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医李时珍和其太医院的父亲李言闻都对人参推崇备至。
这种冠以百草之王的中药，是隋唐后辽东最著名的特产。
此前有名的是山西上党人参，唐代后太行山人参风头尽失，
辽东人参在大明时已异军突起名贵异常，
但辽东中医闻名于世却恰逢危机重重的近代。
名医、名堂云集，一时与人参相并顶流⋯⋯
采参是件极辛苦且很讲究的技术活。
一般，采参“老把头”先用红绳栓住参茎，口中念念“棒槌、棒槌”。
才小心地一点点用鹿角制的工具将人参起出，确保全须全尾毫发无损。
人参这种灵性有时候与中医是相通的。
今天在沈阳中药铺中大名鼎鼎的天益堂就与采参有关。
1824年2月1日，山西人武学畴在沈阳老城中街创建天益堂药房。
武家本居山西省太谷南席村，祖先以打铁制农具为生。
可到了第17代武贵亮时，20岁的他闯关东入深山老林挖参。
一次，他意外得一重八两的“参王”，并娶了客栈老板的女儿。
凭借武妻一剂人参药，武家拓展出了烧锅、当铺等21处生意。
武学畴是武贵亮的第四子，他到父亲转运的盛京开设了天益堂药房。
最初创店时营业场所有瓦房21间，其中门市七间。
天益堂“天”字乃《千字文》之首字，取天字第一之意。
今天所见“天益堂”三个字，为1912年时晚清举人梁成哲所书。
这家老字号现在名气很大，在当吋却不是最牛的。
清代沈阳最有历史最有名的药材铺叫广生堂。
《沈阳医药志》记载，广生堂开业于明万历年间(1573～1620)。
沈阳中药行业一直流传着“先有广生堂，后有沈阳城”之说。
中医是个跨界思维多元学科，讲究辨证施治千人千方。
名店市药多延名医，讲求对症下药。
那时中药店以万育堂、宝和堂、广生堂、天益堂四大号为最。
而万育堂、宝和堂与广生堂有着神秘的关联⋯⋯
广生堂虽然是沈阳坐地老字号，可它的发扬光大与一位山东人有关。
此人叫ト涿如，早年逃荒到中药材集散地祁州(河北安国)创永和堂药房。
清乾隆四年（1739），ト涿如风尘仆仆出关到盛京。
冥冥中有一个机会在等待着他。
逢位于城内通天街的广生堂药房准备弃业，
卜涿如就用16000元兑下该店，将原房重缮一新继续营业。
当时药房所在街名为广生堂胡同，有人便言此堂在那时名气相当大。
其实，老沈阳地名有些以街头商铺来命名，今天沈阳城北许多胡同名都源于当年商号。
街巷之名与店铺名气并不存在必然关联。
乾隆四年（1739)，ト氏家族ト泽普在大北关内开设了宝和堂，
嘉庆二年（1797)，ト泽普又在小东门里开办了万育堂。
奉天的四大名医之马二琴就曾坐堂广生堂。
广生堂鼎盛时在城内设有四家分号，抚顺、铁岭等地也开设分号四处。
1930年代的《奉天市商业汇编》一直将广生堂列在中药房的首位。
中医药集中华文化于一体，千年传承天理仁心是业界良心和信仰。
天益堂柜内嵌名联:“天心在抱求良药，益世为怀救病人”，为营口天福堂所赠，却是所有药铺心声。
无论生药（原材）铺、熟药（成药）店，家家恪守“有方皆思古，无药不存真”。
万元堂和永寿堂所制丸散音丹必用地道川南原料;
天益堂买麝香必买名牌协盛全、杜盛兴的货；买寸冬必买六年生的大提青⋯⋯
那时中药店“炮炙虽繁，必不敢省工；品种虽多，必不敢省物力”。
近代以来沈城人口骤增，中成药的店号大量涌现，
四大堂外还有万芝堂、同益堂、泰和堂、春元堂等。
清末奉天城中药店百家，20年间至达二百家，
然而，此间中医却面临了一场危机⋯⋯
光绪三十一年(1905)，奉天巡警总局内设卫生科兼管药政，
进行中药品验证抽查，方法为眼看、手摸、鼻闻、口尝。
光绪三十二年（1906），在盛京将军赵尔巽主持奉天创立官办中医学堂，
奉天名医刘冕堂1907年就毕业于此学堂，清亡后学校停办。
1909年奉天警务所调查，全市有内、外、齿、眼等科西医195名，中医360人。
