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老官山汉墓
成都老官山汉墓位于成都市金牛区天回镇土门社区卫生站东侧（当地俗称“老官山”）。
2012年7月至2013年8月，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和荆州文物保护中心组成联合考古队，对位于成都市金牛区天回镇、成都地铁三号线建设工地的一处西汉时期墓地进行了抢救性的考古发掘，共清理西汉时期土坑木椁墓4座。[1]其中，出土的汉代蜀锦织机模型，带有“心”“肺”等线刻小字的人体经穴髹漆人像都是我国考古史上首次发现，而根据出土简牍所整理的部分医书，则极有可能是失传已久的中医扁鹊学派经典书籍。
4座西汉时期土坑木椁墓出土漆木器、陶器、铜器和铁器等620余件文物。其中漆器240余件，器形有耳杯、奁、几、盘、盒、俑、马等，有些漆器上有精美的云、龙、鸟等纹饰和文字符号，木俑形态多样，服饰有深衣和裋褐两类，部分俑身上有彩绘和文字；陶器130余件，器形有罐、鼎、盆、钵、瓮、壶、井、灶等；木器140余件，器形有璧、杖、器座、案、半圆形器、房、织机模型等；铜器（含钱币）100件，器形有弩机、带钩、扣饰、半两和五铢钱币等[2]。
“出土的竹简质地脆弱状态已经如豆腐渣，但是相对整体上是完整的。”文保专家肖磷说，因为古物在饱水状态下容易长时间保存。而织机上甚至可以看到类似丝线的细致物。
在4座古墓中，一号墓为双棺合葬墓，分一大一小，是一座夫妻合葬墓。出土物品中有耳杯、盘等，虽跨越2000年，但古物上的彩色漆依然光鲜如新。在漆器的底部，“景”字扯人眼球。根据文献记载景氏曾为楚国的名门望族，属于当时的三大家族。西汉初年景氏贵族迁至关中一带，后景氏一支又入迁蜀地，墓主或与此有关。
而在二号墓葬内，还有大量的木牍。根据内容初步分为官府文书和巫术两大类，官府文书涉及内容应与汉高祖时缴纳赋税的法令和汉武帝时“算缗钱”有关，为研究西汉时期赋税制度提供了重要资料。据文物专家猜测：“巫术类涉及内容应与妇女求子术和禳灾术有关。”而墓主身份需要待进一步考古发掘才能推定。
墓中除了《五色脉诊》之外，其他8部医书都没有书名，经初步整理暂定为《敝昔医论》、《脉死候》、《六十病方》、《尺简》、《病源》、《经脉书》、《诸病症候》、《脉数》。从出土九部医书内容分析，部分医书极有可能是失传了的中医扁鹊学派经典书籍，如《敝昔医论》。在这些竹简中，有184支竹简的内容为如何医疗马匹疾病的《医马书》。竹籍很昂贵，不是平常人都随便购买收藏的。所以这些竹简医书很有可能是当时官方出品的中医古籍，而且还是四川版的。[2]
出土文物
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12年7月至2013年8月，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和荆州文物保护中心组成考古队，对位于成都金牛区天回镇、成都地铁三号线建设工地的一处西汉时期墓地进行了抢救性的考古发掘。墓葬位于成都市金牛区天回镇土门社区卫生站东侧，当地俗称“老官山”。已发掘墓葬4座，M1、M2、M3为一组，M4为一组。墓葬为竖穴土坑木椁墓，4座墓葬椁室内器物多遭扰乱，但墓葬底箱随葬器物保存较好，位置基本未变。从墓葬形制和出土重要遗物分析，应是一处有较高身份地位的西汉木椁墓墓地。
“老官山”汉墓出土遗物共计620余件（不含简牍），其中漆器240余件，陶器130余件，木器140余件，铜器（含钱币）100件。此外，M1出土了木牍50枚，根据内容初步分为官府文书和巫术两大类，其中官府文书涉及内容为研究西汉时期赋税制度提供了重要资料。
M3出土医简920支，分两处存放，编号M3－121共736支（含残简），根据竹简长度、摆放位置、叠压次序和简文内容，可分为9部医书；编号M3－137共184支（含残简），内容为《医马书》。
此次出土的大量西汉时期简牍为四川地区首次发现，这一发现使成都地区成为我国又一处重要汉代简牍出土地。从出土的9部医书内容分析，部分医书内容极有可能是失传了的中医扁鹊学派经典书籍，是研究中医发展史的重大发现。
同时，M3还出土了完整的人体经穴髹漆人像，高约14厘米，五官、肢体刻画准确，白色或红色描绘的经脉线条和穴点清晰可见，不同部位还阴刻“心”“肺”“肾”“盆”小字，应是迄今我国发现的最早、最完整的经穴人体医学模型，与墓葬出土的经脉医书相对照，对解开中华医学经脉针灸理论的起源具有重要意义。[3]
M2北底箱出土的4部织机模型，结构复杂、清楚，部件上残存有丝线和染料，应是前所未见的蜀锦提花机模型，是迄今我国发现的唯一有出土单位、完整的西汉时期织机模型，对于研究中国丝绸纺织技术的起源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4]
考古发现
特殊葬俗
