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曲出上谷，更始庸庸难过关；乌丸报恩战鲍丘，蹋顿命丧白狼山；兽皮馈绛和戎，后世绝晋不祀；周公之声绵长，圣人望月有亏；籍水经纬，伫岸探古今，河图不再，激流不懈犹东去，西来百折千古水。
《水经注》说，湿余水出上谷居庸关东，关在沮阳城东南六十里居庸界，故关名矣。湿余水今称温榆河，其上游有北沙河、蔺沟等支流，南流东折，于通县以东汇合潮白河。居庸是山名，在今北京市昌平，古名军都山，为太行山八陉之一。居庸关旧称军都关、蓟门关，长城的重要关口，控制军都山隘道中枢，至于沮阳城在今北京昌平东南。
《水经注》又说，更始使者入上谷，耿况迎之于居庸关，即是关也。更始是刘玄建的政权，公元23年，绿林军头领王匡、王凤等人拥其为帝，恢复汉朝国号，自称玄汉王朝。耿况是陕西扶风茂陵，即今兴平人，刘玄称帝后任其上谷太守，后归顺刘秀。只是《水经注疏》说，守敬按：《后汉书·寇恂传》，更始使者徇郡国，恂从耿况迎于界上。亦不言居庸关，此盖本他家《后汉书》。寇恂是上谷昌平，即今北京昌平人，东汉开国功臣。当时，寇恂跟随耿况迎接更始帝派来巡行郡国的使者是在上谷郡的边界上。暂且不说杨氏之疏，于公元25年前后，与更始同时存在的政权年号有五个，王莽的地皇、隗嚣和隗纯的汉复、汉光武帝刘秀的建武、公孙述的龙兴、刘盆子的建世，如此纷杂的乱世不亚于各路诸侯争霸称雄的春秋战国。只是隗嚣和隗纯父子不过是新朝末年的地方割据军阀，最终投降刘秀；公孙述先依附于王莽，待天下纷扰，群雄竞起之后干脆在蜀地称帝，到底被东汉开国名将吴汉所灭；刘盆子是汉高祖刘邦之孙城阳景王刘章之后，被赤眉军拥立为帝，却也拜倒在刘秀的足下。刘玄是汉景帝刘启之子长沙定王刘发的后代、刘秀的族兄，受绿林军拥戴称帝立国。更始三年，即公元25年，赤眉军和刘秀大军两路夹击，导致更始政权瞬间瓦解，迫使刘玄向赤眉军出降被杀。同是刘氏宗亲，刘盆子享用官田租税被奉养到终老，与刘玄相比自然是天上地下。“夫为权首，鲜或不及。陈、项且犹未兴，况庸庸者乎”出自《后汉书》，后世评价刘玄可谓一针见血，直言其就是碌碌之辈！《后汉书》中提到了陈、项，不由得生发了联想，至于陈胜此处不提，提起西楚霸王首先想到的是刘盆子。汉元帝时期，刘盆子的祖父刘宪被封为式侯，可其父刘萌在王莽篡位后被杀，又和兄刘恭、刘茂被掠入赤眉军当了“放羊娃”。熊心袭号为楚怀王，楚亡之后隐匿在乡间放牧，项家先以其笼络民心，后被项羽尊为楚义帝，却是阴奉阳违，最终死在英布之手。同是“放羊娃”，刘秀厚葬了刘盆子，项羽却先矫杀宋义，再杀熊心。刘秀、项羽之为可用仁与不仁衡量其好恶，可彼此触及的都是完善于西周时期的宗法制。
《后汉书·刘玄刘盆子列传》说，光武闻而伤焉，诏大司徒邓禹葬之于霸陵。赤眉军将领谢禄派人与刘玄去郊外牧马，趁机将其缢杀，刘秀闻听后派人厚葬族兄，也的确是仁至义尽。《楚义帝本纪》说，是项羽终之以大不义矣，而真楚亡。清代吴非著《楚汉帝月表》，于表后附《楚义帝本纪》一篇，说项羽杀楚义帝乃为不义之举，而刘邦“闻之，袒而大哭，为义帝发丧，临三日，尽君臣之礼。”项羽诛义帝破宗法，以旺己族而称霸于天下，的确不是仁义之举。“陛下兴于匹庶，荡涤天下，诛锄暴乱，兴继宗”出自《后汉书》·张曹郑列传》，此是东汉大臣张纯的奏言，高祖兴汉才有刘氏一脉，光武帝念宗族、中兴汉室自当称颂。王莽篡位立新朝不过昙花一现，项羽杀义帝称霸也最终被刘邦取代，追本溯源倒不难，却必须另立新说。古来帝王后裔起事往往是一呼百应，刘备不过是靖王之后，网络刘、关、张和诸葛亮与曹操、孙权三分天下。如此以来，确立于夏、发展于商朝、完备于周的宗法制早根深蒂固，再加上儒学之倡导就成了似乎万古不变的继承法则，也深深地植入博大的传统文化之中。
