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版《大学》精讲（一）

第一讲：

①破题

②经典与生活

③经典与世永存

《大学》一书简介：

    《大学》一书，出自《礼记》，原本不是书，与《中庸》一样，本是《礼记》中的二篇文章。《中庸》是其中的第三十一篇，而《大学》是其中的第四十二篇。

      大学乃曾子笔于书者：在《大学证释》中曾子自述曰：“昔者，夫子以尧舜之道，文武之传，缵（zuǎn继承）其续而授于弟子。以其易忘，乃命笔于书，而使诸人共肄（yì学习，练习）之，参（shēn）于是备闻大学之道焉。”

曾子：(公元前505年10月12日——公元前435年)，名参，字子舆，鲁国南武城人。十六岁拜孔子为师，勤奋好学，颇得孔子真传。一生积极实践和推行以仁孝为核心的儒家主张，传播儒家理念。他践行省身、慎独的修养理念，遵循以孝为本的孝道规律，可为后世修行者之楷模。他参与了编《论语》、著《大学》、写《孝经》等经典的集解工作、被后世尊奉为"宗圣"，是配享孔庙的四配之一。

      曾子是儒家正统理念的正宗传人，他把孔子所传授给他的理念和学问授给弟子，又将孔子的言行整理成《论语》，上承孔子之道，下启思孟后继。曾子在儒学发展史乃至中华文化史上均占有重要的地位。鲁悼（dào）公三十二年(前435年)，曾子辞世，终年70岁。

    “大学之道”其千年不彰之因，源自战国孟子以后，当时各种杂说纷纷出现，各诸侯国君主以急功近利为要务，不重明德、止至善工夫。导致儒家的中心义理渐被掩埋，而仁义礼乐之教，多流为虚文，可谓是礼崩乐坏之时。从而使儒家的精义在百家争鸣之时势下，被干扰紊乱。加之后来秦火之举，典籍多被付之一炬，可谓是瓦上加霜。另一方面，从魏晋到隋唐，道教和佛教亦因君王的信奉而大盛，在种种因缘与环境之下，“大学”一文自然被忽略。

    迨至宋朝，儒学义理从新受学者们重视，尤其北宋程颢（公元1032~1085）和程颐（公元1033~1107）兄弟，大力表彰《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认为此四篇最能代表儒学的精髓。自此以后《大学》、《中庸》之文，才渐渐重新被后儒所重视。

      随后朱熹（公元1130~1200生于南宋），以程颢、程颐为尊，毕生致力于四书的编订和注疏，对于大学，用功尤多，直到宋孝宗淳熙十六，才大致编定大学和中庸，是年二月写“大学章句序”，三月写“中庸章句序”，第二年，即光宗绍熙元年，在漳州刊刻四书，就是后世四书合刊的先河。

      朱子的改本：《大学》一书，自从南宋朱子将其列入四书后，古圣《大学》教人之法，圣经贤传之旨，才复明于世。古有对联曰：“大学之道千秋金鑑；中庸至理万世丹根。”

      《大学》与《中庸》，既系圣人授人教义，而其主旨不外明德与明道。大学言明德，中庸言明道，互为表里。德之极至於治平，道之极达于至诚。德之用有所见於外，道之体有以存其中。故大学言教学，中庸言诚明，然大学之诚正止善，即中庸之诚。中庸之孝悌忠恕，三德九经之道，即大学亲亲、新民、格物、致知以及治平也。故读《大学》与《中庸》二书，不可不一贯通焉。且曾子述大学，详於明德之目，明于仁治之道，而於止至善则未尽也。故子思子补之，中庸天命谓性，率性谓道，中为大本，和为达道，自诚明，自明诚，至诚如神诸节。皆畅发性道之真。修养之事。而大学止至善之道，於此乃备，可见二书之相互为教，即儒教之全体也。

      中庸者，以明道也，庸即用也，用中以明道之用，故守中即不离道也。尧舜之允执厥中，大学之用其极，止至善，皆一义也。故用中一语，为儒教圣圣薪传之旨。圣门言道，首自尧典允执厥中。及舜授禹，更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三语，推论执中之要，其义已备，其文尚简。至汤武革命，犹有惭德，承天立极，尤为戒慎。故书传誓命，深自警惕。惟恐人欲足以败德，物玩足以伐生。乃敷衍其义，著为教令。周公承三王之遗，本政教之旨，述为礼乐，推绎其文，乃为最详。然有司司之，义不逮于下民，而掌籍者世其事。如礼官乐官祝史司徒之属，皆精于天人之道，察于性命之学。其所著教令，制为言文，颁之诸侯，使人相习。此言道教之旨，必推周礼。降及孔子，习闻其详，以授门人，而礼记以成。故教义备于礼经中庸大学二篇，盖所由来者远矣。故《大学》《中庸》者，儒教之本义。有未尽者，则载礼经其他各篇。礼经者，儒教之藏经。而其道之精者，则载易经。易者，儒教之密理。而其事之详者，与文化之迹，则载尚书春秋。尚书春秋者，儒教之史。而其验诸政治者，则载周官。施诸人事者，则载仪礼曲礼。周官仪礼者，儒教之法。而其教化之见于人者，则载诗经。和于己者，则载乐经。诗乐者，儒教之化。其皆为经也，则以为教所必备也。犹恐未周焉，则记为论语、为家语、为孝经，以明其义。更编为纬、为记年，以广其言。而皆儒教之辅导仪从，有不可少者也。故大学中庸，直儒教之精神所存，而为礼经之主干，其他各经之心脑也。其重要为何如乎。是故曾子、子思子二氏，于大学之要，至教之微，虑其人之不明，世之失教，将所受于夫子者，一一笔之此二篇。故大学言明德，明德为修道也。中庸言修道，修道不外明德也。二者道之体用，教之本末，不可畸轻重也。是故读中庸之时，不可忘于大学。读大学之时，不可忽于中庸。道之与德，天之与人，行之与修，不可失一。盖各德目非自外者，皆性所备具。充性之德以致之事，而后可以明道。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人知德为圣人所重，而不知立德为圣人明道尽性之事，此所以有偏于所习。如道问学者则后尊德性，至广大者则忘尽精微，皆偏也，皆昧于圣人之教也。

