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上冷清，满地落叶，夜风呼呼，我和大弟跟随爸妈拿着麻袋，簸箕，扫把沿着街道收集落叶，家里冷，全靠烧炕取暖，叶子是来烧炕的。
我们的生活是多么糟糕啊！穷是一方面，物质的匮乏，少吃无穿是常态，但留给我最大的阴影是虐待，无穷尽的挨打，恐吓，那种无助的悲伤好多年萦绕在心，自卑感在三十岁之前很浓烈。
八十年代初期，做临时工的妈歇业在家，而我们住的爷坑小广场不断的变得热闹起来，各种小摊雨后春笋般的出现，最简单的是买汽水，一点色素一点糖精一桶凉水，就可以支个摊。
这种摊我后来分析多半是卖给农村进城的赶集人，改革开放让圈养在农村的人能进城，而爷坑是最聚集的集市，县里，镇里，乡里的人赶集的好地方。
爷坑的新铺子闻名遐迩，自然到处的人都要来这里逛逛。
计划经济时代，物质的匮乏令人咋舌，那个年代，买斤点心要粮票，买糖要糖票，买布要布票，买肉要肉票，就是买斤豆腐都要豆腐票。
人们都很穷！
我妈把摊子摆在新铺子门口，我们家的汽水从来都是烧开水放凉勾兑的，慢慢的又卖炒麻子炒瓜子，又是各种野果，苹果，梨，五味子，山楂等等，后来卖起了煮苹果，煮梨，再后来又多了爆米花，玉米棒。从农民手里买进薄利卖出，市场转动与活跃起来，人们从计划经济走出来，物质也丰富起来。
这个小摊确实养家了，我记得有次我看摊听见两个刚上班的姑娘说起她的工资是十八元，而那时我们每天的营业额是三四元，好的有时候是五元，最差也有两元，利潤对半一月收入也是好的！
小摊后家里伙食慢慢好转。
然而那时候摆这种小摊的人是社会上最瞧不起的职业，‘下三滥’，‘蹲阳沟边的’。
我上三年级十岁左右就得中午去换摊，我婆做饭，大多数时候是我妈看摊中午我要换我妈回家吃午饭。我坐在摊子边头低的低低的，我怕同学们看到我看摊，心里惶恐不安。
没多久我婆高血压引起的偏瘫，这让这个穷困潦倒的家更是雪上加霜。
那时候小叔的朋友很多，那年月人们交往朴素一点都不功利，来看我婆的人络绎不绝，我们鸡蛋糕吃了很久，都是看望的人送的。小叔初中毕业就顶替马家老汉接班在鞋厂上班。
我上小学家长会都是我婆给我去开的，我爸穿的脏的像个乞丐，我妈也看起来有些不正常。上了初中是我小叔给我开的家长会。
我上初中时我妈常常端着一锅煮苹果在我学校门口去卖，我怎样劝她都不听，我害怕同学们说她是我妈，我常常在后山学校的小门去上学。
我婆生病瘫痪不久，我的头发长了寄生虫，要用篦子梳，用杀虫剂洗，有次我妈的毛衣全是虫和虫卵，我站在花园旁的凉衣的木架旁用手巴拉着我妈的毛衣，小叔过来踹了我一脚。
婆慢慢能柱木棍能走路了，看摊的活渐渐是马家老汉和我婆，我妈成了给家里煮饭的人，整整九口人的饭。
有年快过年家里起了一大盆面，堆了半案子的面我和妈，还有马家老汉准备油煎果果，我爸说我怎么不去写作业，过来打我，马家老汉抡起一个棍子追着去打爸。
一到过年才煮点肉，然后肉汤里穿着萝卜白菜等等，这样的烩菜放在厨房里，吃的时候在小锅里舀出来，一热可以吃几天，而有年天气热的话，这些烩菜会发馊，还是煮煮继续吃。
厨房又脏又烂，进门是厨房靠墙是柴房，栏起木架的坑里是木头的锯木，碎柴。
我七八岁就能随院子里的杜婆提着我家的醋壶跟她走两三里路去灌醋。
有年天很冷，我拿着麻袋去很远的木锯厂，一路上我被麻袋整垮了，麻袋总是散架了，路头会有人帮我绑好麻袋，一路反复几次。
又一次我婆的侄女给我婆两元钱，我婆领我去百货大楼给我扯布做过年的衣服，布扯好了，我拿着布，她把我放在门口等她，她又进去买东西，结果她出来时，我的布被谁抢走了，回家自然我又挨了一顿暴打。
我婆领我去她侄女家吃饭，中午我婆和亲家坐在天井边摘野菜，我坐在天井上的盖板上玩，盖板木头朽了我差点掉进去，亏得我机智一把撑在井边，大人们赶忙把我拉起来，我一直在想这个井到底深不深。
院子里的小孩很多，我和碎圆玩的最好，她比我大四岁，常在一起的缘故我对她言听计从，有年我俩合买了一本《聊斋》最开始接触课外书，简直爱不释手看了一边又一边。我小学成绩很好，我记得我的数学常常考试是全班第二名。后来升中学时，碎圆说中学就是混日子的，谁还学习呢？这话我听了就不爱学习了，长大的姑娘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鞋子常常是开口的。自卑感越来越多了。
中学我数学一榻糊涂，只有热爱语文，多少年一直有爱读书的习惯。
上学的趣事可真多，小学时冬日的早晨，常常天没亮就得去学校，而学校漆黑一片，偌大的操场没有灯光，小孩子们拿着自制的灯，就像萤火虫似的在黑暗中飞舞，那是墨水瓶盖，或者墨水瓶里把蜡烛融化做的烛灯。
开水房的热水炉热气腾腾，小孩子们拿着喝水的搪瓷杠子接水喝，偶尔打一个鸡蛋热水冲后变成蛋花，在同学的羡慕眼神中吃早点，要比拿辣椒面放盐加馍的美味，春天时野菜酸菜拌着辣椒面又会引起同学的追逐，给一筷子，香的很。
学校有砖瓦厂的同学，几个同学凑点钱，去菜市场买红薯，土豆，然后去砖瓦厂的窑边把这些东西放在火上烤，吃完了，跑到山上挖土的大坡边坐着草甸从高处滑下去，笑声中从不曾觉得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