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人张季鸾

      提起张季鸾,如今了解他的人恐怕是越来越少了。但是,略有些历史知识的人都应该知道,在中国报刊史上,他的确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人物。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先看一看有关张季鸾的三件事。

    一是他曾经为孙中山先生草拟了临时大总统的就职文告。当时,他刚从日本留学归来,在于右任主办的《民立报》当编辑,后来经于右任推荐,又出任总统府秘书,参与了许多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此外,他还在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和大总统就职之际,向《民立报》发出新闻专电。据说,他是我国第一个借助电报发稿的新闻记者。

    二是他写过一篇《蒋介石之人生观》的文章,指责蒋某人身为北伐军总司令,在前方将士浴血奋战、英勇牺牲的时候,却散布什么“非有美满婚姻,就不能使革命进步”的奇谈怪论,并说蒋不学无术。为了解事情的起因,我翻了一下王俯民写的《蒋介石传》。该书说,1927年底,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时,说过这样一段话:“余确信,今日与宋女士结婚以后,余之革命工作必有进步。余能安心尽鞋命之责任,即自今日始也。……余平生研究人生哲学和社会问题,深信人生无美满之婚姻,则做人一切皆无意义。社会无安定之家庭,则民族根本无进步。”这篇文章显然是因此而写的。另外,据周雨先生的《大公报史》说,尽管如此,后来蒋介石还是给张季鸾以“国士”的礼遇,把他看成唯一的诤友。

    三是抗日战争时期,张季鸾因为“中条山战役”与周打过一场笔墨官司,认为在这次战役中,十八集团军虽然近在咫尺,却采取隔岸观火的态度。但是周却强调,当时该集团军在中条山地区没有一兵一卒。值得注意的是,此后不久,张因积劳成疾,溘然长逝。周在唁电中说:“季鸾先生,文坛巨擘,报界宗师,谋国之忠,立言之达,尤为士林所矜式……”可见周对他的景仰与推崇之情,非同一般。

      从辛亥革命到抗日战争,张季鸾驰骋报坛30年,对于办报有许多独到的见解。他说,报纸既不是政治的阶梯,也不是营利的机构,而是一块文人论政的园地。

      他还说,报人之天职,曰忠,曰勇。忠即忠于主张,勇即勇于发表。此外,他认为办报的秘诀有两条:一是“以锋利之笔,写忠厚之文,以钝拙之笔,写尖锐之文”;二是“不望成功,准备失败”。当然,对于那种为逞一时之快而不顾后果的鲁莽作法,他也是不赞成的。

      张的一生虽然不乏可圈可点之处,但我以为最让人钦佩的还是他那公而忘私的品质。他曾在一篇《无我与无私》的文章中说,所谓无我,就是要认识到报纸是公众的,不是“我”的,所以报人在写稿时要力求客观公正,不要被个人的名利和感情所支配。至于无私,他认为:“私的最露骨者是谋私利,这是束身自爱的报人都能避免的。其比较不容易泯绝者是私于所亲,私于所好,而最难避免者为不自觉的私见。”这种从洁身自好到力避私见的观点,与《大公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办报方针是完全一致的。

    他经常说,作为一个报人,不仅不应该求权、求名,也不应该求财。抗战初期,年届五旬的张季鸾老来得子,各方面人士为表示祝贺,送来许多金银首饰。他认为在前方流血牺牲、后方家破人亡的战争年代,“我张某不能为得一子而收此巨礼”。于是他不顾妻子想选一点留作纪念的愿望,把它们全部捐献出去。尤其令人感动的是,在他临终的时候,身边仅有十块钱的“积蓄”。

    总之,倘若要用一两句话概括张之一生的话,我以为《大公报》同人的这副挽联也许是最恰如其分的佳构:“千载事功,曰诚曰敬;一生心血,为国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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