亲亲、尊尊、长长和男女有别是《周礼》倡导的行为规则，而宗法制与氏族社会父系家长制有直接关系，二者相互影响，也形成了家国同构的治国思想。只是周幽王废嫡立庶致使西周灭亡，平王东迁，诸侯称霸，列国争雄，礼乐文化遭到破坏，宗法制的权威性也逐步被削弱。赵文子复兴家族的同时，晋国的魏、韩两大家族也随之崛起，待三家完成政权割据之后，官僚政治就取代了宗法政治。魏文侯沉迷于郑卫之音，有子夏谏言“奸声以滥，溺而不止”；晋平公也“说新音”，有师旷陈述“修礼以节之”的必要性。遗憾的是，周文化失去了独尊的地位，与礼乐文化相呼应的宗法制并未保持自西周以后的权威性和正统性。三家分晋之后必须把矛头指向由宗法制衍生出来的世卿世禄制，只是这种挑战对宗法制并不是毁灭性打击，却结束了周天子独霸天下的时代。先秦时期，诸侯国林立，可能称雄的也从春秋五霸演变成战国七雄。赵武灵王以胡服骑射振兴赵国，作为七雄之一征楼烦、灭中山大朝信宫，可其步周幽王的后尘，宠惠后废嫡立庶直接影响了后世。待赵悼襄王也重蹈赵武灵王的覆辙，终究引法发赵迁成囚、赵嘉被虏的恶果。赵国灭亡，燕国也被始皇帝并入大秦的版图，春秋战国时代结束，周礼或周文化只是成为后世借鉴、发展的历史文化，可宗法制并未消失。只是自秦汉以后，宗子之尊成了历史的陈迹，家族政治也逐步让位与封建官僚政治，严整又森然的宗法体系自然变成历史。好在儒学经历了春秋时期的百家争鸣之后逐步成为显学，圣人留下的言论深远地影响着后人。子夏、孟子、荀子等先哲们从政治、法律和道德等方面竭力倡导宗法主义，除了影响后世帝王的治国思想，也逐步形成家、族并存的宗法制。直到溥仪冲龄登基又无奈地离开紫禁城，延续了几千年的宗法制才被掩入历史尘埃之中。
行文至此，不得不自我发问，周幽王和赵武灵王父子坏宗法而致内乱，可赵、魏、韩三大家族破姬氏宗族为何能成功分晋？刘秀护宗族兴继祖宗，项羽杀义帝却为什么遗恨乌江岸边呢？其实答案很简单，宗法制在大清灭亡之前一直渗透在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文化之中。至于三家分晋，却也不是弃宗法而刻意为之。《资治通鉴》说，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魏、赵、韩三氏率兵平息齐国内乱，也有了后来的“田氏代齐”。齐康公被俘，与魏斯、赵籍和韩虔三人一起去见周天子，晋大夫摇身变成诸侯，三家立国就有了“资格证书”。至于熊心，乃楚怀王熊槐之后，熊槐是楚威王熊商之子，熊商是楚宣王之子……从鬻熊“子事文王”，到周成王封熊绎于楚蛮，直至王翦俘虏楚君负刍，几百年的时间成就了芈姓熊氏家族。项梁起事后，采纳范增的建议，自称武信君，立熊心为楚怀王，后来熊心才从“放羊娃”变成了帝王。根深蒂固的宗法观念成就了项羽，却毁了项氏家族。只是也苦了熊心，所以明刘汝楠有诗云：牧羊何意起民间，祸隐当年遣入关；千古兴亡君莫问，江东曾见一人还。之于楚义帝，后世评价甚多，惟北宋文学家张俞赞其武、仁、智、孝，且说：“备四者以成大功，则千三百年惟义帝有焉。”春秋之后，周文化衰微，圣人之言也绵绵却又绵绵，只是宗法观念始终左右着帝业的承继，刘玄和刘盆子与熊心在位时间短暂，又究竟是一代帝王，被后世关注也顺理成章了。东汉耿弇评说刘玄：今更始失政，君臣淫乱，诸将擅命于畿内，贵戚纵横于都内……元元叩心，更思莽朝。《后汉书》对刘盆子的评价就温和多了，赤眉阻乱，盆子探符。虽盗皇器，乃食均输。其实，《后汉书》之言明是说刘盆子归顺刘秀之后的境遇，却是大赞光武帝之仁，而对刘玄来说，除了说其是庸庸者，还说“圣公靡闻，假我风云，始顺归历，终然崩分”。
闲读《水经注》常禁不住掩卷深思，前人说史敏思而言简意赅，自愧不如，却当出己言以释盈盈胸怀。楚义帝之武之仁之智之孝，的确如张俞所言：位虽不终，功亦伟烈。刘秀之德之聪之仁之慎，也的确如曹植所言：卒能握乾图之休徵，应五百之显期。立不刊之遐迹，建不朽之元功。只是刘盆子、刘玄之徒又以何言辞评说？悲哉！悲哉？还该有“五四”式激愤，可观今思古，自觉言不如不言，也罢也罢！
