈妈当时拉了7袋稻谷，正常是要扣7斤的。但是觉得亏，就回家找了6个大袋子，硬是把7袋稻谷换进6个大袋子里，省下了一斤稻谷，在那一年，能多卖4毛6，是母亲觉得为家里做的贡献而提及了好几年。并不是母亲小气，我想更多的可能是生活艰辛压迫后的一种抗争。

2010年，我开始上大学，那一年开学晚，我得以最后一次收稻谷（因为秋收以后，土地就扭转了），这一年从收割，挑担，扛稻包，所有重活我都抢着干，在18岁成年的年纪，最后体验了父辈从成年就在承担的劳累与责任。尤其是父亲，17虚岁就在砖瓦厂做工，后面又做建筑工人，30多年，未曾轻松。这一年粮食1.1，卖了7000多，不用再交税粮，留下了几袋自己吃。

而后，我和父母有闲聊，现在种水稻如何，1快多一斤，亩产也翻倍了，咱们家的8亩地，产出的粮食可以卖差不多10000块钱了。他们也只是笑笑说“国家政策好，粮食有了保护价，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厉害，不是他，饿死人的事情还会发生”，父母都是60后，经历过粮食关，体验过饥饿，见过饿死人的事。然后母亲还是会重复那句“一滴汗水摔到地上，摔成了八瓣，才换来这一粒粮食”，然后再补上一句“你去了大学可要继续好好学习，我们不是富裕家庭，种地的苦你从小就跟我们吃过”，而这份苦，又何尝不是一种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