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GO 深焦，是 2020 年 TGO 鲲鹏会着重打造的人物专访栏目，采访对象覆盖 TGO 鲲鹏会会员、GTLC 讲师及其他有故事、有思考的技术、管理或创投大咖。力求用文字上的“深焦镜头”，全景展现当代互联网人的幕后故事，记录专属于他们的“时代画面”。
本期「TGO 深焦」专访嘉宾：
陶建辉，涛思数据 创始人 & CEO、TGO 鲲鹏会会员；
国际无线数据专家，1997 年起，先后在美国 Motorola、3Com 等公司从事无线互联网的研发工作。
2017 年 5 月，他开始了回国后的第三次创业——成立涛思数据。
“一早起来，又忙乎了近 3 个小时程序，不是为了解决 bug，而是让程序更‘漂亮’一点。“
这条消息源自陶建辉 3 月 12 日的微信朋友圈，发送时间是上午 8:58 分。
这位涛思数据的 CEO 不到 6 点就起了床，结结实实地写了几个小时代码，随后，望京诚盈中心才迎来第一批打卡的上班族。
在更早的 3 月 9 日，他写到：“连续 3 天……一天奋战 12 个小时以上，终于把一模块重构，又过了一把专注写代码的瘾。”
此前的 2 月 19 日，他通过朋友圈表示自己刚刚重构了一个模块，把代码行数减少了 400 多行。
类似的动态屡屡出现，事实上，在 TDengine（涛思数据核心产品）超过 20 万行的源码里，有 4 万多行都出自陶建辉本人之手，他甚至经常参与产品的 Bug Fix，状如一位普通工程师。
让人疑惑的是，涛思数据刚刚完成千万美元级的 Pre-A 轮融资，并不需要 CEO 在一线高强度的撰写代码；另外一个隐约存在的事实是，在中国，高阶技术管理者也很少再碰代码。
更加让人无法忽视的是，陶建辉今年已经整整 52 岁了，距离国家法定退休年龄其实只剩 8 年。
那么，为什么一位事业蒸蒸日上的 50 岁 CEO 要起早贪黑的写代码呢？
坐在记者对面，他睁着无辜的双眼，解释道：“这（TDengine）是我的主意啊，我自己又能写程序。”
不同身份下的“头号玩家”
在斯皮尔伯格的同名电影上映后，人们一般用“头号玩家”来形容在某一领域辛苦钻研、拔得头筹还乐在其中的人物。
通常情况下，“头号玩家”在各自领域内，拥有让人难以置信的热情和行动力，好奇的人们喜欢围上去问：“ why ？”，“头号玩家”的回答往往是“ why not ？”，让人一头雾水。
对于陶建辉来说，这种热情并非无根之木，无论是他的工作本身，还是“头号玩家”这项“成就”，都能给他带来巨大的快乐和精神享受。这种愉悦也直观的反映在他的个人谈吐上 —— 抑扬顿挫，感情丰富，仿佛一名热情洋溢的理想主义者。
他曾写过一篇自述：《陶建辉：一个 49 岁的程序员的故事 》，并在文内频频自称“老头儿”，似乎正式宣告了，他即将成为“50 岁以上 CEO”这个特定群体里的“头号程序员”。
“在中国真的找不到 50 岁还在写这种软件的（存储引擎），什么几万行之类的，还敢开源，至少我没有听说过“，陶建辉说道。
不过，“头号程序员”的身份并没有让陶建辉彻底沉静下来，在他繁多的身份标签中，还有一个是“创业者”。
2016 年，他开始筹备成立涛思数据，目标是“成为全球物联网数据处理的第一品牌”。公司还没开张，陶建辉就将竞争对手设定为美国公司 InfluxData 。
虽然二者同样专注于时序数据的处理服务，但彼时的 InfluxData 已经完成了 B 轮融资，总融资金额超过 2400 万美元，且开源生态已经成熟，服务着 ebay、Mozilla 等 40,000 余家独立网站，在时序数据处理领域几乎无抗手。
说起 InfluxData，陶建辉颇有些气势汹汹：“技术创业者必须在技术上打败全球第 1 号对手，如果我在 2016 年判断不出来能打败 InfluxData，我就不做这个公司，我就告诉你，那就叫瞎折腾。”
同时，他认为国内很多“复刻国外技术”的技术创业者“根本就不行”，认为那只是抄袭：“奥，Google 做了个产品，他说：‘我能做’；Facebook 做了个产品，他说：‘我也能做’；开源的代码改了改就成国产的了？真正的技术创业，性能指标上你必须胜过人家 5 倍，否则你就别做了。”
