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尊什么“经”？重什么“道”？

徐爱向老师请教了“尊经重道”，在王阳明心中，什么才叫“经”？什么才叫“道”？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至伏羲开始，到孔子这里已经是两三千年时间，中华文明开始达到一定繁荣的景象。孔子则是那个时代的集大成者，在“天下无道”的春秋时代，他站出来删述经典、尊经重道，即使各个国君都不用他、即使弟子也不理解他，他仍然为传道而奔波于世。

“四书五经”中的《大学》，是孔子得意弟子曾子所作，开篇第一句，大家都很熟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徐爱和王阳明谈到的“明道”，即是明明德（这也成了北宋五子之一程颢的号：明道先生），《大学》的三纲，其最高境界在于“止于至善”，这个标准在每个人的心中不一，但是达到这个境界的方法基本一致，即“定、静、安、虑、得”五个功夫。

以“定”而言，这个世界上不缺少有能力的人，但是缺少有定力的人。

王阳明也曾数次谈到“动亦定，静亦定”，意思是动静无常，随机而动，但要保持心中的定力，很难；面对诱惑、灾难、困惑、诽谤，在外界的言语下评论下，如何定得住，这是很考验个人水平的。

其次，“四书”中的《中庸》，是孔子孙子子思所作，开篇第一句：“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孟子》也谈“道”，例如：“夫道若大路然，岂难知哉？人病不求耳。”

“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

“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

“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

“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论语》中的关于“道”的论述就更多了，例如：“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

“朝闻道，夕死可矣。”

“吾道一以贯之。”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不仅儒家，道家“谈经论道”也颇多，相对儒家而言，道家中的“道”又是另一番意境，诸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

“反者，道之者；弱者，道之用。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

道家在这里明确提出“尊道贵德”。

兵家也讲道，如《孙子兵法》第一句话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

圣人“尊经重道”，孔子删述《六经》，王通仿作《六经》，北宋五子倡明理学（道学），陈白沙“自得之学”，王阳明“致良知”，湛甘泉“随处体认天理”，其最终目的是什么？

其实大道至简，以正人心也。

王阳明在与徐爱谈到“明道”之后，有一番比较长的论述，明确地表达了他心目中的“尊经重道”。

他对徐爱说：“你以为（现代人编著经书）是为了明道、为了返璞归真吗？其实不是，他们的实际行动又怎样呢？还不是在那里堆砌辞藻、哗众取宠吗？天下大乱，人心不正，是从重视空虚的文论而轻视实际的行为开始的。如果要使天下大道昌明，其实大可不必解释《六经》了。删述《六经》，是孔子不得已而为之。因为从伏羲画卦到文王、周公，这期间论述《易经》的著述，像《连山》、《归藏》等等，众说纷纭，不计其数，使得《易经》的道理大乱。孔子发现天下爱好虚文的风气逐日盛行，知道这些学说将发挥得没有限度，所以借推崇周文王、周公的论述，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把握《易经》的核心宗旨。这样一来，众说纷纭的学说都被放弃，天下《易经》的言论才得以统一。”

对于《六经》后来编著者的混乱，王阳明举了一些例子：“《尚书》自《尧典》、《舜曲》、《大禹谟》、《皋陶谟》之后，《诗经》自《周南》、《召南》之后，像《九丘》、《八索》这样淫逸邪荡的诗词不知有成百上千篇。《仪礼》、《乐经》的名称、实物、仪则、数目，也多到无法数清。孔子都对他们作出了删述修正，然后种种说法才得以消停。自秦汉以后，繁文缛节的陋习越来越严重，天下越来越混乱，想要彻底消除这种陋习，已经完全不可能了，如果仿效孔子的作法，收录并表彰那些与经道最接近的，其他各种荒诞悖论，也就会渐渐消失。”

以上节选自《江波讲传习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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