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左右我们家基本上搬到了回龙观，当然北锣鼓巷还有房子可以住，爷爷奶奶住了北锣，父母住回龙观七里渠。此时我还在北锣鼓巷小学上学呢，白天上课下午就自个儿坐车到回龙观那个家休息。晚上不如在北锣，还方便，但是无聊啊。在父母身边踏实，其实主要是热闹，晚上去烧烤摊上一坐就得到半夜十一二点，迷迷糊糊就睡着了。
第二天起床特别困难。通常都是在家起来也不洗脸，闭着眼爬上车，在车上睡一路，从六环外的昌平颠到北二环的北锣。有的时候在地坛公园门口买个煎饼果子就当早饭了。那时候吃一个叫永和大王的早餐店最频繁，去吃油条喝豆浆，油条太贵，五块钱一根，还特别短。当时就想我以后自己绝对不吃这种东西，早餐店就是在抢钱。
因为睡的晚起的早，上课就经常犯困睁不开眼，我当时才多大啊。老师天天给家长打电话，当着我面儿在电话里跟我家长批评我，说我不写作业上课睡觉天天迟到，趁早给我转学吧。说到迟到我还真有点不好意思了，那时候要求我们学生早上七点半到校八点多要做早操，我每次都是在他们做操的时候悄悄地从操场旁边溜到教室里。但是被抓了好几次，一抓到我就给家长打电话，现在看来老师怎么这么有钱，电话费都不心疼的吗？其实单单是迟到那倒无所谓，主要是上课睡觉、不写作业、下课捣蛋，因此多次被学校请家长劝退或转学。因为那所学校一般外地孩子都进不去，在那里的都是北京本地孩子或者外地借读的学习特别好的孩子。巧了，我从小在北京长大占了个能上好学校的便宜。
我每天在六铺炕那块儿花一块五毛钱坐625路公交，先坐15公里左右到龙泽，再从龙泽坐19路小公交到瀚林学院下车，然后再跑到朱辛庄小区。
有一次，放学后我身上就还剩五块钱，坐公交花了一块五，到了龙泽又因为嘴馋就买了根炸麻花，花了我三块五毛钱，吃完麻花才意识到没钱坐车回家了。
但此时19路公交来了，我想都没想从人堆里挤了进去，上车的时候为了不尴尬，别人拿卡刷卡时我也把手往那边一伸，以为可以蒙混过关，没想到司机眼睛太尖了。
“穿绿色校服的那个小男孩下车，要不就买票补票！”
完了，被发现了，太尴尬了吧。环顾四周，一车的乘客就我一个穿绿色校服的，说我没错了。司机见我没反应，就冲着后面的乘客喊道（其实是冲我喊）。
“就你，还看谁呢，要不买票要不下去！”
“快点，一车人等你呢！”不知道打哪儿冒出来个坏坏的大姐，这不推波助澜想让我下去呢吗。
一位邻座的叔叔见势不好，悄悄跟我说：“去把票买了吧，就一块钱。”我说我没钱了，谁知司机的耳朵贼灵：“没钱就下去，没钱坐什么车！”看上去太蛮横了。
邻座的叔叔立刻从背包里翻出一枚一元的硬币，让我快点送过去，可能是因为我不投币车就不走，他想尽快回家吧。当时没顾太多，拿着钱就投进来投币箱。我又回到座位上对好心叔叔连声道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如果说在别的地方，人们可能会说三道四的，但是那时候在首都人们的素质都是非常高的。一路上司机没有计较刚才的事情，连吱声都没吱声，以我现在的经验来看如果在外地，这一路上司机肯定会不住嘴地唠叨。
一路颠簸一路安静一路尴尬，累了一天下班后公交车上的人各忙各的——有的在忙着张罗孩子学校里的事儿，有的应付领导的察问，有的提溜着买回来的新鲜青菜，有的坐在座椅上睡着了……这时候最尴尬的是我，背着个大书包戳在那个小角落里，那是我内心的角落，为什么每次做什么事情都那么不如意？
我还在纠结着生活对我的不公平，公交已经到了我该下的那一站了，刚反应过来车已经驶离了瀚林学院，想叫住司机让他停车我下去，又想还是算了吧，本来就挺不好意思的。没办法，只能到下一站七里渠西桥再下车了。只不过那样的话还有走很长一段路才能到家，又能怎样，谁让我这么贪吃，把坐车的钱买了麻花。
背着个大书包屁颠屁颠地回到家，到家已经是晚上八点了，烧烤也开始好一阵了。我们家烧烤以前是晚七点半开始摆摊生火，七点四十就可以卖了，每天晚上大排档人都特多，挤不过来。
到家之后我妈就问我又去哪疯去了，这么晚才回来，说我老师又给她打电话了，指责我不写作业上课睡觉天天迟到。这又能怎样？家里做自营服务业的，父母对孩子的关注肯定要少许多，这很矛盾。又想让孩子学习好，自己还有赚钱供孩子读书，但是家里又没有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
跟我妈说了没钱坐车的事，她数落我说，我嘴太馋，就是个小馋猫。还说如果因为嘴馋回不了家的话活该！自己管不住自己的嘴，天天偷摸买那些垃圾食品。
而今我身在山东省，因为年龄大了嘛不会再像小时候那样经济显得那么紧张了。但是就算我再不宽裕也不会像小时候那样，得到别人救济后心中窃窃自喜。
此事在我记忆中无法抹去，很珍贵，很有意义！
2019.10.01 北平志士/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