《水经注》说，鲍丘水又西南流，公孙瓒既害刘虞，乌丸思刘氏之德迎其子和，合众十万，破瓒于是水之上，斩首一万。鲍丘水在今天津蓟县、宝坻境内，东南流汇窠头河，入蓟运河。古鲍丘水上游即今潮河，下游略与今白河平行南流，折东南循今蓟运河下游入海。刘虞是东汉丹阳太守刘舒之子，举孝廉出身，累授东海郡吏，累迁幽州刺史，政绩卓著，颇有名望。公孙瓒出身贵族，东汉末年武将，作战勇猛，威震边疆。只是公孙瓒与主张以怀柔政策对待胡人的上司刘虞不和，二人矛盾逐渐激化将其杀害，最终败在袁绍之手，被困高楼引火自焚。“若虞、瓒无间，同情共力，纠人完聚，稸保燕、蓟之饶，缮兵昭武，以临群雄之隙，舍诸天运，征乎人文，则古之休烈，何远之有”出自《后汉书》，文中所言对公孙瓒充满了惋惜之情。只是乌丸念及刘氏之德，公孙瓒与其鲍丘水上交战大败。刘虞宽待乌丸人，人家才感念不尽，且在其遇害后高举大旗，与其子刘和于鲍丘水岸大战公孙瓒。
乌丸也叫乌桓，属于古代北方游牧民族，依附于东胡部落联盟。公元三世纪末，匈奴破东胡后迁至乌桓山，活动于今西拉木伦河两岸及归喇里河西南地区。公元49年前后，乌桓族又从五郡塞外南迁至塞内的辽东、渔阳及朔方边缘十郡。作为东胡部落之一，乌丸族属和语言系属有突厥、蒙古和通古斯等诸说，可其文化系统具有本民族特色的独立性，由此衍生出来的宗法制具有原始社会氏族血缘的奴隶制性质。《后汉书·乌桓传》说，献帝初平中丘力居死，子楼班年少，从子蹋顿有武略代位。丘力居是辽西乌桓大人，曾经拉拢东汉末中山太守张纯反叛东汉，寇略青、徐、幽、冀四州杀略吏民，其临死时认为儿子楼班年幼，于是让从子蹋顿总摄三王部。“其有勇健能理决斗讼者，推为大人，无代业相继”出自《文献通考》，这与原始社会末期的禅让制同出一辙。到了丘力居执政时期，禅让制却被世袭制替代，是不是效仿大禹死之后其子启袭位不得而知。只是乌桓在汉代时期处于由原始社会末期向阶级社会过渡的历史阶段，权力作为一种无形的财富，逐步被“私有化”也从可能变成了现实。“（乌桓）贵少而贱老，其性悍塞，怒则杀父兄，而终不害其母，以母有族类，父兄无相仇报故也”出自 《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文献通考》与其记载略有不同，却又说，以己为种，无复报者故也。血缘是宗法制产生和存在的基础，就是春秋礼崩乐坏之后，依然是王室、贵族分配权利和财富的唯一依据，如此以来，至东汉末乌桓公选制逐渐为世袭制所代替也顺理成章。
《文献通考》又说，其嫁娶先私通，掠将女或半岁或百日，然后遣送马牛羊，以为聘币。婿随妻至家，无尊卑，朝朝拜之，而不拜其父母。乌桓氏族之间相互通婚，血缘关系依然是邑落联系的纽带，习俗上也保留着氏族公社时期的残余。只是乌桓族男与女私通之后，“遣送马牛羊，以为聘币”，说明人们有了私有财产，也有了阶级分化，如此以来更加剧了权力的争夺和把控，宗法制的存在和发展就十分有必要了。男女婚前私通在汉文化中，尤其是被以周礼为延续的儒学所排斥。只是《文献通考》又说，父子男女，相对踞蹲，髡头为轻便。乌桓族的女人髡头，女子至嫁时才蓄头分髻。“刖者使守囿，髡者使守积”出自《周礼·秋官司寇·掌戮》，汉郑玄注：此出五刑之中，而髡者必王之同族不宫者，宫之为翦，其类髡头而已。髠作为古代的刑罚，是以耻儆效尤，何况，“女为悦己者容”自战国豫让临死发言后就成了一种标准或规则。只是乌桓族的女人除了婚前私通、髡头，《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又说，其俗妻后母，报寡嫂，死则归其故夫。乌桓族之婚姻习俗延续了原始社会氏族族外婚时的收继婚制，血缘、财富和宗法就成了三个紧密相连的词语。出于地域和文化发展程度等因素影响，乌桓礼仪文化才落后于华夏族或汉族，所形成的“时间差”就有了延续旧习俗的结果。儒学经历先秦时期的百家争鸣，又被汉武帝独尊之后，到东汉末年逐渐萎靡，可收继婚是被儒家学说绝对排斥的婚姻习俗，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法制就越发正统了起来。公选制被世袭制替代还不意味着乌桓族的文化进步，只是宗法制的发展在其于华夏族或汉族的对抗和交融中无疑会受到影响。
