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节快到了，小城的节味儿一天天浓起来了，街道两旁的行道树上挂满了星星彩灯，超市大楼前高悬起“欢度国庆”的大红灯笼。骤然增加的回家车流，像是事前约定后奔涌而来！于是，拥挤、塞车、鸣笛，平常间不多的忙乱景象，一时间成了小城人们喜迎国庆的开始和前奏。唯一不拥堵的是街口转角处，那个同平常一样守着鞋摊低头忙碌的老鞋匠。
9月30日下午，我在街上转悠，来到守鞋摊的黄师傅面前。“过节了，还不收工啊？”我说。
黄师傅抬起头看我：“看嘛，还没补完，别人等着要。”
10月1日，上午补了头天晚上看晚会的瞌睡，下午闲得无事，又出去逛。街口那儿，鞋摊依旧。我有些诧异“一天都不休息吗？黄金周第一天哦。”摊主抬起头，一脸的平静：“休息啥，今天还是搞不赢。你过热闹节了。”顺着黄师傅的话我抬眼望大街：依旧的车水马龙，最热闹最拥挤的还要数人民公园门口。卖糖人呢，做好一个，买主拿走一个，生意好得像放鞭炮。眼前呢，摊主虽忙碌却清贫——无法与红火的游乐摊和爆好的卖糖人比。如此一比对，我对黄师傅的行为更为不解。何必呢，既然不多挣钱，又何苦把自个弄得像拧紧的钟表的弦？弦，拧得过紧，是会断的。
转了一圈，淅淅沥沥下起了小雨，赶紧往回走。鞋摊前，没有了黄师傅的妻、弟，两个顾客坐在那里等着拿鞋。我凑上去，跟黄师傅冲起壳子来。黄师傅告诉我：从十五岁学手艺到现在，三十八年了，从来没有过过节假日。与爱人结婚二十八年，丈母娘家去过两次，一次迎娶爱人，一次为岳母祝寿。平时，亲戚有请，托人带个礼。岳母家有事，老婆去，自个从来没有离开过鞋摊。一是顾客需要，二则也习惯了。“刚才碰到你弟弟呢。”我说。提到弟弟，黄师傅的情绪激动起来，絮絮叨叨跟我讲述起家庭的不幸。
先天残疾的黄师傅，左脚仅长了个肉头，没有脚掌、脚趾，用不上力，跛得厉害，干不了重体力活。在那个正常人都没法好好读书的年代，先天残疾的他更没学到什么知识。怎样养活自己，对于一个残疾少年来说，即成为常常困扰他的一道难题，也是父母深深担忧的一个问题。那时的人穷，“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衣服可以自己补，可要补鞋，就不那么方便了。好在补鞋投资不大、技术相对简单，学补鞋，挣钱，成了黄师傅的梦想。
邻居有个补鞋匠，却不愿意教徒弟，害怕抢了生意。就多去看，多去求，对方却始终不松口。一气之下，黄师傅来到城里，辗转找到一名师傅。给了拜师钱，自己带伙食费，算是投了道。那个时候太穷，每顿只吃一碗三分钱的稀饭，咸菜都不敢点一份。有时自己带点咸菜，有时厚着脸皮向餐馆要点豆油，嘴就着碗口，稀溜几下，便见了底。饮食店的一个服务员现已七十高龄，每次说起当时情状， 都要红眼圈：“好造孽哟，一个残疾人，黄皮寡瘦的，又要学手艺，又要饿肚子。我有时舀些豆油给他还要背着人，否则，要挨领导批评。肚子长期饿得咕咕叫，黄师傅干活却从不偷懒，头脑聪明，反应敏捷，深得师傅喜爱。学艺两年，出了师，一直就在这个街口摆摊。
那年头，人们穿鞋以胶鞋为主，有的胶鞋补了多次，已经找不出原来的布料了，还舍不得丢。黄师傅尽量选颜色一致的布，耐心比划修剪，一针一线补上，使鞋合脚好看。后来皮鞋多了，黄师傅开始研究皮鞋。鞋面破了，让一般的鞋匠给补，疤痕十分抢眼。黄师傅尽量把皮料周围削薄，把破处砂毛，粘接拢后，不仔细瞧，根本看不出是补了的。鞋底、鞋掌脱落的，一般的师傅要么粘胶，要么缝线，黄师傅呢，先用胶粘，再用线缝，而且走线的位置在鞋底，看不出任何痕迹。女士的高跟鞋，跟是空的，容易崴脚，那就把跟打开，灌些轻质的木块，再撑上细细的跟，牢固，还美观。他换鞋底，不用楦头，仅根据原来鞋面鞋底的比例关系，便能换出舒适耐用的鞋底。活儿干得漂亮，收费还便宜，从开始的五分一角，到现在的五角一元。你要没零钱吧，没关系，下次来补上就是。简单的修补、连线、新鞋锤后跟，一会儿的事，不收钱也是没关系的。
黄师傅手艺好、收费还低，名声就这样传出去了。有人愿意多走几条街，有人愿意多倒几路车，有人愿意等一两天来取。被众多要补鞋的给盯上了，这鞋摊，还愁没活干？于是他的活，一年四季做不完，而且，每天晚上加班到十二点。鞋摊生意旺，手艺好，收费低是主要因素，次要原因呢，应该归功于同行的“相让”——有些鞋匠看到鞋破得不多、收钱太少或太破不易修补的不愿意接，推到他这儿来，他不推辞，反正有活干就有收入，积少成多嘛。还有一点，诚信和真诚。比如，有时忙昏了头，到了约定时间鞋没补好，他连连给人家道歉，边道歉边抓紧时间赶活，来取鞋的顾客呢，也能理解。当然，也有那说好了时间来取鞋而没来的顾客。
