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杨建玺
1979年的秋天，我出生在扶风县天度公社晁留生产大队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家庭。在我刚上小学时，老师要求我们：“要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学习，到了二十一世纪，我们的生活就会是电灯电话，楼上楼下，点灯不用油，耕地不用牛，天天都会像过年一样。”我则常常憧憬着这美好的日子赶快到来，又想啥时候才能盼到这一天呢？
改革开放后，八十年代初的农村，不管粗粮细粮，基本解决了温饱；但人们的生活还是很贫穷。农户的家用电器，除了手电筒就是收音机，就这好多家庭都没有。在我刚记事起，村里才刚刚通了照明电 ，煤油灯才退出了它的历史舞台。
1985年左右，我四爸家买回了村里第一台十四英寸黑白电视机，全村沸腾了，父老乡亲都涌到四爸家那个不大的院子看“西湖景”。此后，每天晚上吃过晚饭，人们大都就跑来看电视。四爸家那间小小的偏厦房里，从炕上到地上，被人挤得满满的，就连窗外也站满了人。后来，四爸为了方便大家看电视，他每晚给院子搬把椅子，把电视放在院子里，把两根像昆虫触角一样的天线抽得好长好长，调到最清晰位置为止。干完农活的人们，有的连饭都顾不上吃，从馍盆里拿块锅盔或是蒸馍，或夹些辣子或剥根葱，就着馍馍早早地过来，唯恐迟了占不到最佳位置。那时候只有一个四频道和八频道（陕西一台和二台）。然而八频道不是“织布”就是“下雪花”，画面模糊得基本看不成。
记忆中最早看的电视剧是老舍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四世同堂》，那时也看不懂，每当电视剧开始不久，我便睡眼朦胧。电视里演的啥内容，一概不知道，广告词却记忆犹新。有卖录音机的“燕舞燕舞，一曲歌来一片情……”，有卖洗衣机的“秀兰……额给你把洗衣机买回来咧……”，有卖冰箱的“长岭……阿里斯顿”……人们总感慨这些新奇玩意太好了，啥时候咱们也能用上这洋机器？
然而对我印象最深，最有吸引力的第一部电视剧，当数《西游记》了。这部电视剧里的鬼神仙怪，不仅把孩子们吸引，把所有观众都深深吸引住了。大家都觉得孙悟空太神通广大了 ，天不怕地不怕。孩子们则羡慕他的本领，心想自己也能有他的本事该有多好呢？人们想象把这些特意功能能应用在现实生产生活中，会给人们带来怎样的变化与好处呢？有人说收麦子的时候，把孙悟空叫来，吹一口气，麦子自然就回到麦仓里了。有人又说，能把孙悟空请来，还不如直接让他给大家变点钱多好，需要啥买啥。又有人说，有孙悟空的本领，那还要钱干啥？直接需要啥变啥不就是了……大家一边看着电视，一边说说笑笑，热闹非凡。
四爸家的电视买下不久，我们村里集体又买了台十四英寸的黑白电视，放在村子中间的会计家里，每天晚上会计就把电视抱出来，放在他家门口用砖砌成一米多高的四方台子上，给大家播放电视节目。从此后，每晚四爸家院里一群人，会计家门口人更多，就像放电影一样，邻近村的人们也都跑了过来看电视。那年夏天播放《乌龙山剿匪记》，收视率和《西游记》不分上下。那时候不知道咋地，每年一到夏天，把时间还得向前调一个钟头，说是夏令时。每天下午太阳还在天上高高的挂着，却已到电视剧播出时间了，正在玉米地里打麦茬的人们，扛起锄头相互呼唤着 就去看电视了。记得每天下午在《新闻联播》前播放的日本片子《警犬卡尔》时，由于播放时间过早，太阳光线太强而看不清电视图像。会计就回家拿出他家蒸馍用的席盖和他老婆的黑围裙，搭在电视机上面，人们就这样围在电视机前对付着看。
电视在那时的农村稀缺到啥程度？给你讲个故事就知道了。离我们家不远的一个村子的电视被人偷了，电视丢了一个月左右的一天早上，又完好无损地出现在村长家头门口。人们搞不懂这是咋回事，想来想去唯一能解释出偷了电视又还回来的理由就是，那贼白天怕人发现不敢放，晚上等人们睡着了，打开电视却是“雪花一片”停台了！偷了电视却又看不成，还不如还回去大家都能看，现在想起这事，还让人觉得可笑。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小爸家也买了一台14英寸的黑白电视，虽然四爸和小爸住一个院子，但是伯叔兄弟两家人。就这人们都羡慕地说：“人家一个院子就有两台电视机呢！”从那以后，农村家庭的电视才慢慢多了起来，彩电还是不多。有人买来那种红一道，绿一道的塑料片贴在黑白电视屏幕上，图像上也就出现了一道红一道绿的，感觉效果就是不一样。
农村人看电影，都是通过露天电影或录像播放的。电影和录像的区别就是：电影片子大，银幕大，观众多，银幕前后都能看，视觉效果好；录像磁带小（其实也不小，相当于一本32开，厚2公分的书），只能在电视前面看，且人一多后面的人就不容易看到，所以相对来说放电影还是多一些。
