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写爱更书写黑暗（转载）

作为普通的文学爱好者，我们总是希望在小说家那里读到跌宕起伏的故事。毕竟，海枯石烂的爱情神话、勇武豪侠的孤胆英雄、竖起衣领坐在烟雾缭绕的酒馆里的落魄男人、矗立桥头孤独惆怅的绝世美女总能一次又一次地打动读者的心。我们心甘情愿地追随作家进入灿烂超凡的文学世界，寄寓那些在平庸生活中难以实现的梦想。不过，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却不愿意满足这类朴素的愿望，他从不尝试触碰种种难以企及的浪漫传奇，而总是书写普通人那平凡而微末的人生。正像奥兹自己说的，他笔下的世界始终围绕着正在写作的那只手旋转，“这只手就在你写作的地方：你身在哪里，哪里就是世界中心”。

在奥兹最重要的作品《爱与黑暗的故事》中，生活在特拉维夫、耶路撒冷的凯里姆亚伯拉罕区、一个名叫胡尔达的基布兹（类似于中国人民公社的农业生产集体）等地的以色列人一一浮现出来，随之带来的更有犹太人在20世纪经历的那些苦涩与痛苦的岁月。对于以色列读者来说，《爱与黑暗的故事》绝不是感伤的怀旧故事，而是将那些逝去的日子一点点从记忆中打捞上来，在心中将它们重新复活。

《爱与黑暗的故事》是一部自传体小说，以作家本人在40、50年代的耶路撒冷度过的童年岁月为主体，连带讲述其父母的家族在欧洲的历史以及自己成年后的经历，复原了一个犹太家庭在20世纪历史中的命运遭际。无论是父亲那来自俄国的克劳斯纳家族，还是母亲那来自波兰的穆斯曼家族，都有着良好的文化修养，是欧洲文化最坚定的继承人和捍卫者。奥兹的伯父大卫·克劳斯纳是维也纳大学的比较文学教授，他甚至为了抵制愚昧、狭隘的反犹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思潮，拒绝在30年代离开奥地利，以便在大学讲坛上捍卫自由、开放的欧洲文明，最终惨遭纳粹杀害。

奥兹的父亲熟练掌握十五六种欧洲语言，是希伯来语文学的专家。母亲也会说五六种语言，对文学艺术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但这些人却在20世纪上半叶席卷欧洲的反犹主义大潮的冲击下，不得不离开自己的精神家园，在耶路撒冷寻找栖身之所。他们从来没有喜欢过这座中东城市。在博士学位获得者的数量远远多于大学生的耶路撒冷，父亲始终无法在大学里找到教职，只能在图书馆管理员那琐碎的工作中浪费自己的才华。母亲漂亮、敏感，有着极深厚的文学修养，渴望着诗与远方式的浪漫，却在贫寒、枯燥的家庭琐事中耗尽了全部生存意志，在奥兹十二岁那年用安眠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而奶奶施罗密特的生活更是带有某种象征性。她第一眼看到耶路撒冷，就宣布这座亚洲城市充满了各种病菌。在此后的二十五年中，她始终与那些看不见的敌人作斗争，每隔两三个小时就用消毒液打扫一遍房间。可以说，一代又一代的以色列人都是奶奶施罗密特，他们执意要把中东古城改造成欧洲的模样，将巴勒斯坦人视为病菌欲除之而后快，却使得自己每天高度紧张，家园也变成了囚笼。

在《爱与黑暗的故事》中，作家以儿童的视角和口吻成功地复原了那一代犹太人在耶路撒冷的困窘而平凡的生活。奥兹全家每隔两三个月就要穿戴整齐，在约定时间用公共电话给住在特拉维夫的亲戚打电话，说一些无关痛痒的客套话，只是因为他们担心大屠杀随时可能发生，每一通电话都可能是最后一次听到对方的声音；克洛赫玛尔夫妇家里永远弥漫着面团味儿和腌鳕鱼味儿；担任小学教师的诗人杰尔达一生都守着漆面斑驳的家具，住在昏暗冷清的房子里；小学校长伊莎贝拉·纳哈里埃里养了一屋子的猫，学生放学后教室就成了猫的天堂，她甚至能让打翻了花瓶的猫羞愧得在墙角里“罚站”。