《后汉书·刘虞公孙瓒陶谦列传》说，乌桓峭王感虞恩德，率种人及鲜卑七千馀骑，共辅南迎虞子和，与袁绍将麹义合兵十万，共攻瓒。兴平二年，破瓒于鲍丘。兴平二年，即195年，是刘协登基的第二年，董卓自封为丞相，后又加封为太师，完全控制了中央政权。西汉时期，匈奴遭到沉重打击之后，乌桓附属于汉室。至东汉时期，光武帝采取怀柔政策致使乌桓成为其内属，参与边境平乱、骑兵也为皇室服役。只是公元185年，韩遂等人在西凉造反，张温、董卓在平叛中派遣乌桓骑兵作先锋伤亡巨大，乌桓族人私自返回幽州各部。待曹魏立国之后，公孙度和曹魏政权不断地征伐乌桓。“其余众万余落，悉徙居中国云”出自《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建安十二年，也就是207年，曹操亲自率兵征讨乌桓，大破蹋顿于柳城将其斩首，乌桓族自此散落。“畴曰：‘汉室衰颓，人怀异心，唯刘公不失忠节。’”出自《资治通鉴》 ，文中的“畴”是田畴，东汉学者、隐士，曾经助曹操征乌桓。后世对刘虞的评说有褒有贬，可其之忠节就是儒家思想的践行者。刘虞任幽州刺史期间，对鲜卑、乌桓、夫余、濊貊等外族实行怀柔政策，乌桓峭王对其感恩戴德才破公孙瓒于鲍丘水之上，忠义之行是儒家倡导的行为规范，尤其是其对乌桓族的怀柔之策堪与前人比肩。其实，面对博大精深的汉文化，与匈奴、吐谷浑、鲜卑族一样，乌桓族在与华夏族的对抗中最终被汉化，何况，其“悉徙居中国”就更难觅其“踪”。只是纵观悠长也艰难的精神历史流变，每一朵浪花必然会在历史的长河中定格于某一瞬间，自觉当籍以《水经注》之水为经，再密纬之以史，以达水外之意为善。
《水经注》说，蓝水注之，水出北山，东流屈而南，径无终县故城东。故城，无终子国也。泃河流过来有蓝水注入，泃水就是泃河，源自河北兴隆县南，至天津宝坻县东北，流入蓟运河。《水经注疏》又说，会贞按：《隋志》无终有滥水。滥、蓝音近，今又谓之淋河，出遵化州西北马兰关外。马兰关又名马兰峪关，位于燕山山脉东段的马兰峪才得名，明筑长城时置关。淋河也发源于河北兴隆县，流经遵化县马兰峪、龙门口等地东入蓟县境，那《水经注疏》说“出遵化州西北马兰关外”就有道理了。至于无终县，《水经注疏》说，守敬按：两汉县属右北平郡，后汉因，魏、晋属北平郡，后魏属渔阳郡。《地形志》，无终有无终城。即今蓟州治。杨氏之言不虚，秦置无终县，汉属右北平郡，曹魏属北平郡，北魏属渔阳郡，隋为渔阳郡治，大业末年改渔阳县，唐武德年间析渔阳县置，武周时改为玉田县。“右北平城西北百三十里有无终城”出自《魏土地记》，《清一统志·卷六》也说，无终故城在今蓟州治。1913年始称蓟州为蓟县，建国后属河北省辖县，1973年划归天津市。至于无终国是夏商时燕山地区的氏族制小国，《汉书·地理志》说，平刚，无终，故无终子国。西汉置平刚县，为右北平郡治，治所在今内蒙古宁城西南甸子乡黑城，东汉废，前燕复置，为冀阳郡治，北齐废。
“襄公四年，无终子嘉父使孟乐如晋，因魏绛纳虎豹之皮，请和诸戎是也”出自《春秋》，《国语·晋语》也记述了同一件事情。嘉父是无终国的国君，孟乐是其任用的大夫。齐桓公之后，晋文公成为新霸主，嘉父除了加强武备，还与周围的戎国结盟，却又与晋国修好。鲁襄公四年，即公元前569年，嘉父派遣孟乐到晋国，送上虎豹之皮赠与魏绛，以求晋国能与诸戎和平共处。《左传·襄公四年》说，诸侯新服，陈新来和，将观于我，我德则睦，否则携贰。劳师于戎，而楚伐陈，必弗能救，是弃陈也。只是晋悼公依然觉得伐戎狄好，魏绛就以“我德则睦”等诸句陈述和戎五利，说服了君主，最终达到“盟诸戎，修民事，田以时”的目的。
