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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明代文学思想史复习笔记整理（十一）

书目：明代文学思想史

吴中地区在当时发展起了独抒情怀的文学思想。

首先是重个性、重真情的创作倾向，表现为诗文之作直抒情怀，只为寄性而已。

沈周秉持闲适的人生态度，继承了吴中陆龟蒙隐逸情怀、淡泊清新情趣的传统。他写诗是为了自我满足的精神需要，绘画的创作风貌清婉秀润。

唐寅的诗文反映了不受检束的生活，是世俗与雅趣的混合。他的诗文时而秾丽，时而凄怨，不计工拙，兴寄烂漫，视诗文为发泄情思的工具。

文征明极重性情，常表现十试不售的沧桑感与之后平静生活的愉悦心绪。他的诗文重真情，鄙视八股文字，厌烦应酬文字，反对摹仿，反对道学。

杨循吉论诗重真情抒发。

桑悦张扬独立人格，一切以我为主，心与太虚为一体，情与景溟，有我而无我，表现出了个性化。

顾璘受心学影响，有的文学观念更接近复古思潮，有文依六经的思想。他反对直追诗经，所以诗崇魏晋，但轻宋、齐以下，重盛唐而轻初唐。他重视真情的发抒，重视天趣。

这个时候，吴中的文士多集诗、书、画于一身，主要为美感享受，更带抒情性。他们长期与商品经济接触，以卖诗文、书、画谋生，因此体现出雅俗一体的倾向。吴中地区出现这种现象，除了当地商品经济和市民文化发达的影响之外，也因为正德、嘉靖之后，社会逐步走向多元化，个性受到了更多的重视。

在社会逐步走向多元化的情况下，文学思想也开始出现多元并存的局面。

首先是杨慎兼容的文学思想。杨慎受阳明思想的隐性影响，讲“格”，讲“性情”。他承认情的合理性，既立足程朱，又无形中受到阳明心学的影响。

杨慎对待文学复古的倾向持一种矛盾的态度。他既反对复古，又受到复古思想的影响。他针对复古思潮中的宗杜倾向，专门着眼于反对规行矩步的泥古风气，主张独自树立。但他又认为文章还是古的好，越古越好。他提倡讽谏之义，解诗以风人之旨为准绳，在对六朝文学的理解中也强调讽喻之义。

杨慎的诗歌宗尚也显示了其兼容的思想倾向。他既重视汉魏六朝，也重视盛唐。他从诗的发展的角度，把汉魏六朝连接起来，重视六朝诗的价值，认为六朝诗是盛唐诗的先声，从艺术上说，六朝诗是初、盛唐诗的先导。他推崇盛唐诗，但重李而轻杜。从文学观念来讲，他重抒情，重比兴，因此认为杜甫偏于叙事说理，长于赋而少比兴。同时，他认为杜甫的绝句总是掉书袋，缺乏性情。然而，杨慎的论说太过随意，以至于在叙事说理与抒情的差别之间往往存在矛盾。且他推崇李白，也有一部分原因是自身性格富才气、轻检束，与李白更为相近。

杨慎持重情说。他强调诗必发于情，情发于心。但正因为如此，诗也就有了正邪之分。他同时认为诗也与学问有关，学问的深浅关乎诗的工拙。立足于重情说，他强调情的真，也重视神韵。他反对宋人以理为诗，虽然情应该受制于性理，但性理应该通过情来表现。这也是杨慎重情说不够彻底的所在。

此时还有一种以言道、经世为出发点的文学思想。持这种文学思想的人很多也重自我、重抒情、重本色。他们重视自我在文学创作中的意义，强调抒情，强调回归本性。他们中有的人如王慎中、赵时春，非常自信，重视自我内心的认识和内心的表述。同时，他们提倡回归内心，重在内心的修持，强调心在观物时的作用，如王慎中、赵时春、唐顺之。因此，他们强调内心感情活动的重要地位，提出自发抒情说，提升了文学艺术主观性的发挥。

赵时春的创作常常真情流露，不事雕饰。他论诗时认为，诗的产生出于情不可以已，也因此怀疑古人的陈诗观风说。

唐顺之以文胜，诗如果遇到慷慨报国的题材，就写得往往很动情。他要求诗文出自胸臆，纯然回归心性。他提出一种本色说，意思是文章的好坏在于有没有真精神。他的“本色”并非指儒家一家，而是兼指诸家。各家的本色不同，不相抄袭，因此各有一段千古不泯的见解。他提出的这种所谓的本色就是本真，就是去除人欲的本然初心，包括情在内。所以他认为陶渊明的诗本色高，达到了至朴至醇的真性情。

熊过论文重抒情，含有反对复古的倾向。

王慎中论抒情则多受制于理学思想，把抒情论与养性论融合在一起，重在向内的抒情论。

归有光则提出重自然说，认为好的文字须出自本心。这种观点是从抒情到明心的天然融合。

可以看出，他们的重抒情与吴中文士们的重抒情存在本质的区别。他们的重情说是全然建立在“道”之上的。因此，他们的重情说本质还是明道说的一部分。

这些人持明道与经世致用的文学观，虽然主张道艺非二事，文道为一，但更重视道。

王慎中继承曾巩，认为道以醇为上。

唐顺之主张道艺非二，对道德修持十分重视，认为德需要通过艺才能够得以表现，而艺的精义致用就是德。

茅坤认为，万物的情各有其至，作者若能各得其物之至，合于大道，入于心，出为文，就能很好的表现万物之至，从而感动人。这种理论来源于对文与天道关系的认识，也可以说是另一种的本色论。

他论及文与圣人之道的关系时，强调修身的重要性。他重视道，重视经世酬物，在思想内容上推崇曾巩。

归有光把道引向经世致用，认为文之为用在于为政，要求士之为学，必用于治世。他主张学经必须求圣人之志，也因此，归有光批评科举之学。

他们主张重建文统，提倡新的文风，以唐宋、特别是宋为文学宗尚，被称为唐宋派。他们批评复古模拟的文风，把文统与道统连在一起。

茅坤编《唐宋八大家文钞》，将宗尚引向唐宋八大家，以八大家直接先秦西汉，转变了散文文风，使文风从摹拟剽窃转向以己词写己意，从晦涩臃肿转向了明快畅达。

唐宋派文章长于说理，虽严谨而不乏趣味。唐顺之文章叙事求真，人物质实生动，以明快畅达的文字状人物行迹。王慎中文章严密流畅，有的书信充满感情。归有光的文风摆脱了复古思潮的影响，真诚、自然、流畅、简洁，文章得之天地之元气，本于自然，是自己的所悟所得。

关于散文的法度，唐顺之认为重在整体的追求。所谓的法，只是表现万物神妙变化的深浅、偏全的问题，只在整体表现能力。茅坤则讨论文章的具体写法，如提出“布势”，也就是注意文章的气势，即行文的思理与感情走向。又如“调格”，即“风骨”，也就是由修养形成的气质在文章中的表现，当然，他提倡的是高古典雅的“调格”。相比之下，唐顺之的“神”论更有助于文风的改变，有助于独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