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我第一次见到大伯的时候，我还在读大学。那是在上个世纪八零年代末。第一次见面父母亲打车去虹桥机场接机，竟然没有接到。
原来父母没有经验，在机场等错了出口，而心急的大伯拉着大伯母坐上了出租车，照着父亲给他的地址，找了过去。
那时父亲赶上了福利分房的末班车，虽然不是在市中心区，且只是一房一厅的小套，但在人均面积还极小的年代，已经相当开心了。父亲为此亲自买材料，自己动手装修，我有空的时候也去搭把手。看到父亲很辛苦，时不时需要请教别人，但内心很满足。
为了省钱，家具半新半旧，一切都是简单的。大伯和大伯母到的时候，没有想到竟吃了闭门羹，正惊诧着不知如何是好，热情的邻居把他俩领进了家门，才知道可能是彼此等岔了。当年没有手机，出现这样的意外是很有可能的。于是大伯和大伯母在邻居家坐了一个小时，父母亲才满头大汗地急急赶到。
后来听父亲说，见面那刻并没有电影里的那些仪式，只是握住了双手，仿佛千言万语倒不知怎么说了。母亲和伯母拥抱了。我知道，父亲的内心是激动万分的，虽然他常常羞于表达。他告诉我，大伯是1947年离开家乡去台湾的。
当时祖父已经去世，大伯便要承担长兄为父的角色和责任了。为了养活祖母、小弟（我父亲）、小妹（我小姑），他必须找到一份有收入保障的工作。在他叔叔（我祖父的亲弟，也是我的二祖父，我只看到过照片，未见过面）的帮助下去台湾找到了较好的差事。可是好景不长，一年多的时间，战事纷扰，国民革命军开始大规模撤出大陆，转移到台湾。不久，两岸的交通彻底切断，完全封闭起来。这对于大伯和我父亲来说都是始料未及的事情。而且，这一隔就隔了四十年。
我因为读书，不和父母一起住，第二天回家，见到了大伯和大伯母。虽然之前从未见过面，但见面的那一刻，我还是不由自主地流下了眼泪。后来我想，也许是平日里父亲经常提起，才有的那种“念念不忘必有反响”式的相聚，而且天然就有我们本是亲人的感觉，也是亲人首次团聚的喜极而泣。
其实，在与大伯见面之前一两年里，父亲已经透由他香港的一位表亲联络上了大伯。父亲每次读大伯由香港转来的来信都很激动，他反复读了几遍之后，会拿给我看，让我学习大伯的字。父亲说过，只有大伯的字是得到了祖父的真传。的确，一些草书的繁体，像漂亮的硬体书法，可惜我不能全部读懂。而且，大伯都是用民国时期常用的信笺纸，从右至左竖着写，透着满满的古风。
见过大伯之后，我马上开始和堂姐通信了，当时大陆和台湾实现了小“三通”，邮件直通，不必由香港转。堂姐是大伯最小的女儿，长我四岁，当时在台北淡江大学日文系就读。当年两位小女生就开始了鸿雁传书，我们谈学习、生活、理想、爱好，除了不能见面，其他的感觉好像熟识很久，连彼此有几颗蛀牙都知道。
堂姐上面还有三位堂哥。大伯留给父亲不少照片，有一张兄妹四人的合照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大哥有些魁梧，相貌堂堂，二哥清瘦，最像大伯母，三哥最帅气，像香港演员吕颂贤，堂姐圆圆的脸蛋，还有一丝婴儿肥的稚气，戴了一顶小圆帽，可爱极了。
大伯来大陆后，到友谊商店给我家买了大彩电，还送了不少礼物。当然，他更不会忘记家乡绍兴的亲人，他的两位堂弟，我的二伯和洛阳的三伯。去绍兴陶堰镇的出生地是他最归心似箭的事，带上大伯母，跟着我父亲回乡。给祖父祖母上了坟。一别就是四十载，大伯会有怎样感慨万千的思绪啊！
在三十多年里两地相隔，信息全无，直到通信了，才有些了解。但当亲眼得见，旧的村子，高高低低的石板路以及白塔洋，未有太多的改变，依稀还有旧日模样，如同大伯自己未改的乡音一般。
后来大伯帮助二伯建了新屋，取名吉庐，极大改善了生活。大伯还帮助了家乡不少远近的亲戚。他就是这样的人。离开四十年，再回到家乡已是两鬓斑白的老人。他在台湾勤恳敬业地工作，退休前是铁路材料厂的厂长。大伯母是公立医院的护士长，他们保持着传统的温良恭俭让美德，兢兢业业认认真真地工作、生活、持家。所以四个孩子都健康成长，不负父母期望。大哥创业，虽不致富贵，却也平稳持续，二哥是警务人员，属于公务员，三哥是《联合报》记者，堂姐在杂志社任日文编译。