后来，补鞋之外，又增加了擦皮鞋。常常是这个叫擦鞋，那个叫补鞋，忙得脚不沾地。再脏再旧的鞋，一经他的手，立即光亮如新。一些醉酒后吐脏了的鞋，恶臭难闻，一般人都不会接，黄师傅屏住呼吸，冲洗，清洁，打油，抛光，一双“新”鞋呈现在面前，取鞋的过意不去，要多给点钱，黄师傅却坚持按定价收。曾经，另一个鞋匠看这儿生意不错，就在对面摆了个摊，有补鞋专用缝纫机，却少有人上门，不到半年，走了。
年少时，黄师傅想挣钱安家。妻子当时进城打工，与他隔得不远，相识后，互帮互助，朋友们觉得两人有缘，从中撮合，别说，还真成了。房子是租的，生活简单平淡，却恩恩爱爱。婚后，妻子辞了工，料理家务之余，从砂皮料做起，学会了补鞋。宝贝儿子的出生，小两口更有了盼头。伴随着儿子一天天长个，家里的积蓄也在日渐增多。两口子下了狠心，买了一套二手房，从此，在城里有了自己的窝。就在好日子节节上长时，11岁的儿子突然失踪。报了警，找遍了城里大街小巷，还登了寻人启事，至今没有一点音讯。黄师傅常常感慨：要是老大不丢，现在都二十几岁了。当时，两口子气得半死，几年后才渐渐平静下来，添了个女儿。前些年，每当看见那些跟失踪的儿子差不多大小的孩子，从身旁过去，正在补鞋的黄师傅会突然停下手中的活来，目光呆滞地盯着看上好久。而对那些大人带着来鞋摊补鞋，与自家儿子年龄相仿的孩子，他就更犯傻。一次，突然犯了傻的他，盯着人家的孩子看，那目光像是要把孩子给吞了，直吓得大人赶紧牵着孩子走开了去。后来，经人多次提醒，他才觉醒，这样下去会砸了自己的饭碗。
打下手的弟弟，曾经是家里最能挣钱也挣了大钱的主儿。批发中药材，卖砂石，上世纪九十年代就挣了几百万。有人给黄师傅开玩笑：“你兄弟那么有钱，你一天还补啥皮鞋哟！”黄师傅坦然应对：“兄弟有钱是兄弟的，各管各，反正我自己有双手。”后来，弟弟好玩，吃喝嫖赌，染上恶习，他多次劝说，弟弟非但不听，还发脾气，埋怨哥哥咸吃萝卜淡操心，兄弟间闹得几年没了往来。一天，有老乡带信，说弟弟得了重病。他赶回去，衣着体面的弟弟已精神失常，连人都不记得了。问弟媳咋回事，弟媳拿出离婚证，说两人早已分道扬镳。再问弟弟的钱财，弟媳一句话“不知道他给谁了，离婚时是分好了的。”黄师傅心里恨弟弟不争气，但看到他那疯疯癫癫的样子，又颇为心疼。无奈之下，他把弟弟送去医院治疗，花了一万多元。出院后，弟弟虽然还是不很清醒，但不乱跑，找得到家了。这以后，黄师傅每天带着弟弟出摊，让弟弟做点力所能及的事——砂皮料。偶尔，弟弟病发了，吵吵嚷嚷。只要他一出声，便立马安静下来。
黄师傅的负担更重了。
只有不停地劳作，才能缓解精神和经济的压力。没有周末，没有节假日。住在城里几十年，很少去城里逛逛。城市的变化在电视上看得多，听顾客说得多，却没有时间去实地感受。这么多年了，对面的人民公园都没去过几次，远一点的景点就更是没去过了。一张小凳，一把别人丢弃的广告伞，就是他的工作空间。刀、锉、锯、螺丝刀、锥、小锤子，这些沉默的原始工具，在他手中听话得几近乖巧——让一双双破旧的鞋重获新生。修复旧鞋的一双手呢，却伤痕累累，贴满的创可贴便是明证。心，却不苦。你瞧，这张写满了沧桑的脸上，每条皱纹都漾着笑意！看着这张脸，头脑中突然浮现出美国人道主义者和摄影家甘博于1918年在北京街头拍摄的《通州鞋匠》：鞋匠看上去六十多岁，手上拿着针线在纳鞋底。经络毕露的粗糙的双手；破得不能再破的衣衫；历经风霜皱纹密布的脸上微笑依旧……这样的脸不由得让人想起美国诗人朗法罗的诗句：他可以问心无愧地面对整个世界，因为他不欠任何人。
真的，补鞋匠黄师傅不欠任何人。在寄居的城市，他没要国家任何照顾，但城市也没有拒绝他，凭着努力，靠着吃苦，他在城里有了房，买了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女儿也在城区学校上了学，自己也算是城市人了，尽管只是底层人，那也不错了，那也是对自己多年辛苦的回报呀。
面对着这样一位鞋匠，除了敬佩，我说不出更多的话语。我想说的是，有一天，老鞋匠不在了，有人会接下这个摊位的。可是，会像他那样坚守，那样尽心吗？那些熟悉他手艺的顾客肯定会时常念叨起，要是黄师傅就不这样补了，黄师傅补的鞋比你好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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