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汉代对于中国历史影响的深远至今深深的烙印在我们民族的称呼上，在那个时代能够与横跨欧，亚，非三州的罗马帝国比肩的也只有中国的汉帝国。

        三代以来，从黄土高原上走下来的炎黄子民，逐步的扩展着自己的生存空间，并且不断的将周围的土地稳步的纳入自己的版图，这是一个缓慢而充满了反复的过程，首先是黄河流域，接着是长江流域，沿着适宜农耕的土地进发，直到近代的对于满洲森林的开发。

        这种充满了反复的开发过程也伴随着早期国家形态的建立，部族之间通过血缘为纽带的联系逐步转化为以对于文化的认同感为标准的族群划分。这种在发展过程中更为重视文化认同的心态是中国与罗马最大的不同，某种意义上，这决定了之后中华的大一统和欧洲罗马之后再无罗马的分裂。

        农耕文明的曙光赋予了我们的祖先更为优越的武力支持，与现在传统观点所认为的不同的事，农耕文明比游牧文明先进的原因，不光在于农耕能够生产更多的粮食，喂养更多的人口，组成更多的军队，更重要的是，手工业很早的就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充足的劳动力和技术传承能够保证大量的矿石的采集和冶炼，来去如风的匈奴骑兵长期以来的装备劣于汉军的骑士，北方蛮族大规模铁制武器的普及甚至要延迟到辽宋时代。而正是由于这样的优势，中原的王朝一直保持着对于北方游牧民的优势，直到五胡乱华的开始。

       刘皇叔卖着草鞋的时候，曹孟德和袁本初正在祸害京城中的良家女子，一个是有着皇室血统的偏远皇族，两外两个，也都是门阀显赫的世家子弟。东汉末年至三国鼎力之间，也依旧是古典文明的末日余晖，出身低微者尚未得到出场机会，在讲述这个故事之前，我们先来探究一下古代中国的政治规律。

       立功之大莫过拥戴，所谓从龙有功的人，说到底就是在政治投机中找到最后的绩优股，这个股不用当时就是高点，真正智慧的人懂得做长线操作，最终吃定市场，像袁绍，四世三公，一出场就背景深厚，高干子弟之中的高干子弟，结果最后还是辛苦一场，为他人作嫁衣裳。而曹孟德尽管开局不利，但是有着极强的短线操作能力，最后一步步的做大做强，也实属不易。

        跟着开国皇帝打天下的人，图的也很简单，五子登科，升官发财，是土地，金钱，女子，地位，是上权力。刘邦当年打天下，开空头支票无数，哄得一堆穷哥儿们为自己出生入死的，到了结束，又开始玩资产兼并重组，让人家什么也得不到，显然不厚道。

        刘秀显然没有他老祖宗的胆大心细手段狠毒，一句“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娶阴丽华。”倒是道出了自己率性的一面。

       上位者永远不可能道德优良与治国有方共存，资源有限，分割无数。东汉开始，中国的士族们开始过上了一个快速发家致富的日子，出行浩浩荡荡，动辄千人，家中屋舍无数，在没有城管的时代，可以到处违章盖别墅，还有仆人伺候，没有国土资源部的遥感卫星，圈占个把土地也不是什么大事。但是最可怕的是，他们开始拥有了自己的武装：部曲。

        大户人家安置些人手看家护院的其实也无可厚非，毕竟那个年代一没保险公司，二没专业保安公司。在那个治安基本靠狗的年代，毕竟，地主家里的余粮不光是国家惦记着，难保不准有些人喜欢玩打家劫舍的勾当。中国传统对于劫富济贫的豪侠都是十分敬重的，更何况汉代中国最后一点的侠士的风气还尚存，豪侠仗剑四方，可不是闹着玩的。

        中国作为一个共同国家的形成持续了漫长的过程，但是老祖宗留给我们一笔最宝贵的财富就是对于统一植入基因的执着，分裂带来的痛苦和屈辱深深的进入我们的记忆之中，一代代的传下来，所以即使是到了中国近代，广东的陈济棠仗着广东的富庶与中央分庭抗礼也不敢提分裂之事。即使是实际上裂土为王，名义上也得跟曹阿瞒学习，把中央共主当着菩萨供着。

       中央要控制地方，就需要任命地方官员，行使中央权力，东汉一来为了削弱地方权力，二来也确实是经济发展，人口增多的管理需要，在州，县之中又加了郡，形成了县，郡，州三级的地方管理体制。

        任何一个现代国家，军队都是直属国家，且军民分治，美国的州长权力再大，可以不把联邦的法案当回事，也无权动用军队，因为军队的控制权在中央，换句话说，地方自治的前提是承认中央的统一，并且军权，外交权，和立法权都收归中央。但是在汉代，乃至西晋时代，这一点无法实现，技术上不可操作。中国中央王朝的扩张是一个缓慢的过程，首先开发的地区主要在黄河，关中地区，一直到唐代，国家的武力依靠还是关中健儿，而在南面的长江流域，特别是崇山峻岭之中的地方，还有很多不服“王化”的少数民族，在北方，匈奴，鲜卑这些马背上的民族还在虎视眈眈，而在而在西北，羌人则伺机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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