农村老人过寿或去世了，儿女们便会请来放映员，放几场电影以示庆贺或怀念。每当谁家过事要放电影，村里就像要举行大型的盛会一样。到了傍晚时分，为了帮家人把活安顿完，能早点去看电影，我和姐姐早早去三婆家的井上，给自家水瓮里绞满水后，然后就去电影场场去打探晚上要放的是啥片子，是看过的还是没看过的？小伙伴们碰到一起就问：“晚上演的啥片子？”有调皮的家伙便回答：“《银幕下的狗熊》”。没反应过来的孩子回家便给大人们说：“听说晚上演的是《银幕下的狗熊》”，逗得人直乐。有时也会给打听者说晚上演的是《狗来问》。遇上机灵点的便反过来说：“哦，演的是《猪回答》呀，哈哈哈……”孩子们在电影场场尽情地打闹戏耍。村里的大小伙义务帮放映员栽挂银幕的杆，挂音箱喇叭，搬放电影机子的桌子。放映员拉好电线后，就取出电影片子，看是否倒好，没倒好的话，就用两个卡子卡在桌子上，把片子架在上面，用一个小摇把“滋啦滋啦”地摇着把片子倒一边，不然演出来的影像就是反的，比如说本来是人向前走呢，不倒片子就成了往后退了。然后再把焦距调好，调焦距时我们总是把手和头塞进电影机投出的白光里，银幕上就会出现自己手和头的影子。有的孩子则用手做个鸽子的影子，手指一曲一展，那影子就如同展翅欲飞的鸽子，栩栩如生。还有做的狗、兔子、鸭子等活灵活现，大家都玩得不亦乐乎。
喝罢汤（喝汤，关中方言，即吃晚饭），娃娃伙早就拿着小板凳给自家人占好了地方，大人们随后纷纷入场，一家人坐在一块，银幕前后黑压压一片，把整个街道堵得水泄不通。在银幕后面看电影，除了字幕是反的，其它啥都不影响。每次正式片子放映之前，都有加演，有科学种田的、有普及用电安全常识的、有宣传计划生育的、也有动画寓言故事，记得我最早看《狼来了》和《三个和尚》就是从加演片子里看的。那时候不是战争片，就是武侠片，也有生活片。电影特别受大家喜爱，尤其年轻人，只要听见哪有电影，十里八里路，步行都要去看。
寒冬腊月，滴水成冰，人们在露天看电影，冻得一个个坐都坐不住，人们心里想要是啥时候能坐在自家的热炕上看电影，该有多幸福啊！记得有一年，放映员在我村大队院内售票放电影，一张票二毛钱，立体电影五毛钱还发个用硬塑料粘在硬纸片上的那种眼镜。这都没几个人卖得起票，为看电影，有翻大队院墙的，有上树的，还有用碳素钢笔伪造电影票的，真是费尽心思。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人们从电影里看到大老板或者黑社会老大，手里拿着像砖头一样的黑色的大哥大移动电话，感叹道：“咱们这么大的一个村子，就大队部一部手摇式电话，电话线还常年断着，想摇个电话都摇不出去。看看人家这，走哪都可以随时打电话。”又有人说:“这算个啥，人家以后还会发展成可视电话。”把个乡下人听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会有比这更先进的？这以后社会不知会发展成啥样子？这不是现实生活中的千里眼和顺风耳么？！
1995年秋冬交替之际，我家终于买回了一台17英寸的熊猫牌遥控彩电，晚上看电视再也不用去别人家乱窜了。98年过完春节，我要把自己出门打工的决定告诉父亲时，在镇上的公用电话厅第一次打电话。拿起电话的那一刻，紧张得我前言不搭后语，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现在想起都感觉特搞笑。99年，我给老板跑业务，人家给我配了部摩托罗拉牌汉显BP机，可把和我在一起的打工仔们羡慕坏了。那时候的老板们的裤带上总是挂着一部手机和一部BP机，经常通过传呼台发来的信息，再用手机给对方回过去，现在想起很不方便，不但要交手机费，还要交传呼费，所以传呼机流行了短短几年就淘汰了。
2001年我家安装了座机电话，2003年年底，我有了自己的第一部金立牌和炫音彩屏手机。2004年我结婚时，一套崭新的家庭影院（25英寸的大彩电、功放机、DVD、音响）摆在我婚房的客厅，相对于1980年人们结婚讲的三转一响（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收录机）简直就没法比。2013年夏天，当一台明亮而又清晰的55寸海信牌智能液晶电视摆在了我的客厅时，母亲坐在沙发上看着电视感慨地说：“76年毛主席去世了，天度公社就一台14寸黑白电视，在公社大院给大家转播毛主席追悼会实况录像，人们围了里三层外三层，后面的人看也看不清楚，把人差点没挤死，那时再有这么大的电视的话，大家就都看清楚了。”至此，我家除了最早那台熊猫牌电视不能看了，前后屋里共三台电视，爷爷和孙子再也不为看秦腔戏和光头强争遥控器而发生冲突了。电视也从天线接收更新成有线电视、数字电视、网络电视。如今，网络的覆盖，智能手机的普及，电视除了老人和孩子看外，基本上在家里成了摆设。电影也变成了数字电影，再也不用换片子了，村子里偶尔放场电影也没几个人看了。年轻人抱着手机看电视、看电影、视频聊天、打游戏、购物……简直无所不能！
时间如白驹过隙，一晃自己已步入不惑之年。回头看看这40年，身边发生的巨变：联合收割机把麦客淘汰了；拖拉机把牛淘汰了；水泵、自来水把辘轳淘汰了；电磁炉、电饭锅把风箱淘汰了……然而手机淘汰的东西多得就说不过来。如今的农村，小车，楼房比比皆是，神化故事里的许多人们办不到的事，现在都在现实生活中实现了，比当初向往的“电灯电话，楼上楼下”还要好几倍、几十倍、几百倍、甚至上千倍。改革开放40年，弹指一挥间，看今朝，到处高楼林立，网络纵横；高速公路，四通八达；民航高铁，朝发夕至；嫦娥奔月，蛟龙潜海……真是毛主席说的那样“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这翻天覆地的变化的确是今非昔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