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近三百年学术史，群星璀璨，但如果我们试图寻找最闪亮的几颗，有一个人是无论如何也绕不过的。
戴震，殿堂级的学术大师，乾嘉汉学皖派领袖，卓著的思想家、哲学家，公认的“百科全书式学者”。其治学严谨、无所不窥、最难得的是，能够在各个领域都做到顶尖。生前，他就拥有了极大的声望，身后，他的影响持久不减，直至现在，仍然能在许多专业领域看到他的研究印迹。
就是这样一位大家，居然也有桩难以说清的笔墨官司，引发多位著名学者参与其中，给中国学术史平空增添了不少话题。
事情是由《水经注》引起的。北魏郦道元的这部经典著作，历代注释甚多，到了清代乾隆时期，已经有些分不清原文和注解了，也就是，哪些属于郦道元《水经注》的原文，哪些属于后来人注解郦道元《水经注》的文字，已经搅和在一起、分不清了。这对于血液中流淌着考据基因的清代学者来说，无疑是不能忍受的。他们最感兴趣的点，就是理清文本、疏通字词，把张冠李戴的错误纠正过来，还典籍一个本来的面目。很快地，苍鹰捕鼠般，一大批学者投身到《水经注》的注解研究当中，出现了众多的学术成果，在这之中，有三个人最有代表性：一个是全祖望，一个是赵一清，另一个，就是戴震。
我们可以先看下三人的生卒年，全祖望：1705一1755；赵一清：1709一1764；戴震：1723一1777。全祖望最大，赵一清次之，戴震最幼。三人都是卓有成就的学者，而且家乡相去不远，全祖望是浙江宁波人，赵一清是浙江杭州人，戴震是安徽休宁人。浙学和徽学大家频出，在中国学术史上举足轻重。
首先怀疑戴震的，是当时《四库全书》浙江采集官朱文藻，而戴震彼时，正是《四库全书》的纂修者之一，负责校订天文、算术、地理等书籍，作为地理典籍的《水经注》，自然属于他的工作应有范畴。《四库全书》是当时乾隆时代最大的一项文化工程，在多个地方设立采集官，主要负责搜集寻访当地的图书，以便为《四库全书》的编纂提供资料和依据，其工作性质有点类似于今天图书馆的采访人员，但二者的工作目的不同。
朱文藻对他的友人讲到，戴震在校书过程中，大量参考了赵一清的作品，但是后来戴震在他本人的著作刊刻时，却丝毫没有提及这件事。
朱的观点代表了多数怀疑论者的看法，他们认为：
其一，无论全祖望，还是赵一清，他们的《水经注》手稿均早于戴震的相关作品，全和赵是好友，二人书札往来不辍，其中，讨论了许多《水经注》相关问题；
其二，戴震在编纂《水经注》的时候，参考了大量相关著作，其中就有赵一清的手稿，而这个时候，手稿还没有被刊刻出来，因此，鉴于当时传播条件的局限性，当时世人并不知道有赵的作品。而戴震先于他将自己的作品刊刻出来，让世人误以为是戴震本人所作，殊不知，实际是戴震大量抄袭了赵的成果；
其三，戴震宣称自己的《水经注》研究多采辑自明代大型丛书《永乐大典》，但是，根据后来的学者针对《永乐大典》做相关研究后发现，戴震作品和《永乐大典》并不相符，却大量和赵的作品相同。并且，凡是赵认为原书有脱误的地方，戴也持相同的看法。
总之，戴震辑校《水经注》，不是剽窃赵一清的《水经注释》，就是抄袭了全祖望的《水经注》校本。
事实上，尽管朱文藻当时颇为怀疑，但最终挑起这个争端的，却是戴震的弟子、著名的语言学家段玉裁。他认为赵一清的本子，实际上是别人根据戴震的本子校勘而成，正因此才使得两人的版本有那么多的相同点，不是戴抄赵，恰恰是赵抄戴。
从此之后，两派各执一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针锋相对，绵延至今。著名的怀疑者包括：魏源、杨守敬、孟森、王国维；支持者中，最著名的当属胡适，他还为此进行了长达二十余年的《水经注》考证研究工作。
在现代学者当中，有一个人的解释值得注意：金克木先生做过一篇《秋菊·戴震》，他将戴震和含冤的秋菊并列，以戴震自述的方式，还原当时的政治、文化环境。隐喻出：当时《四库全书》官方修书的特定背景，决定了当朝成果必定胜于前面的，无论全还是赵，尽管水平极高，都毕竟是之前成果，而现在做的就是一定要比以前的优秀，这就为戴震纂修工作带来难题。出于准时、遵上的意图，戴震校订出以他命名、号称主要参考于《永乐大典》的《水经注》。
现在，即使双方都有充足的理由来证明自己的正确性，我们也没有办法下定结论说：是，或者否。这已经成为三百年学术史上的一桩著名公案。然而，无论真相如何，似乎都不足以影响戴震在中国学术史、思想史上的伟大地位，因为，即使抛开这个引发争议的学术成果，将他所有考证性的著作去除，他仍然是伟大的学者，他有多种哲学论著，足以名载史册，他是清醒者、批判者，是清代为数不多的真正的思想巨人。
尽管当时学者，包括钱大昕，多认为戴震的考据学足以传世，他本人却颇不以为然，他认为自己苦苦追寻的，并不仅仅是地理、音韵、训诂这样的具体知识，而是“大道”。“经之至者道也”，戴震认为，如果把考据比喻为抬轿的人，那么“道”才是那个坐轿的。他对自己的哲学追求津津乐道，尽管当时并没有多少人能理解，他说：“仆生平论述最大者，为《孟子字义疏证》一书，此正人心之要”。
因此，从戴震本身的思想贡献来看，侵权构成与否，反而不是一件重要的事了。诚如梁启超所言：“吾谓东原即此二书（指《孟子字义疏证》与《原 善》），自足千古，余皆筌蹄耳，不著不足为轻重。”有了这两种义理之书，足以流传千古，其余便无足轻重了。梁启超高度评价戴震：“苟无戴震，则清学能否卓然自树立，盖未可知也。”
这真可谓是千古足音，在万马齐喑的时代，众人埋头考据的学术氛围中，有这么一个卓尔不群的思考者，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唤醒世人沉睡的思想，这是不是就足以镌刻在历史的丰碑之上？至于他的性格、他的细枝末节，他的孰是孰非，又有什么重要的呢？有时候，我们只需要记住他的几声呐喊，也许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