“献子事晋昭公。昭公卒而六卿彊，公室卑”出自《史记·魏世家》，献子是魏绛之孙，晋国卿，晋军步战的创始者。韩、魏、赵、范、智、中行称为六卿，是晋顷公时期六大宗族，控制晋国的政局，也为后来三家分晋埋下了伏笔。“自吾用魏绛，八年之中，九合诸侯，戎、翟和，子之力也”同样出自《史记·魏世家》，司马迁记述晋悼公之言，意在表述魏绛之功。魏献子之后是魏简子、魏襄子、魏桓子承袭魏氏宗主之位。待魏桓子和赵襄子、韩康子联手打败智伯瑶，瓜分其领地之后就扩大了三家的领地。魏文侯是魏桓子之孙，前445年继承晋国魏氏宗主，开创百年霸业成为魏国开国君主。《史记索隐》说，毕公之苗，因国为姓。大名始赏，盈数自正。胤裔繁昌，系载忠正。杨干就戮，智氏奔命。文始建侯，武实彊盛。大梁东徙，长安北侦。卯既无功，卬亦外聘。王假削弱，虏於秦政。太史公又说，天方令秦平海内，其业未成，魏虽得阿衡之佐，曷益乎？司马迁之言意在表明，秦国不断地壮大，而六国渐处劣势，一统天下自然是大势所趋了。司马贞没像太史公那么激愤，从魏之先祖说起，至魏绛杀悼公之弟杨干的仆人、智伯瑶败给魏、赵、韩三家，以致于“文始建侯，武实彊盛”平心静述，却无法改变魏国被“虏於秦政”的命运。前225年，也就是魏王假三年，秦国将军王贲引黄河、鸿沟水灌大梁城，城内死伤无数，魏王投降，魏国灭亡。自从三家分晋立国到灭亡，魏国经历八个君主近二百年，连同魏氏一代代宗主的功绩全被淹没在滔滔大水之中。只是魏绛向晋悼公陈述“以德绥戎， 师徒不勤，甲兵不顿”时还没有称霸的野心，可魏桓子就不一样了，打败智伯瑶迫使其奔命之后也壮大了魏氏宗族的势力。待魏文侯被周威烈王封为诸侯之后，分晋也就变成了现实。《史记》说，静公二年，魏武侯、韩哀侯、赵敬侯灭晋后而三分其地。静公迁为家人，晋绝不祀。静公二年，即前 355 年，魏武侯成为魏国君主，与韩、赵两家挑战周天子立国，源自西周的宗法制在周幽王废嫡立庶后又一次遭受了重创，且逐步被官僚政治取代，行文至此当忧亦不当忧。究竟忧与不忧总是因人、因地、因时而异，这也是“密纬之以史、达水外之意”时难解胸怀盈盈之忧的困境。
《史记·晋世家》说，十六年，晋献公作二军。公将上军，太子申生将下军，赵夙御戎，毕万为右，伐灭霍，灭魏，灭耿。司马迁依然用简约的笔调，记述了晋国的兼并战，毕万也成了魏氏宗族的先祖。毕万的先祖是文王的庶子、武王姬发的异母兄弟，武王灭亡商之后，高封于毕国，其后裔以毕为氏。毕国灭亡之后，毕万到晋国侍奉晋献公。《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说，昔者晋献公以骊姬之故废太子，立奚齐，晋国乱者数十年，为天下笑。“献公昏惑，太子罹殃”出自《史记索隐》，司马贞珍惜笔墨，直书因果，倒是作文一向言简意赅的司马迁说出了经过。刘向也把骊姬列入了《孽嬖传》，言其惑乱晋献，谋谮太子，毒酒为权，果弑申生，公子出奔，身又伏辜，五世乱昏。晋献公宠爱骊姬废嫡立庶一如周幽王导致内乱纷争，至三家分晋时依然在宗法上大做文章。西周初年，周成王分封诸侯国，《史记正义》说，魏城在陕州芮城县北五里。郑玄诗谱又说，魏，姬姓之国，武王伐纣而封焉。如此以来，魏文侯立国也就不是平白无故。晋献公继承君位后早进入东周列国时期，周天子式微，礼乐文化遭贬，与之相连的宗法制也不再有昔日的辉煌，那其灭霍、魏和耿三国就顺理成章。待“晋绝不祀”的时候，晋献公就是在天有灵也无可奈何。
