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钱闻萍
父亲去逝一年多了，母亲随妹在县城居住十几年了，老屋也就像家里的那台时钟，停摆在十点十分的位置上(父亲过世的时间)。很长一段时间也没有回乡下看看老屋，长江中下游特有的梅雨，勤奋地把山乡大地洗刷得一片洁净。时日，雨过天晴，妻提意我要回去看看老屋，于是我便简单地吃了点早饭，骑上那辆已经十五岁高龄的雅马哈，急驶家乡。
急切地打开那把已经锈迹斑斑的门锁，推门而入，一股浓烈的梅浪扑面而来，豆大黑色的蜘蛛在昏暗潮湿的老屋里，密密麻麻地拉起了一道道灰白色的网障，像似要阻止一切进犯之物。我顺手便操起一把靠在门旁的竹枝扫帚，愤怒地挥舞了起来。借着手机手电筒的亮光，我认真地检查着老屋，发现老屋已经老的不堪负重了，屋面大部分桁条都已像饱尽沧桑的老人，佝偻着腰，努力地在支撑着自己的身体。黑色的小瓦也是千沧百孔，像位乞丐褴褛的衣衫，破烂不堪，星星点点地透着光亮，墙上漏迹斑斑，雨水在灰白的土坯墙上随意作画，立体而略带伤感的水墨画，像一根根利针深深地刺痛着我的心脾。
在发现老屋有两根桁条断裂后，我断然决定要再次重新翻修老屋了。
老屋是一九八二年盖的。那年我十八岁，初中三年级在读。时年，家里仅靠父亲教书(民办教师)和母亲务农挣点工分，远远满足不了九口之家的吃饭和家庭开支，经济十分的拮据。一家人挤在祖父建造的不到六十平方米的平房里。父亲见到我和脚下的五个妺妹都相继长大成人，便决定重新盖房子。
选择好的宅基地是隔壁生产队的山场。协调商议，经村、乡两级政府批准后，开始破土动工开挖屋基场。屋基场在一个半坡的荒山上，经木工大叔初步测算后，定下了大致的场地方位，时年三十九岁的父亲便利用星期天和一切的空余时间，带领我们姊妹几个“啰啰兵”，再现当年的“愚公移山”精神，开始挖山凿石。父亲虽然是名教师，但年轻有力气，一把扬镐挥舞起来不知疲惫，虎虎生风。山场的土石板结，岩土坚硬，父亲硬是一镐一镐地开挖，我和母亲以及妺妹们用借来的小木板车运土。父亲的手磨出了很多血泡，他好象不知疼痛似的，用缝衣针刺破血泡，戴副手套继续开挖。夜晚的山乡，豪月当空，父亲带领我们乘着月色挖土运土，没有月色的夜晚，点盏煤油马灯也要干上几个小时。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屋基场也在一天一天地扩大。到了后期，山势渐高，岩石多，土质更硬，扬镐已无法施展它特有的功能了，父亲便想起了放炮。那个年代，炮药管理的不像现在这么严格，父亲便跑到井边铜矿找熟人搞了些炮药、雷管和导火索，请来家门口的一些放炮行家进行爆破，终于在两年后，一块一百多平米的平整屋基场地，漂亮地呈现在眼前。
盖房子材料又是一道难题，桁条、橼子、小瓦等材料又出至何方？父亲的初步方案是打土墙，后来，父亲的几位同事好友来家里看看我们的屋基场，听说要打土墙，出于脸面，他们极力反对，他们坚持他们的意见，充分利用从屋基场地里挖出来的石头，砌当时十分时尚的石子大片墙，内墙用土墼做墙。没钱他们借给我们(几位好友是公师)。于是我便主动分担起家里的盖房重任，带领妹妹们利用晴好天气，协助爸妈挑泥巴，打土墼，一天下来两千多块土墼就打制完成，经过几日的翻晒、修整，上架堆码就可以运于建房了。
桁条和橼子是在家里的自留山上和自留地里自种的一些树木，砍伐后制成，数量不够，本村和邻村的一些亲朋好友捐赠了些。那个年代，我们虽然身处山区，但人口居住密集，柴火都不够供给，山上哪有能做行条的大树，也不讲究那些树木是否能胜任屋面瓦砾的重量和风霜雨雪的侵腐，东拼西凑，总算凑齐了屋面的木制材料。小瓦也是以其极少的数量从很远的窑场赊帐运回家的。