看着陶建辉严肃又目光灼灼地描述这一切，你会突然陷入一种莫名的震动，随后便是接踵而来的疑惑：这个世界的技术型企业是否只分为两类？
第一类：行业第一；第二类：“瞎折腾”的。
其实，只要市场足够大，即便是垄断企业，往往也吃不完全世界所有的“蛋糕”，但陶建辉只想把刀叉握在自己手里，做那个“切蛋糕”的。
现实也确实没有辜负陶建辉，2019 年 7 月，陶建辉在极客邦科技主办的 ArchSummit（全球架构师峰会）上宣布， TDengine 正式开源。截止目前，TDengine 在 GitHub 上已经收割了 11k Star 和 2.9k Fork。
说起开源后的“技术剽窃”问题，陶建辉的自豪溢于言表，他将 TDengine 比做“四大名著”：“开源对我们来说是种产权保护，就像红楼梦，你可以盗版印刷，但谁敢说抄红楼梦里一段？那人家一下就看出来了。”
2020 年 1 月，陶建辉又敲定了近千万美元的融资，由红杉资本和 GGV 领投。在融资公告中，他踌躇满志地表示，新的资金将用来开拓以美国为主的海外市场。
市场广阔、资金充裕、开源生态逐渐成熟，这一切都有些美好到不可思议，与十年前，陶建辉初次创业，不能同日而语。
公司贴封条，借钱发工资
十年前，也就是 2010 年，春节刚过，陶建辉与和信的员工正呆立在寒风之中，望着办公室大门上的封条发呆。
那时，陶建辉的公司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欠缴房租，以至于办公室都被人封了：“不让我们进去了，把我们大门从外边锁上了，2010 年我们账上一分钱都没有。”
这次创业的起因是，陶建辉发现向国外发带附件的电子邮件是免费的，发彩信则要 5 毛 -1 元钱。他认为，“简直岂有此理”。
于是，陶建辉觉得机会来了，决定开始第一次创业，做一个移动互联网信息推送引擎——和信，通俗地说，有些像现在的微信。
考虑到语言和文化的差异会增加创业难度，他还孤身一人回到了中国。离开了工作近十年的美国，和位于芝加哥的 3000 平方英尺的房产，颇有点“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气势。
“我父母就没一个支持我的，都觉得瞎搞，拿着那么高的工资，非要自己掏钱搞这些事情。“
没成想，陶建辉的父母不幸言中，回忆起那间贴着封条的办公室，陶建辉哈哈大笑，就像在说别人的故事：“当时公司有十几个人，一下子就走掉一半，没办法，焦头烂额。”
“这是最困难的时刻，就看你有没有足够的信心。这个信心是基于一个理性判断，不能说赌徒似的，我再赌一把就赢了。“陶建辉说道，“我当时就认为，我做的这个东西一定有市场，移动互联网的春天一定会到来。”
翻来覆去的想了想，陶建辉走回家，拿出手机开始借钱，虽然困难但还是借到 20 万，先把房租交了，又把工资发了，语气还有点委屈：“春节前本来就发了工资了，没欠大家工资，春节后马上又要发工资。”
创业者有时会对自己亲手抚养的公司心生留恋，但那不是陶建辉。仅仅 7 个月后，一度濒临倒闭的和信，就遇见了前来收购的联发科，陶建辉欣然同意了。
2011 年，微信横空出世，陶建辉这才狂拍大腿：“大家天天都在用的微信，我 07 年就想到了，08 年我亲手做出来了呀！结果（机会）让张小龙搞去了！”
作为一名创业者，判断出“风口”在哪还不够，还要推断“风”何时才能刮起来。走的太晚，机会已经被瓜分殆尽；走的太早，则会变成探路的“先烈”。没人能在创业的路上走出捷径，要么运气够好，要么快速成长。很难说陶建辉的运气是好是坏，在涛思数据之前，包括和信，他先后两次创业。
好消息是，两家公司最终都被收购，赚到了钱；
坏消息是，两家公司最终都被收购，与他的理想目标相去甚远。
他像游弋于丛林中的一名猎人，对兔子与野鸭等小型猎物并无太多执念。他本以为年近五十，不会再折腾，没想到却再次“身不由己”地入局。
采访中，他大笑着说：“我现在又看到一个成为千亿美金估值公司的机会，我不进来（创业）？那我不是马大哈？”
赶走投资者，也赶走客户
