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心”“定心”“修心”与“心猿归正”
——心学影响下的《西游记》之“现代性”
一、传统文化，“现代性”与阳明心学
（一）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
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有如下几点：以思想为桥梁，提供中国社会思想文化整合力量；以其“美育”“濡化”功能，保证社会各方面协调运转并为经济增长提供潜在动力；以传统道德精粹为社会主义新道德体系的建构和公民现代人格的塑造提供精神资源，为现代生活观念提供指导等等。
（二）“现代性”与“现代化”
所谓“现代性”，是指启蒙时代以来的“新的”世界体系生成的时代，一种持续进步的、合目的性的、不可逆转的发展的时间观念。现代性推进民族国家的历史实践，并且形成民族国家的政治观念与法的观念，建立高效率的社会组织机制，创建一整套以自由民主平等政治为核心的价值理念。
而所谓“现代化”的核心内涵，是集采众长之和以适应现代状况、顺应未来趋势，具体表现为心灵、技巧、管理、环境等严整多层的集成过程；而心灵的“现代化”，就是思想“现代化”，在精神维度上分为以“追求个体独立精神的存在、独立思考、自我意识、道德自律、自由权利和艺术自主”为特征和的主体性原则以“求真批判”为特征的理性原则。
思想的现代化需要文学的“现代性”来成就。正如鲁迅、周作人改造国民性的文学观念为中国现代文学提供了关于人的现代化的文学主题一样，以“现代”的眼光发现人、表现人的世界，并赋予它以符合现代人审美趣味的现代语言形式，是在中国社会大振荡大变革背景下作家社会责任感的集中反映，亦是于政治由高压趋向失控的明中后期兴起的王学左派思想馈赠于我们当下的“现代意义”。
（三）阳明心学中的“现代性”意识
阳明心学是明代著名思想家王阳明的心学思想，其精神内涵包括“心外无物，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等。从儒学内部发展理路来看，阳明心学思想从对程朱理学思想的批判而来，继承发展了陆九渊的心学理路并远接孟子；而在此基础上同中有异的是，阳明心学的人性观念在更大程度上摆脱了圣王观念的限制， 秉持“圣人不是千篇一律的偶像、个体可以随才成就”的理念思想。相较陆九渊心学的精英化倾向，阳明心学所持的是一种具有近代启蒙意义的平等思想，其张扬个性、肯定自我价值、追求完美人性的思想和倾向，用现代的眼光看，无疑具备相当程度的“现代性”。
二、“放心”“定心”与“修心”：《西游记》中的“现代性”
（一）“心猿”：《西游记》与心学
《西游记》与心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明中后期，王学左派遍布天下；与此同时，明代狂禅之风颇盛。二者相结合并在社会上广泛传播，促使人们在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上发生变革：即以批判性思维去对待传统、自我和人生。这为明代复苏人性、张扬个性思潮的兴起营造了氛围、启发了思路。成书于此时的《西游记》作为一部神魔小说，在其奇幻神异的故事之中、妙趣横生的笔墨之外蕴含着的某种深意和主旨，即是被明代个性思潮冲击、改造过了的心学。
《西游记》想通过悟空的形象来宣扬“三教合一”化的心学是一目了然的。心学的基本思想是“求放心”、“致良知”，即是受外物迷惑而放纵不羁的心回归到良知的自觉境界。在《西游记》中，主要从三方面表现出来：第一，《西游记》特选“心猿”这一典型的比喻躁动心灵的宗教用语来作为孙悟空的别称；第二，一些回名、书目诸如“灵根育孕源流出，心性修持大道生”“九九数完魔灭尽，三三行满道归根”等不少就是用修心炼性的术语所构成的，在书中的诗赞中议论悟空道“心即猿猴意思深”亦是清楚地表明了作者是把孙悟空当做人心的幻相来刻画的；第三，全书构架分的“”孙悟空大闹天宫、“悟空”被压于五行山下、“悟空西行取经成正果”三个部分，分别隐喻了放心、定心、修心的全过程。清楚可见，《西游记》在总体上十分鲜明地宣扬了与道家“修心炼性”、佛家“明心见性”相融合的心学。
（二）“放心”“定心”与“修心”：悟空形象的“现代性”
《西游记》的作者在改造和加工传统的大闹天宫和取经的故事时，虽纳入了时尚的心学框架，但心学本身在发展中又有张扬个性和道德完善的不同倾向。《西游记》在具体的描绘中，实际上所表现的精神明显地突击、超越了预设的宣扬“明心见性”，维护封建社会的正常秩序，但客观上却肯定、张扬了人的自我价值和对于人性美的追求。
孙悟空这一形象尤为鲜明地包含着作者的理想和时代精神。前七回中，悟空刚出世不久，就有着“不伏麒麟辖，不伏凤凰管”的个性，未得到天庭对其尊严的承认，他就“先偷桃，后偷酒，搅乱了蟠桃大会，又窃了老君仙丹”，反出天门。这种希望凭借个人能力去自由实现自我价值的强烈愿望，正是明代个性思潮涌动、人生价值观转向的生动反映。从孙悟空横空出世到大闹天宫，作品通过刻画一个恣意“放心”的“大圣”，有限度而不自觉地赞颂了一种与明代文化思潮相合拍的追求个性和自由的精神。