选择一个良辰吉日，老屋便在一阵隆隆的鞭炮声中开始建造。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建造，终于在一个紫微高照，祥云聚集的吉日里，又在一阵隆隆的烟花和鞭炮声中，披红挂彩地耸立在家乡的那片洒下父亲半生汗水的荒山岗岭上了。
上梁的那天，父亲早早的就起床了，认真地漱洗了一把，仔细刮去了满腮的胡子，穿上了他那件洗得有点发白且平时很不舍得穿的藏青色中山装，挺有精神地在老屋的前前后后，欣赏般地这边看看，那边瞧瞧。
光阴像村前小溪里的泉水，周而复始地流淌着，一晃，便到了一九八九年，我已走上了工作岗位，也到了结婚生子的年龄了。父亲为了给我装饰一下婚房，便决定乘机翻修老屋。
第一次翻修老屋主要是解决屋面漏水的问题。父亲找了村干，写了报告，得到批复后在自留山上砍了些相对粗壮些的桁条和橼子，请来了木工、砖工和一些小工，掀去了屋顶，重新换上了桁条和橼子，增加了一些小瓦。为了给我装饰一下婚房，父亲叫木工用当时十分流行的三合板吊了顶，用木线条在吊顶上打出正方形和棱形的格子，美观、大方、漂亮。几位妹妹那些年也跟随村庄里近房的叔爷们在江浙一带做油柒工，回来后给老屋内墙刷上了洁白的油柒。老房又一次地穿上了“新衣”，显得格外的清秀整洁。
清楚地记得，父亲在修好老屋的那天，又早早地起床，去了临近的街上买了些许鱼肉之类的好菜，回来时又换上了他那件暂新的黑色甲克衫(妹妹们在外打工给他买的)，喊来了村庄里的一些长者很很地庆贺了一番，那天，父亲很高兴，喝得有点醉意。
老屋第二次维修是一九九八年，我结束了安庆石化十年的农民合同工的生涯，老屋已装不下我从安庆带回来的一双儿女。父亲便与我商量，决定在两间老屋的西面，再建造两间新房。时年，父亲也从民师跨入了公师的行业，每月也能拿到二千多元的工资，经济条件自然也有所好转。
空压机风镐开挖扩展屋基场，农用拖拉机运输红砖、砂石、水泥等材料，木工、砖工齐上阵。那隆隆的机声和建筑作业的叮当声，响彻不大的山乡上空。父亲自嘲着说：我家盖个小平房，像三峡工地上的一般热闹。
经过一段时间的忙碌，房子终于在老屋的基础上又扩大一倍面积，以暂新的面貌展现在翠绿温茵的丛林之中。父亲也就像遇到了喜事一般，穿上了他那件深蓝色挺括的西装，还打上了一条紫红色的领条，花白的头发也染成了黑色，显得那么的清新、高雅、年轻，有气度。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父亲就在当年发现自己身体有些不适，去地级医院一检查，报告单惊现前列腺癌症中晚期。见到报告单，我如五雷轰顶，泪水不由得夺眶而出。我与几个妹妹及妹夫们商量，尽一切力量挽救父亲的生命。经过九年的医治，往返上海数百次，花费一百多万元，最终父亲还是丢下老屋，再三嘱咐我要保护好老屋，一个人安详地走了，去了他该去的地方。
考虑到年老多病的母亲一人独住老屋，无人照料。我和妻子决定接母亲到镇上我的宿舍楼居住，但几个妹妹执意要把母亲接到县城居住，说是要有个头痛脑热的，去医院方便些。我被他们所说服，同意了妹妹们的意见，妹妹和妺夫们对母亲照顾得十分的体贴入微，母亲很幸福快乐。从此，老屋便被一把铜锁紧固，静静地安卧在曾经热闹的山岗上了。
今年的梅雨季节，连续几天的绵绵中雨过后，妻提意我回老家看看老屋，老屋已破旧不堪。断裂的桁条，如果不是小瓦橼子的拉扯，老屋也就垮塌了，于是我断然决定再度重修老屋。在工匠们的共同努力下，一个星期的时间，老屋又换发了新姿。
站在修整好的老屋门前，看着挂在堂中墙上满面笑容的父亲遗像。我强忍着要流出的泪水，关上那扇沉重的木板大门，把我对父亲的思念和满脑子过去的岁月，都锁在这间老屋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