当然，生活并不总是显露出残酷的面容，爱与友谊总能让人们在凄风苦雨中找到安慰。父亲的第一本著作出版后，他像迎接新生儿那样小心翼翼地拆开包装，把书分送给邻居朋友，每天都跑到书店里打听新书的销量。当他发现自己的书一本也没有卖出去后，整天愁眉苦脸，向邻居扎黑先生抱怨天丧斯文、命运多舛。一星期后，父亲终于得意洋洋地宣布书店里的五本书都卖光了。可奥兹却不经意间在扎黑先生的书架上看到了五本父亲的著作。扎黑先生向奥兹眨眨眼睛，若无其事地把那几本书放到抽屉里。再比如那个父子俩一起种菜的故事。由于奥兹生活在一个有教养的市民居住区，根本找不到一把锄头，父亲只得用裁纸刀开垦出小得可怜一块土地，和奥兹一起种上西红柿、黄瓜和胡萝卜。可父子俩看着发芽后日渐枯萎的幼苗却完全束手无策。当父亲看到奥兹绝望地用眼药水给幼苗上“营养液”后，偷偷在夜里买回长好的植物种到地里。第二天一早，奥兹兴奋地发现那些“营养液”奏效了，可是原先种胡萝卜的地方却长出了西红柿！显然，奥兹总能在窘迫的生活中发现无数这类生动有趣的小故事，使得《爱与黑暗的故事》虽然被沉重的气氛所笼罩，但读来却生趣盎然，并不会让人感到沉闷。

如果奥兹仅仅在作品中书写犹太人在20世纪遭遇的种种苦难，简单地把这个民族塑造为单纯的受害者，那么《爱与黑暗的故事》就和犹太流散文学（Diaspora Literature）大潮中涌现出的作品没什么区别，真正让这部小说伟大的是其中对巴以关系的反思。奥兹在小说中坦言，在那个年代，穷酸狼狈的犹太人在举止优雅、衣着整洁的巴勒斯坦人面前自惭形秽。每当犹太人到巴勒斯坦人家里做客时，都会告诫家里的孩子要端庄得体，千万不能让阿拉伯邻居看不起。

在1948年以色列建国以前，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虽然互相猜忌，但也确实能够和睦地生活在一起。年幼的奥兹曾在一家服装店里走失，困在商店的储物间里。几个小时以后，是一位阿拉伯裁缝解救了他，并把他送到家人身边。从此，这位裁缝的两个大眼袋和挂在脖子上的蓝绿色皮尺永远地留在了奥兹的记忆中，并被他在心里默默地称为“阿拉伯父亲”。在以色列建国前几个月，奥兹甚至还能够到东耶路撒冷拜访一位阿拉伯富商，并在优雅的庭院里与主人家的小姑娘一起玩耍。

这一切都在1947年11月29日被改变了。那天凌晨，所有生活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都聚集在大街上，收听电台直播的联合国决议。当联大主席、巴西外长阿拉尼亚宣布在原英国托管地分别成立犹太国家和阿拉伯国家的提案获得通过后，原本温文尔雅的犹太人拥抱、大笑、哭泣、呼喊，似乎任何文字都不足以表达他们此刻的心情。而与灯火通明、充满欢声笑语的犹太人聚居区不同，所有巴勒斯坦人居住区都一片黑暗，被可怕的寂静所笼罩。他们一定听到了自己邻居的欢呼，但只能以沉默应对。他们不知道，再过五个月，自己世代居住的别墅将被新的主人占据。他们不知道，自己将在暗无天日的难民营老去，丝毫看不到回归的希望。他们更不知道，联大决议宣布的那一刻，约旦军队已经从军营开拔，包围耶路撒冷。在殖民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摆布下，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根本无力掌控自己的命运，只能相互敌视、纠缠，陷入无止境的厮杀。

一向被以色列人视为左翼作家的奥兹从来不会因民族身份而无视犹太人身上的罪责。在《爱与黑暗的故事》中，奥兹多次讽刺犹太人对巴勒斯坦人的暴行。在追忆父辈在欧洲受压迫、欺凌的历史时，他详细描写了那些犹太人如何在移居中东之前，心里暗暗发誓，要在巴勒斯坦成为欧洲人的榜样，让欧洲人看看文明人应该如何对待自己的邻居。而读者只要想一想以色列大肆扩建犹太人定居点、在耶路撒冷建立隔离墙、羞辱刁难巴勒斯坦妇孺的种种劣迹，就可以感到那段文字背后的讽刺。似乎受压迫、受剥削的历史并不能让人学会与人为善，只要获得权力，弱者转过身就要欺凌那些比他更弱小的同类。

在作品中，当成年后的奥兹再次来到那个阿拉伯富商当年的宅邸前，看着庭院里的参天大树，他在想那个曾经和他一起玩耍过的小姑娘今天流落到哪里去了？是在伦敦、巴黎等欧洲城市沦为永远的异乡人？还是在黎巴嫩、约旦等国的难民营里绝望地死去？而奥兹的“阿拉伯父亲”又到哪儿去了？当这个善良的巴勒斯坦人被犹太人赶出家园，在难民营度过余生时，他又该如何回忆那个当年被自己救助的犹太男孩？所有这些问题都不可能得到解答，生逢乱世，这些微小的感喟又有什么意义？

读着奥兹笔下那些充满了爱与伤痛的故事，我们或许只能去思考，为什么曾经和睦相处的邻居，会在一夜之间成为世代仇杀的宿敌。帝国主义与强权政治在20世纪给南北朝鲜、南北越南、印度与巴基斯坦、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之间留下的伤疤，又要到什么时候才能真正抚平？

原载《北京青年报》2016年5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