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试之难

前天公司人事发我一张微信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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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错，被面试者称之为奇葩的人，正是我。

也许很多人看来，面试就是将自己已经习得的技能与企业工作岗位需求在利益层面达成共识。正如这位面试者未明示但明显的默认假设，企业只需针对面试者在技能层面的契合度进行确认，至于员工的学习主动性、内在动机等变量与之毫无关联。员工用已有存量技能或经验为企业提供服务，企业通过薪酬买单即可，员工与企业之间是一种简单的交易关系。

可是，全球最大对冲基金桥水(Bridgewater)创始人达里奥告诉我们，在考虑长期关系人选时，价值观最重要，能力次之，技能最微不足道。作为公司的管理角色，我深深懂得技能并非面试考量的最高优先级。有更多远比技能更重要的面试权重，这也是我为什么在紧随人事部门之后的面试环节首先了解对方的重点未指向技能维度，而这正是我与这位面试者之间的核心冲突点。

达里奥进一步指出，所谓能力，是指人们通过思考引发行为的呈现方式，价值观是推动行为的深层信仰。这个解释似乎不能充分诠释价值观、能力、技能之间的细微区别。无独有偶，理性研究领军人物斯坦诺维奇将人类认知能力定义为自主心智、算法心智、反省心智三重模型，自主、算法、反省与技能、能力、价值观有着有趣的对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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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试者与我沟通过程中发现了面试问题的意外性，引发了「企业面试应该局限在技能层面的沟通维度，超出这个范畴就定义为不正常」的可得性认知偏差。

可得性偏差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卡尼曼与合作伙伴特沃斯基于19世纪70年代提出以描述大脑决策偏差的概念。该术语指出，人类有时做出的判断全部取决于信息在头脑中提取信息的流畅程度而非信息本身。信息在大脑中的提取过程越迅速，其用以决策标准的可能性就越大。假设我们当下计划前往湖北旅游，但因为COVID-19疫情在湖北严重程度的视觉惨像很快闯入脑海，于是我们的想法可能快速改变，而忽视病毒已经被严格控制的客观事实。所以假设一好友现在大谈2020年下半年到湖北旅游的畅想，是否也会自然觉得他在搞笑呢？

以这位面试者为例，其过往就职或者面试的多数企业大都可能单单围绕技能层面展开，或谈话、或岗位职责，或领导要求，技能至上的观点在工作中被多次重复以致在面试者头脑中形成固定模式。一旦遭遇与该认知不匹配的面试企业，因为在大脑中追寻不到对应的解释逻辑，就自动将对方归类为「奇葩」、「搞笑」等无厘头范畴。

当他被面试官连续问出的几个非技能层面的问题都无法很好回答时，意识到自己不能被面试官认可的高风险趋势进一步刺激其作出某些冒险行为（比如我问他手机里面有几个自我成长的APP时，他一口回答6个，当我进一步追问是哪6个时，他拿出手机开始回答，最终只说出了4个），这种基于诚信的冒险行为进一步体现了人类大脑在面临当下境况下遭遇到输与败概率较高时所做出的风险寻求式非理性行为。

可得性偏差对人们的决策不仅在工作中处处存在，生活中也比比皆是。

比如因为疫情与春节交互导致原来并不太相处的家人不得不长时间共处，父母与子女对疫情严重程度存在认知差，老人依然外出或允许邻居串门而遭到子女的严格控而导致的家庭矛盾等。

再比如我自己，疫情期间父亲每天早上都会煮一锅粥作为早餐，时间一长不免生厌，问父亲为什么不更换一些其他类别的早餐，父亲回答不知道换什么而且我们也没告诉他要换。

• 换什么不清楚难道不会自己想一想吗？

• 家里屯了这么多可作为早餐的食品难道不知道看一看吗？

• 他人没告知更换自己就不知道主动更换吗？

• ......

类如「我向X提出XX意见，结果对方居然XXX」的冲突现象广为存在，站在我方角度固然可以得出对方因循守旧的消极现状以及自我正当合理的积极解释。然而站在人类发展的历史脉络角度会发现，人类大脑所遵循的准则是能不用，则不用，改用脑时也不用。乔纳森·埃文斯（Jonathan Evans)的双重加工理论与针对大脑神经的研究共同发现，大脑思考时所需要的血流动力学消耗较大，而这正是被进程二的大脑中枢神经系统默认抵制的。被子女解读为固守僵化的老人行为只不过是对人类大脑的运作特征进行了淋漓尽致的真实体现而已，只是这种客观事实难以被已经进化大脑的子女所接纳。

这也可以理解很多英才诸如乔布斯、扎克伯格为什么数十年只穿一个品牌的服饰，通过有意识降低非重要事项对大脑的认知负荷，保证将有限的算法心智与反省心智算力分配给更高权重的事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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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经常会遇到很多有想做好工作但却事实未能做好的新同事，我们给到对方很多好建议好工具好方法好思路但却发现在执行过程中被大幅度缩水甚至干脆弃用的事实。这种现状可以有很多解释，而站在人类大脑进化角度可以发现，这其实是管理者与新同事之间在大脑认知本能上的不同。换言之，新同事的算法心智与反省心智与管理者存在明显差距。

这还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对方即便有短期内快速提升反省心智与算法心智的决心，其实现难度依然不亚于唐僧师徒的西天取经。人类大脑的自主心智从前人类与猿人分离始，经历了数百万年的发展，算法心智从符号语言诞生到现代科学诞生，经历了数万年，而反省心智从近代科学诞生至今，才数百年。可以想象，那些未能在大时间周期主动习得算法心智与反省心智的老人、新同事等，当他们受到子女、领导的要求甚至指责刺激后，即便他们内心希望自我在短期内除旧布新，但事实依然如同一个刚出生的婴儿面对一个张牙舞爪咄咄逼人的巨人，在对大脑的控制话语权上毫无反手之力。

所以，当我们发现身边人未能将事情做好而开始指责对方时，是否也意味着我们也存在可得性偏差呢？因为我们在指责对方时，默认前提假设为对方原本可以做到更好，而认为对方原本可以做到更好，是因为我们过往所经历的很多人事物都做到了更好（的标准）。

可事实并非如此。

我们过往所经历的人事物有可能只是同一种类型，我们忽视了过往经历的样本大小。换言之，我们存在样本偏差，我们用多次经历的同一类别标准来要求并不属于该类别标准的人事物，却只因为它们能够被我们的大脑更快速地提取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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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到这一点，我们会对这个世界的多样性怀有更多敬畏；也会对那些认为世间种种谜题一定存在一个可以投射到所有星球所有世界所有文化的无偏答案的本质主义者有更深刻的理解；更会珍惜那些一路上彼此同行的导师与同侪，他们才是我们生命历程中的贵人，就像《思考，快与慢》的作者卡尼曼与合作伙伴特沃斯基的合作历程一样，彼此惺惺相惜。

有特沃斯基在，你永远也不会感到沉闷。那一年，他32岁，我35岁。

此后的14年里，共同合作就成了我们生活的中心，对我们两人而言，那些年所作的研究是我们一生中最为精彩的篇章。

—— 《思考，快与慢》序言

丹尼尔 · 卡尼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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