九零年代，我开始步入社会，不久就进入外资企业工作。大伯和父亲及二伯依然通信，我于是知道，我的二哥三哥和堂姐结婚的消息，大伯还寄来了他们的婚纱照。真是光彩照人又不失温婉低调，比大陆同期看到的婚纱照要洋气。大陆在这个时期经济发展的速度飞快，作为领头羊的上海也同时带动周边的江浙一带，人民的生活逐步改善。海峡两岸的交流也更为广泛而频繁，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在相隔四十多年后找到了大陆的亲人。随着交流的深入，台湾的企业家也纷纷来大陆投资。不仅有福建厦门的台商区，上海附近的昆山，也因台资企业的密集而被称为“小台湾”。
大伯伯母以外，三哥三嫂是最早来大陆出差或旅行的。他俩是联合报的同事，有时随台湾政要来大陆参访，为促进两岸交流，改善两岸关系，起着积极的作用。
在全球喜迎新千年之际，我在虹口区买了房，大伯由衷地为我们感到高兴。步入耄耋之年的大伯也经历了心脏搭桥的手术，再来上海的时候，就可以自行慢慢走路，他很坚持地拒绝用拐杖。但大伯母却再次中风，再也不能大伯一起外出了。大伯为此感到非常伤心，常常说起来就流泪。
我的三嫂从联合报社辞职，参加了国民党新党的议员选举，她顺利地选上了。不久她担任电视台海峡两岸新闻专题的主持人，于是我的父母还有大伯二伯，每晚都会齐刷刷地观看这档节目。大家不但要看三嫂出现在电视中，听听她的观点，还要支持她永远站在促进两岸各方面交流的立场上。
随着年事越来越高，大伯越来越眷恋自己的家乡，每次来大陆探亲，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绍兴度过。只要我有空我也会带着父母去绍兴看望他。2006年和2010年我出差去台湾，分别在高雄二哥家和台北三哥家再见到大伯。
记得大伯在二哥家拿出很多的水果让我吃，什么莲雾、番石榴、凤梨。那时大伯的视力变差，走路也不太稳，看到我一口一口吃下去，他带着满脸慈爱的笑容看着我，末了还让我带回两盒龙眼肉，那是他特地吩咐大哥去台南买的。那天离开，大伯送我到门口，非常不舍。下楼的时候，我忍不住落泪。
在三哥家，到午餐时间，大伯要请我吃饭。虽然餐馆离家很近，那时大伯走路都需要拐杖了，并且走得很慢。有时我想扶他，他多半都是拒绝的。结账时，他执意不让三哥付钱，那认真劲儿就像一个孩子。
我在台湾停留虽然匆忙，三哥和堂姐依然抽出时间带我去各处逛，我去过淡水、阳明山、博物院、植物园，去泡过温泉，吃过地道的台湾美食。在我的印象里，如同小时候所说的，台湾是祖国的宝岛。小岛处处是宝，不仅有宜人的气候、秀美的风光，还有淳朴的民风、勤劳的人民，更是处处有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体现。所以在台湾，总有一种久违的亲切感，仿佛看到失去的美好又失而复得的喜悦。
大伯最后一次来大陆，我堂哥堂姐都不同意，因为他身体的健康状况已不稳定。但谁也说服不了他的执拗，孩子们是不敢忤逆他的。那年秋天，尽管母亲也已经病入膏肓，父亲脑梗后的各种失认症日渐显现，我还是带着他俩去绍兴看望大伯。那时，他行动相当迟缓，话也很少了。我们离开时和他告别，他只是挥挥手，没有开口说话，泪水却从眼眶滴落，顺着清瘦的脸颊流了下来。母亲回家后难过了很久。三个月后，大伯在绍兴走完了他的人生旅程，是象征意义上的落叶归根。第二年春天大伯母驾鹤西去，同年秋天，我的母亲也永远离开了我们。
面对亲人的相继离世，留给我很多关于人生的思考，也叹息时光匆匆催人老。从大伯重返故乡，到最后离开，近三十年的时间也这样一晃而过。如今我和堂哥堂姐也都过了天命之年，二哥退休后可以来大陆旅行了，这几年他跑了不少地方，堂姐两年前也来大陆旅行，随团经过上海，我们匆忙见面，意犹未尽。三哥三嫂来大陆最频繁。作为国民党议员，三嫂始终为促进两岸民间交流而努力。前几年她还和上海几个区的街道、居委取得联系，和台湾的一些社区干部一起来上海参访交流学习。她大女儿也就是我的侄女去年来复旦大学作交流生。
堂哥堂姐都是出生在台湾的第二代，虽然我们经过了不同的少年、青年时光，但血浓于水。我们在成年以后甫一见面，就一见如故。我们的下一代将会拥有更宽广的天地，时代总在进步，世界应该大同。我也相信，未来不会更不该再有骨肉亲情相隔几十载的人间悲剧。
我期盼再次亲赴宝岛，实现环岛畅游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