宣统元年(1909)末，奉天警务所造册登记药店 达121家。
这里有20家左右的西药店，日本人开的广济堂虽名似中药店实营西药。
1911年，奉天警察署卫生院施药局首次颁发“药局管理条例”，
规定施药局配药应当凭医官所开方单，不准任意给药。
1912年，北洋政府将中医排除在教育大纲之外，舆论哗然。奉天名医甘志谦等人立刻发起成立“奉天商务药行研究会”。
甘志谦在钟楼北宝和堂坐堂并身兼经理。
他主张会员除须经考核方准行医，处方须注明药物品种、配制及服用等。
1913年，名医张奎彬在奉天办中国医学研究所(又称中国国医学校），七年育医75人。
民国肇兴，中医唯艰。奉天民间研究会、学社力倡中医学术济世，培育医才。
奉天医学研究会、天地新学社等更是国内推动中医创新的佼佼者。
1918年，奉天设立近代中国第一家中医院——立达医院。
在大东关开办的中医院，由海内名医张锡纯担任院长，探索中西医结合治疗。
张锡纯是应天地新学社之邀由汉口赴奉。
张锡纯的医著《医学衷中参西录》在沈阳首印，一时洛阳纸贵声名鹊起。
此时，国内中西医论战正酣，废止中医的声音甚嚣尘上。一代中医泰斗借奉天这块阵地，弘扬国医奋起抗争。
1923年，奉天市政公所将药政划入市商务总会药行公会代管，对中医重新考核发照。
1930年沈阳市民丁广文上书省政府，申请组建同善医社并获批准。就在上一年，南京政府提出“废止中医”，奉天中医界压力可想而知。
同善医社“研究针灸医术济贫病”，传授针灸技术，普及中医济世救人的学说。
西医越快速发展，中医越要自强不息。
同治11年(1873)，一场来自马来半岛的霍乱袭击奉天。
各药店推出“普济消毒饮”“霍乱急救丸”，控制住了疫情。
这种抗疫名方多出自于奉天各中药堂铺名医之手。
1919年，张锡纯在奉就施用自创“急救回生丹”、“卫生防疫宝丹”，治霍乱效果为西医叹服。
那时候，年轻的中医行医开不起诊所，多在各药房挂牌行医，
当代名医彭静山年轻时在沈阳“积盛和”坐堂20多年。
名医不是天生的，高手多经坐堂实践磨砺。
1916年，奉天四大名医之刘冕堂，已被推举为奉天医学研究会会长了，
1928年，他还在小西门里谦益堂，后在同寿堂万年青药房坐堂行医。
刘冕堂1912年开办燠休中医学社，授徒二三十人人。史称“沈阳中医，半出其门”。
四大名医之马英麟（号二琴）即出其门下。
其他如雍伯平、胡炳文、韩治远、刘绍勋等均为辽沈名医。
马二琴弱冠坐诊，后自己在大南关自宅前开春雨堂。名医彭静山为其弟子。
高振铎为四大名医中最长者，早期亦担任奉天医学研究会会长。
他在大东门里经营志仁堂药店。
高振锋为医界名流，早年受聘为张作霖的27师军医官。
1918年，海内名医张锡纯在奉天出版名著《医学衷中参西录》，即由高振铎及天地新学社全力支持，并由高审校写序言。
张锡纯行医奉天，与马二琴等人频繁交流中医学问过丛甚密。
四大名医之沈宗之早年学徒于名医朱昆山。
1910年，他便在小南关开设益善堂，最擅治内科疾病 ，尤擅温病。
“沈、马、刘、高”四大名医均担任过奉天医学研究会会长，
1924年，刘冕堂、马二琴、沈宗之还共同创办了《奉天医学杂志》，
这是东北最早的中医杂志，亦为中医史上的一大硕绩。
九一八事变后，日伪利用所谓的“满蒙汉药输入编制组合”等律令，对中医药业进行控制。
1936年沈阳市内有中药店277家，到1945年8月，仅存维持生计的180户。
1940年日伪对中医已八年不发新许可，中医汲汲可危。
是马二琴先生凭中医妙手迫使日本人低头承认中医，这是另话。
正是这样一大批名中医成就奉天中医一个顶峰。
1945年8月，辽宁省统计：全省有中医6106人，蒙医116人；西医只有2963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