“头号玩家”往往有很多怪癖，如乔布斯喜欢半夜三点给人打电话讨论工作，拒不洗澡还相信灵媒；扎克伯格喜欢在办公室拿着武士刀批评员工，因而被传有“反社会倾向”。
相比之下，陶建辉要简单很多，作为 ToB 赛道创业者，他只喜欢赶走两类人，一类人叫“投资人”，另一类人叫“客户”。
“有的投资人就关注你的利润，我说没有利润，我没有什么收入“，陶建辉显得十分委屈，“MongoDB 都搞了 10 年才上市，哪能像 To C 那么快？”
旋即，他又变得十分强势：“一般这种投资人，我 10 分钟就把他打发了，我才懒的跟他谈，他看不懂我这个东西的意义。”
当类似的情况出现时，投资者自己或许也十分糊涂，还没聊够 10 分钟，就看到陶建辉摊了摊手，说：“那可能就这样了，仔细看，有兴趣再谈？”
然后就再也没有了下文。
除了投资人，陶建辉还有一套选择客户的标准（听起来有点怪）。
“你（客户）必须拥抱新技术，如果一定要我发一个纸质材料、一个 PPT 给你，你就别做我的客户了，我不希望有你这样的客户。我网页、博客上写的那么清楚，你都不愿意看，买我的产品干嘛？我希望认同我理念的人做我的客户。”
2018 年年末开始，经济调整逐渐深入，资本趋于紧缩，已经许久没有创业者发表过上述“独特”的言论了，如果再考虑到陶建辉的“理想主义”气质，人们很容易相信他是个夸夸其谈、志大才疏的人物，而忘了陶建辉也曾攻读过天体物理学的博士学位，：
“我个人更喜欢自己作为物理学家的身份，虽然我毕业之后从来没搞过。物理学家看世界是高度的抽象，手机通讯？其实就麦克斯韦 4 个方程就全部解释了。”
如果像观察宇宙天体一样观察陶建辉，他所有“怪癖”的本质都前所未有的清晰起来：他的强势是相对的——在客观趋势和规则面前保持弱势，又在细节问题上保持强势。他的所有“浮夸”理想的背后，都有近乎博士论文般的理论支撑。
他坚决反对理想化的创业：
“做违背潮流的事情，很容易让你自己狭隘，看不见所有的事情，绝对不行。这是创业的大忌，我告诉你，很多人没想明白这一点。”
他也像尊重考试制度一样，尊重商业的内在逻辑：
“融不到钱，千万别创业。你要用钱证明你的产品是有市场的，让别人挑战你。寻求融资过程，也是对产品的商业场景的一个认证。“
对开源，他没有表达太多极客情节，更多是理性的思考：
“首先，基础软件不开源，几乎没人敢用，大家都担心被厂商绑定；其次，开源更便于推广；最后，开源可以扩大纵深，并且给我们带来变相的产权保护。当然，如果你用户群不大，开源就没什么意义了，如果你只盯着中国市场，千万别做开源。“
类似的问题，陶建辉回答的毫不犹豫，侃侃而谈，显然有着长期的思考和积淀。
他习惯性地将商业社会高度抽象，试图抓住其中的本质规律，并在这个过程中怡然自得。
“我生命的最后一刻，希望还在计算机屏幕前”
只有在谈到家庭与个人的时候，陶建辉的声音才会降低，那种如“永动机”一般亢奋的情绪逐渐收敛起来：
“我比较幸运，我老婆也挺厉害的，”陶建辉认为自己没有经历过“中年危机”，说到这里，他的声音又抬高了一些，“你看我儿子已经进入第 2 轮了，MIT 的人工智能大赛，根本不用我管。”
陶建辉每晚都去跑步，每次跑七、八公里。
“越忙的时候越要跑，不忙的时候其实不用跑，反正也没什么事干。如果比较忙的话，两周不跑步，我的精力就不行了，完全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疫情期间，在外跑步不方便，他就在家里骑动感单车，还发朋友圈称自己增重了 5 斤。
即便与工作无关，他也一样的倔强和专注。在不足十平方米的的会议室里，他打着手势、身体前倾，强调着健身的重要性，就像面前有着上万名的听众。
在保持体能这件事情的背后，是对“总要做点事”的持续奔跑。
陶建辉多次表达过要“一直工作”之类的观点。
“有些人退休之后专门搞摄影去了、钓鱼去了，搞好的事情去了，我不乐意……我觉得我可以一辈子都在做技术、写代码，难道 80 岁就写不了程序，我才不相信。“
“我生命的最后一刻，希望还在计算机屏幕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