     

      夏、商、周之世，由于世风日下，故教育日益发达，学制渐趋完备，学校大致分为小学与大学。小学所教习的内容多为日常生活中的规矩礼节，以及乐、射、御等仪式与书、文字、音韵、训诂、数、等技能。而大学所教的内容，则是明明德，止至善之道。即大学与小学不同，为学为“立身行道”，以期于圣贤地步，故曰大学。

      我们所选的《大学证释》本：出自民国十五年至十九年间，由天津之地德高望众的隐者集结而成三本证释，名曰：《大学证释》、《中庸证释》、《易经证释》。而《大学证释》本，与现今流行之版本不同。究其原因，主要是现今所流传的《礼记》已非原圣门弟子所集结的《礼记》。皆因时代变迁，历经秦朝焚书坑儒，儒教典籍多付诸一炬。民间私藏者，自秦灭亡，又逢楚汉之兵，长时兵灾流亡，致使儒学经典多形成残佚。西汉初期，汉武帝独尊儒家，广开献书之路，遗经纷纷辑結成编。以致光昭者，变成晦暗；通畅者，形成艰涩难读。若再据以强为训诂解释，遂失真意。学既赖此断残之编，则歧路之偏可想而知。例如《大学》入手之格物致知，已脱落亡佚，则修养工夫如何入门。（故现行之大学朱子本中，格物致知仅是补传。况从汉代至今，大学改本有数十多种。）今传之《礼记》，则出于汉宣帝时“戴圣”之手，旧称“小戴礼”，以别于戴德之“大戴礼”。“大学”即小戴礼记中之一篇，序次是“四十二篇”（称之为古本）

      由于其成书之情况特殊，托名圣人之笔，故世人多有疑虑。况今人已养成“圣经不可改，古义不可易”之心理，且谓《大学证释》一书，乃所谓圣人所成，何可凭信也？盖世人不能见圣人，以其生也晚；不能见圣人之智，以其形隔也。然圣人之心，万世可知；圣人之学，万世犹传。如日月之循环之理，恒存天地间也。

      凡治经要在“通经”，即处处贯通是也，如断章取义则非也。现今《大学》之本，不但格物错失，且八条目组合不甚合理通畅。《大学证释》一书，借神来之笔，将原本之文，重新组合，并改正脱错之字，且证释之以理。另《大学证释》章节次序与格物致知一章，和今本有所差异，即有所调整。调整后经文读来通畅连贯，文义清晰明了，再与《中庸证释》合参，自会融入儒家“致广大、尽精微”的妙境。自此使《大学》之文义大明，字句大顺。无一语之晦、无一义之涩，使儒学广大精微之义，贯而通之。内致其诚，外致治平，内圣外王之道大明。

      天下事无真伪，理以衡之；道无是非，理以判之。信理足矣！若弃理而辨真伪，真亦伪矣！外理而言是非，是亦非矣！圣人之先有何经？有何教？自圣人作之，而世人从之，此皆由其理之所合，而感之、化之也。苟不衷于理，则孔子与盗跖（zhí）奚辨？尧舜与桀纣奚分？所不同者，“所为”也；所为不同者，不合理与合理之异耳。所以圣人之教，足以折群言；圣人之道，足以服众见，非他，其教“依于理”，其道“本于理”也。

      《大学》一书，闻名已久，世人估计少有不知其名者。然究其深义，知其用者，估计则鲜矣。加之此书乃古人之著，文字深奥难懂，今人多误认为与世代不相契应，已无使用价值。今之学人，因应现代科学，所学科目较多，文言解读能力自然不足。故智小不足以尽海，管窥不足以言天。期世人重视此书，珍视道义。读是书而参悟之，从而习之，施之于行，以至德凝至道，明德新民。以救乎世道人心之颠危，挽乎社会风气入于正道。使儒风能盛行于世，以进大同世界则非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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