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水稻之父

今天是九月一号,开学的日子。

记得小时候,家里种水稻,九月一号正是水稻颗粒逐渐饱满的关键时期。一般上学两周左右就迎来了丰收。

不同于现在的粮食产量,2001年,记得家里的八亩水稻田,产出的粮食,除去自己留下的,上交国家的,只卖了2000余元(0.46元/斤),20年过去了,如今国家不收粮食税了,收购价格也有提升,当然,粮食价格上涨是远远小于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的,这与国家稳定民生大计有关,普通人就不去评论了。

20年前,亩产只有几百斤,而且全是人力操作,牛耕地,手工栽培,养护,打药,收割,一直到一颗颗稻谷清理干净,装袋归仓;与袁老爷子去世时,试验田超过2000斤,普通种植户的水稻亩产也有1000多斤,大部分实现机械化,半机械化相比,那时的种地体验就是妈妈时常教育我们的“一滴汗水摔到地上,摔成了八瓣,才换来这一粒粮食”。我和哥哥,也有幸成为那个时代家里儿童的常态,农忙时插秧,拿着镰刀收割,打稻谷,灌装等。

20年前,互联网还未普及。我记得1997年,家里买了电视机(一台TCL的19寸彩色电视机),从那时起,7岁的我就被妈妈教会了看天气预报,让我听清楚合肥和武汉的天气预报状态,以决定明天的收割计划,这也是可以放下作业,优先看电视的机会,虽然那时候电视上只有CCTV1和河南卫士两个台。

20年前,种地是需要缴纳人头税的,也就是通俗的“交国粮”,记得有一年,村里的干部,是开着拖拉机来到村西头的打稻谷场,放下地称,大喇叭喊着,“各家各户的税粮,今天赶紧送到村西头打稻谷场,过了今天,就要自己交到镇上去,不交税粮,孩子不给上学”,现在想想,也就是那时的父辈不懂法律,小学教育还不像现在这样免费,自己交钱上学,实在想不明白这两者会有联系,也就是特殊时期的办事方式。扯远了,我记得当时一袋子稻谷,是要扣掉一斤袋子和损耗,妈妈当时拉了7袋稻谷,正常是要扣7斤的。但是觉得亏,就回家找了6个大袋子,硬是把7袋稻谷换进6个大袋子里,省下了一斤稻谷,在那一年,能多卖4毛6,是母亲觉得为家里做的贡献而提及了好几年。并不是母亲小气,我想更多的可能是生活艰辛压迫后的一种抗争。

2010年,我开始上大学,那一年开学晚,我得以最后一次收稻谷(因为秋收以后,土地就扭转了),这一年从收割,挑担,扛稻包,所有重活我都抢着干,在18岁成年的年纪,最后体验了父辈从成年就在承担的劳累与责任。尤其是父亲,17虚岁就在砖瓦厂做工,后面又做建筑工人,30多年,未曾轻松。这一年粮食1.1,卖了7000多,不用再交税粮,留下了几袋自己吃。

而后,我和父母有闲聊,现在种水稻如何,1快多一斤,亩产也翻倍了,咱们家的8亩地,产出的粮食可以卖差不多10000块钱了。他们也只是笑笑说“国家政策好,粮食有了保护价,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厉害,不是他,饿死人的事情还会发生”,父母都是60后,经历过粮食关,体验过饥饿,见过饿死人的事。然后母亲还是会重复那句“一滴汗水摔到地上,摔成了八瓣,才换来这一粒粮食”,然后再补上一句“你去了大学可要继续好好学习,我们不是富裕家庭,种地的苦你从小就跟我们吃过”,而这份苦,又何尝不是一种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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