《春秋公羊传》说，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西周立嫡有铁定的宗法原则，嫡庶之间不存在孰贤孰不贤和年龄大小的问题，唯有正、庶之分才是谁能够继承王位的金标准。“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出自《左传》，如此以来，宗法制牵扯到的就不只是王位的继承，且介入了百姓家的长幼之序、财产继承问题。《说文解字》说，姓，人所生也，从女、生，生亦声。姓与氏是相连的，西周宗法制与分封制互为因果，国、邑、关、乡、亭之名就变成了氏。魏绛之先祖与周天子有直接的血缘关系，被封于毕国才有了毕氏，再受封于魏国也就有了魏氏。周武王姬发之子唐叔虞受封于晋地，国号初为唐，其子燮即位之后才改成晋。如此以来，魏氏家族与晋国的国君们就同出一脉。史书上没记录毕国为什么灭亡，可晋献公连吞三国足以说明，姬姓兄弟们的征伐和兼并也不是骇人听闻。毕万追随晋献公灭三国成就魏氏，魏绛说五利而和戎，屡次征战中又屡建奇功，魏氏家族才敢与韩、赵抗衡，直至三家分晋。分晋之前，魏文侯先受封诸侯，“诸侯立家”就符合宗法制的条文，也说明其不是没有顾虑。只是三家分晋后，宗法制影响到了魏、赵、韩的统治，世卿世禄体制应该是“立嫡以长不以贤”所产生的负面效应。官僚政治产生的直接后果就是不贤者不任用，为下层的士人们提供了施展才华的机会，之于治国来说倒是具有积极的意义。只是魏、赵、韩立国后，宗法制并未消失，不过从治国策略上予以调整，却也承受了不小的打击。
《资治通鉴》说，呜呼！君臣之礼既坏矣，则天下以智力相雄长，遂使圣贤之后为诸侯者，社稷无不泯绝，生民之害糜灭几尽，岂不哀哉！司马光著《资治通鉴》，哀叹“幽、厉失德，周道日衰，纲纪散坏”，可季氏、田常、智伯，论其实力足可以逐周天子自立为王，却不敢，缘于“徒以名分尚存故也”。只是三家剖分晋国之后，《资治通鉴》又说，天子既不能讨，先王之礼于斯尽矣！
郦道元著《水经注》说泃水说蓝水，也提到了无终子国，随之引出魏绛纳虎豹之皮和戎。至于无终子国何时亡国，史书上没记载，只说有遗迹可证明其存在，只是魏绛合戎有始有终。之后，郑人贿晋以乐，晋悼公以乐之半赐之，魏绛辞不受；杀晋悼公之弟杨干，执法严厉，不徇私情；九合诸侯、屡立战功，却居功不傲，且甘愿为赵武之佐。魏绛卒于安邑，谥昭子，太史公对其无评，可一生践行的也是儒家倡导的礼智仁义信，堪称楷模。遗憾的是，文始建侯，武实彊盛，按司马光的话说是“不顾天下之诛而犯义侵礼”，可魏文侯联合赵韩分晋就不只是“天子自坏之也”了。行文至此不得不承认陷入叙述困境，如此不惜笔墨就是想证明礼存则兴，礼亡则衰，似乎是也不是，又似乎不是也是，那究竟是还是不是呢？临蓝水、望泃水抚今追昔，想述之言难一语尽之，滔滔千古之水中隐藏得太多太多了，惟遗世独立方可化解胸怀盈盈之忧，却又如何羽化而登仙呢？
《水经注》说，（辽水）北屈径白鹿山西，即白狼山也。辽水又名小辽水，也就是今辽宁境内的浑河。浑河即小辽水，古称辽水。《淮南子·墬形训》说，辽出砥石。” 东汉高诱注：“山名，在塞外，辽水所出。辽河有两个源头，一是白平山，一是砥石山，所以郦道元说，“辽水亦言出砥石山”。至于白狼山，《水经注疏》说，《蒙古游牧记》，（辽宁）喀喇沁左翼旗东三十里有白鹿山，蒙古名布图，古白狼山也。
《魏书国志》说，（曹）公登白狼山望柳城，卒与虏遇，乘其不整，纵兵击之，虏衆大崩，斩蹋顿。乌桓族厚待东汉冀州牧袁绍的第三子袁尚，屡次进关骚扰百姓成患，曹操于公元207年出兵征讨大获全胜，史称白狼山之战。公元207年，也就是东汉末年，刘协登基后，董卓独揽朝纲成为傀儡皇帝，可董氏死于吕布之手后，曹操又挟天子以令诸侯，之后统一北方才征讨乌桓。只是刘备与关、张结拜之后，又三顾茅庐，后汉三国有了诸葛孔明才有草船借箭、赤壁大战，可见207年的确不凡。
曹操从崭露头角，到陈留起兵，以至于官渡之战都一路顺风，待赤壁之战受挫之后又很快平定凉州位极人臣。“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出自曹孟德的《短歌行》，所以其又在《龟虽寿》里说，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何谓志？何谓壮心？可以在曹孟德的《短歌行》中寻找答案：周公吐哺，天下归心！《魏氏春秋》说，夏侯惇谓王曰：“今殿下即戎三十馀年，功德著於黎庶，为天下所依归，应天顺民，复何疑哉！”曹操答曰：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昌、发启国，一门三圣”出自《旧唐书·太宗本纪下》，周文王就是三圣之一，可见曹操心怀的的确是凌云之志！遗憾的是，建安二十五年，即220年正月，曹操病逝于洛阳。