此次发掘的汉墓共4座，位于成都市金牛区天回镇土门社区卫生站东侧，当地俗称“老官山”。墓葬为竖穴土坑木椁墓，建筑方式为先挖竖穴土圹，土圹内再放置髹漆木椁，木椁由榫卯结构镶嵌而成，木椁外包裹青膏泥，椁室内放置葬具及随葬品。其中2号墓无墓道，长7.2米、宽4.5米、高2.75米的木椁上满铺棕垫，棺椁上包裹着竹木编织物。据考古人员介绍，这种特殊的葬俗，在全国还是首次发现。[1]
关于墓葬年代，根据墓葬中出土的汉武帝时期五铢钱、西汉半两钱以及墓葬形制和其他出土文物综合分析，墓葬年代推测在汉景帝、武帝时期。其中1号墓葬中出土的漆器上有“景氏”铭文，据文献记载，景氏曾为楚国望族，西汉初年，景氏贵族迁至关中一带，后景氏一支又入迁蜀地，墓主或与此有关。
“此次出土的随葬品之所以保存如此完好，我觉得与这种特殊的丧葬习俗密不可分。”此次老官山汉墓考古现场负责人谢涛说，成都地下水位很不稳定，许多墓葬内也是时而干燥时而潮湿，随葬品保存十分不易。而此次发掘的汉墓椁室均由50多厘米厚的楠木板镶嵌而成，再用青膏泥包裹，椁室内还垫有厚厚的棕垫，加上墓葬封土黏性较好、保水性强，使得墓葬一直处于饱水状态，因此众多珍贵文物得以封存。[1]
织机模型
在此次考古发掘中，2号的墓葬北底箱出土了4部蜀锦提花织机模型。这些织机模型为竹木制成，结构复杂精巧、保存十分完整，一些部件上还残存有丝线和染料。这也是迄今我国首次发现西汉时期的织机模型。在织机四周，还散落有十多件彩绘木俑，这些木俑或立或坐，根据他们不同身姿和身上不同铭文推测，这些木佣可能为司职不同的织工，而2号墓的北底箱应该是汉代蜀锦纺织工场的实景模拟再现。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从事蚕桑的国家，四川古代丝织业更是高度发达。”成都博物院副院长江章华说，以前多地都有古代丝织品出土，而这次发现如此完整的提花织机模型，填补了我国纺织业的历史空白。
出土的4部织机中较大的一部高约50厘米、长约70厘米、宽约20厘米，其他3部略小，大小相近，高约45厘米、长约60厘米、宽约15厘米。“根据织机模型与周边的织锦人俑的比例对比，那时真实的织机大小如一个可以容下20人的会议室。”江章华说。
谢涛介绍说，根据现有史料，蜀锦的繁盛历史最早只能追溯到西汉晚期，而且在许多西汉时期的画像砖中，织机样式多为家庭式生产的斜织机（俗称“腰机”），这次发现，证明了在西汉早期的蜀锦织造过程中已经在使用这种大型的提花织机，而不同工种织锦人俑的出现，说明当时的蜀锦织造已经进入作坊式生产阶段，这将蜀锦繁盛历史大大推前，对于研究中国乃至世界丝绸纺织技术的起源和发展意义重大。[1]
2014年09月15日入选“指南针计划”，[5]成为国家文物局“指南针计划”专项“汉代提花技术复原研究与展示”项目的研究对象。该项目将对其进行全面系统的整理测绘，以全面探索中国古代的提花织造技术。[6]
经络漆人
经穴髹漆人像佐证中医针灸史。
经穴髹漆人像
此次出土的人体经穴髹漆人像发现于3号墓。该漆人像高约14厘米，五官、肢体刻画准确，人像身体上用白色或红色描绘的经络线条和穴点清晰可见，并在不同部位还阴刻“心”“肺”“肾”“盆”等小字。
“这虽然是全国第二次发现这样的漆人像，但比此前绵阳边堆山汉墓出土人体经络髹漆人更为精致、完整。”谢涛说，1993年在绵阳出土的经络漆人，是世界上发现最早的标有经脉流注的木质人体模型，其年代比此次发掘的老官山汉墓略早，但绵阳的经络漆人只有经脉而无穴位，而此次出土的经穴髹漆人，都进行了人体经脉、穴位标注。
“该经穴髹漆人与大量医学典籍一同出土，说明这些遗物并非随葬明器，而可能是墓主生前行医、教学中使用过的，这也证明在西汉早期我国的中医针灸学已经形成了较完备的理论体系，为揭开中华医学经脉针灸理论的起源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谢涛表示。[1]
简牍
墓葬中出土的简牍
成都温热潮湿的气候使得简牍类文物很难长存，而此次出土的大量西汉简牍为四川考古史上首次发现，这一发现也使成都地区成为我国又一处重要汉代简牍出土地。其中1号的墓葬中出土的50支木牍，根据内容初步分为官府文书和巫术两大类。
3号墓葬中出土的920支竹简，则是本次考古发现的最大亮点之一。初步分析，竹简内容为9部医书，而这9部医书已不刊行，且已知的史料上均无记载。据考古人员介绍，医简分两处存放，根据竹简长度、摆放位置、叠压次序和简文内容，可分为9部医书，其中除《五色脉诊》一部之外，皆无书名，经初步整理暂定名为《敝昔医论》《脉死侯》《六十病方》《尺简》《病源》《经脉书》《诸病症侯》《脉数》等。此外，还有184支（含残简）组成的内容为《医马书》。
“‘敝昔’二字为‘扁鹊’的通假字，《敝昔医论》极有可能为扁鹊学派已经失佚的经典书籍；此外，扁鹊是脉学的倡导者，但所著《内经》《外经》均已遗失，而此次出土医书中的内容也多为脉学，一起出土的还有用于经脉教学的人体模型，由内容反推，恰与‘扁鹊’书名不谋而合。”谢涛说，出土医书是否为扁鹊所著还需进一步研究，但这些简牍依然是中医发展史的重大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