如果说《西游记》前七回主观上想谴责“放心”之害，客观上倒是赞颂了自由和个性的话，那么第七回就是以“定心”为转机，以后取经“修心”的过程，则反复说明了师徒四人在不断扫除外部邪恶的同时完成了人性的升华，孙悟空最终成为一个有个性、有理想、有能力的人性美的象征。孙悟空在取经过程中，仍然保持着鲜明的桀骜不驯个性：他从不轻易对人下拜，就是见了玉皇大帝、太上老君，也只是唱个喏便罢了，对于那个专门用来束缚他的紧箍咒，则一直念念不忘能“脱下来打得粉碎，切莫叫那甚么菩萨再去捉弄他人”，这都表现了取经路上的孙悟空还是那样的反对束缚、尊重自我和向往自由，具有一种强烈的个性精神；然而，此时的孙悟空毕竟不同于以往的齐天大圣，他肩负着协助唐僧西天取经的崇高使命，成为他坚韧不拔追求的一种理想的象征。为了实现这一理想，他不惜翻山越岭、擒魔捉怪，吃尽千辛万苦、排除重重困难，这种为实现理想而奋斗到底的献身精神和强烈的个性精神相结合，呈现出了独特的英雄风采。随着他历经八十一难，扫除众魔，自己也由魔变成了佛，使他的品格散发出经磨难锤炼而升华的独特光彩，成为明代中后期人们所普遍追求的人性美，孙悟空也逐渐成长为一个有个性、有理想、有能力的人性美的象征；这亦是《西游记》一书的“现代性”的体现。
三、“心猿归正”与“金箍咒”：《西游记》的“现代性”困境
“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受心学影响下的《西游记》既有着先进的“现代性”的一面，又有着其时代局限性的一面，这也就《西游记》一书中的“现代性”困境。
孙悟空是个喜剧还是悲剧呢？笔者认为，悟空其喜为脱离罪籍、取得真经、修得正果，而其悲则主要为“理想覆灭、名存实亡”，而这就是该书的“现代性困境”。
这在该书的前七回有所铺垫和暗示。作者实质上并不赞同孙悟空“不分上下乱规箴”，不希望否定整个宗法等级制度，所以，当孙悟空“欺天惘上”，叫嚷着“将天宫让与我”时，作者便设计了让如来佛轻而易举地将孙悟空压在五行山下的情节，形象表达了封建等级社会秩序和维护这个社会的思想根基根深蒂固的的主题思想。在取经完成后，悟空获得了获得了“斗战胜佛”的荣誉封号，看似取得了圆满结局。然有句话说的好：“人生每一件礼物，都标好了价码。”悟空的无上荣光以什么做了代价呢？ 笔者认为，他最大的悲剧是自由精神的磨灭。
所谓的“心猿归正”是孙悟空进入体制，丧失自由的结果。悟空是个性解放理想的化身，而当他开始被驯化的那一刻，这个形象的艺术光彩就开始黯淡。有学者评论：“取经之于取经人而言，是一个由仙界——凡间——回归仙界的历程。取经队伍的一师三徒一马，本系神佛之界的人物，兹因误犯禁令而被贬落人间。取经对他们而言，便是一种‘将功折罪’、‘改邪归正’的灵魂自救行为。”看似很有道理。但罪又是什么罪，邪又是什么邪？评论本身还有一句“玄奘原是佛界的金禅子，只为无心听佛讲而被打入尘凡”，值得细品。取经团队的其他三人，孙悟空因大闹天宫而被压五行山下；猪八戒原为天蓬元帅，因调戏嫦娥而遭贬；沙僧原本天上的卷帘大将，因“失手打破玉玻璃”而被贬流沙河；白龙马原是西海龙王敖闰之子，因烧了殿上明珠险些遭杀。”这个问题很值得深究：取经团队五人，除了孙悟空和猪八戒外，其他人犯的错误，又有多大？对应的惩罚又有多大？这个惩罚方，真的公平公正吗？
这个问题在《西游记》一书中没有值得信服的答案。笔者看到的是作者对这些苦难面前持有的逆来顺受的态度，没有思考更没有质疑过这些苦难的合理性：天庭和佛祖真的神圣公正吗？倘若取经团队诸人所谓的“罪行”本就是残酷专制下的冤屈产物，那赎罪的意义又何在呢？在历史上，德国新教运动中教皇兜售赎罪券也是应用的这般哄骗理论，但富有独立精神的西方人不买账，不盲从，掀起了新教运动；而与之相对照的同时期的作者及以他为代表的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呢？这群从小被教育做猫的人，囿于从未见过真正的虎，难以突破猫的框架而最多弄成“四不像”，这就是作品和作者不可避免的时代局限，也是孙悟空的反抗不彻底性的根源。
追本溯源，封建专制制度过早建立的中国古代，根本上缺乏欧洲如古希腊民主制度公民大会等那样民主精神蓬勃发展的沃土，历朝历代的高压政策和专门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儒家教化思想共同促成了个人潜意识和集体无意识的奴化服从思想。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高明之处在从潜意识层面控制人的思想，这即是紧箍咒从显性到隐性的转变；而参考弗洛伊德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沙皇‘认同’”现象的分析，让悟空习惯、服从于这种迫害甚至产生敬服崇拜心理，甚至为虎作伥，成为一个自觉的卫道士，迫害以牛魔王为代表的原本同是被压迫者的妖怪，则喻显封建专制制度真正的“吃人”本质。从叙事学的深层结构上分析，悟空的命运显示了一种反抗注定失败的“宿命论”：塑造了一个英雄，却仍没有从思想上冲破体制的牢笼；看似摘下了“紧箍咒”，却心甘情愿地戴上了“金箍咒”，这便是时代给予这部书的最过悲哀的“现代性”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