后世对曹公的评价甚多，有褒有贬，众说不一。苏洵在《项籍》里说，项籍有取天下之才，而无取天下之虑；曹操有取天下之虑，而无取天下之量。暂且不说苏洵借古鉴今，批评宋王朝国势逐渐衰微，缘于统治者缺乏雄才大略，唯图苟安，单说文中的一个“虑”字，那曹操究竟虑什么？史书上多有记载，却不如朱熹一针见血，其在《朱子语类》直言：曹操窃国，名分不正，有违“三纲五常”。朱氏所言之三纲，之于曹操来说自然是君臣纲，至于五常也无非仁、义、礼、智、信。“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出自《论语·子路》，圣人之言是朱熹评论曹操无可替代的权威性理论依据。姬旦也被称为周公，后世尊其为“元圣”、儒学先驱，《论语·为政》说，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何晏集解又说，马融曰：所因，谓三纲五常也。如此以来，所谓的“君为臣纲”，其滥觞就是《周礼》，且直接影响了宗法制的生成。春朝、夏宗、秋觐、冬遇是诸侯朝见周天子的礼节，也就是宾礼，被周公制成《周礼》就不能僭越。曹操出生于公元155年，恰是汉桓帝元年，那个荒淫无度，而立之年就驾崩的黄帝除了修史，还不会忘记君臣之纲。曹公博览群书、文名出众，待其位极人臣之后，也断然不会不知道窃国之耻，这就是苏洵所说的“取天下之虑”。
宗法制是由父系氏族的家长制演变而来，进入阶级社会之后，宗法制逐渐形成了，大禹传位于启，家天下取代公天下。“大人世及以为礼”出自《礼记·礼运》，也就是说，以子继父为世，以弟继兄为及，这就是王位世袭制。商代时期，王位传子与传弟并存，至西周时宗法制愈加完善，严格嫡庶之分，确定了嫡长子继承制。“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能率群弟”出自礼记·丧服小记》，凡世嫡的长子孙都被称为宗子，具有宗子权或宗主权。只是平王东迁，周王室衰微，至春秋后期，宗法等级开始动摇。战国时期，分封制被废除，官僚制取代世卿世禄制，由官无世禄，宗子制也被多子均分的继承制代替，也引来了晋文公敢步周幽王后尘废嫡立庶。秦汉以后，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条件使然，聚族而居成了普遍现象，强宗大族出现和数量增加直接威胁到了宗法制的延续。“徙强宗大姓，不得族居”出自《后汉书·郑弘传》，汉武帝为强化宗法制的权威性不得不采取有力措施。遗憾的是，从西汉后期开始，大地主庄园经济之发展和中央政权控制力削弱，强宗大族的势力又迅速发展起来。只是强大的宗族势力并不意味宗法制消失，而较之于春秋时期，作为区分大宗小宗的血缘关系被政治权势和财富替代。东汉时土地兼并趋于激烈，宗法地方势力进一步扩大，筑堡坞、置部曲、把持地方、操纵官吏，于战乱时建立宗党武装形成割据势力，最终迫使统一的帝国解体。东汉末年，官僚集团和宦官集团势不两立，反复倾轧、争斗，进则操控幼帝把持朝政，退则称霸乡里割据一方。朝弱野强，有军权的州郡官和地方豪强割据称雄，军阀混战，朝廷大权旁落，导致汉王朝解体，三国鼎立。
曹操出生于宦官世家，成年后被举为孝廉才进洛阳为官，大败黄巾军有功又得以高升。东汉末年，天下大乱，曹操灭二袁、战吕布、斗马超，降服南匈奴、乌桓和鲜卑等蛮夷，从魏公到魏王扶摇直上，直至权倾朝野。“曹操出身微贱，是大诗人、大战略家，也是现实主义的政治思想家；他反对儒家的礼仪和道德束缚”出自《剑桥中国秦汉史》，以此言著书自然有说得过去的理由，可从另一个层面说，曹操并不是绝对反对儒学。《述志令》说，齐桓、晋文所以垂称至今日者，以其兵势广大，犹能奉事周室也。《论语》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谓至德矣。”曹操作《述志令》意在驳斥“欲废汉自立”之说，也能洗去“托名汉相，实为汉贼”的污名，去朝野谤议更能名正言顺地对付孙、刘联盟，细品之却又不尽然。曹操在《述志令》中又提到忠孝王室的乐毅和蒙恬，再以介子推逃避晋文公的封爵、申包胥逃避楚昭王的赏赐以自省。如此以来，断然不能忽视《述志令》中的一句话，“既为子孙计，又己败则国家倾危，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此所不得为也”。曹操名义上是为不肯放弃兵权考虑，实际上却另有其意。为国家之安危着想的确高风亮节，可曹操为子孙计就有一己之私之嫌，“得慕虚名而处实祸”看似只涉及到子孙和朝廷，却隐含着自己要是称帝将背负千古骂名的担忧。羡周之德、慕乐、蒙之忠，曹孟德再提到割股奉君、隐居不言禄的介子推更有说服力，只是司马昭之心又怎能遮掩呢？如此以来，完善于西周的宗法制依然是曹操不肯称帝的心理障碍。待曹丕称帝后，追封曹操为皇帝，谥号为武，庙号太祖，也算实现了先父的遗愿。
延康元年，即220年，魏王曹丕登受禅台称帝，改元黄初，以河内郡山阳邑万户奉汉帝为山阳公。尧让位于舜、舜让于给禹，传贤不传子谓之禅让，曹丕自取“贤名”似乎也名正言顺。只是《续后汉书》说，丕特负赃胠箧之盗。操死丕直取，自以为可也，乃从容禅让，自以为舜、禹复出，其自欺也甚矣！《三国志》记载孙权的话更直接，及操子丕，桀逆遗丑，荐作奸回，偷取天位，而叡么麽，寻丕凶迹，阻兵盗土，未伏厥诛。对于曹丕的负面评价不多，却也是不悖的史实，何况，史书上对其称帝也说是“ 篡汉为帝”，究其缘由，依然是由来已久的宗法制根深蒂固。东汉以后的门阀制度致使官僚集团兴起，挟天子以令诸侯却不只限于曹操。有论者说，三国军阀混战的实质是士族与下层豪强的斗争，刘备、孙权起于下层，收服士族才得以建国。曹丕行九品中正制，承认士族有做官的特权，得到拥护建才以魏代汉。这段论述避开了后世对曹丕以禅让之名窃取汉室江山之诟病，可其对士人的承认和重用，依然是对世卿世禄制的否定，对宗法制的影响也不可小觑。只是自三家分晋之始，对于宗法制的取舍就显而易见了，废黜世卿世禄制不过是统治者博取王位和适应统治的方略，当一个新的王朝建立之后，世袭制依然是王位继承的铁定规则。遗憾的是，曹丕执政七年，曹叡不过十几年，剩下的曹芳、曹髦、曹奂就是在位也是人家手中的木偶，司马炎到底代魏称帝立晋，说上行下效不恰当，说前车后辙应恰如其分，历史总是喜欢如此玩笑，王权更迭的戏剧性却不具备偶然性。
“驾六龙，乘风而行。行四海，路下之八邦”出自《气出唱三首·驾六龙》，曹操以诗咏帝王出巡的盛况可谓气势磅礴。曹公登白狼山望柳城时不会无诗，斩蹋顿收降服乌桓也该对酒当歌，却不是慨叹譬如朝露，人生几何，行四海，自己的双脚踩八邦才对得起不是解忧的杜康！只是曹魏政权只持续了短短四十多年，之于羡周公吐哺的曹公来说岂不哀哉？
《水经注》说，其水（辽水）又东北入广成县，东注白狼水。西汉置广成县，属右北平郡，东汉废，治今辽宁建昌县。白狼水也就是今辽宁省西部大凌河，因南源出于白狼山而得名，白狼山在今辽宁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东境。白狼水又往北流去还会遇到滥真水、渝水、伦水。《魏土地记》说，白狼水下入辽也。又东过安市县西，南入于海。西来百折千古水，奔腾千遭终归海，可逝者不逝，流也终究留，只是感叹失去的，又如何面对得到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