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

老刘进了屋，正在做笔录的民警李子一看是老刘进来了，赶紧站了起来：“师傅，您来啦。”李子是老刘的徒弟，所以李子对老刘从来不叫官衔，只叫“师傅”。老刘“嗯”了一声，用眼神询问李子：怎么回事？李子赶紧给老刘介绍：“昨晚上让人给抢了，”一指周贵，“这就是事主。”

“抢劫？”老刘走过来一边拿起桌上的笔录，一边冲着周贵问：“几个人抢的？拿凶器了吗？什么凶器？”周贵欲言又止，低下了头，这边，李子发出了“吭吭”的声音，老刘纳闷的回头一看，见李子鼓着嘴，瞪着眼，脸憋得通红，明显是想乐又不敢乐，不敢乐又憋不住。老刘瞪了他一眼，不问了，自己低头看手里的笔录，还没看完，自己也忍不住了，假装低头咳嗽了半天，才把涌上来的笑意给压下去。这笔录做的不错，李子问得详细，周贵答得实在，不光冻白菜帮子写上了，连尿裤子都写上了。老刘忍着笑，又把这个笔录仔细的看了两遍，一抬头，见李子正伸手去抓桌上的电话听筒，老刘一把按住了他的手：“干嘛？”

“给刑警队打电话上报啊。”李子纳闷的回答。这是派出所的处理流程，还是老刘教给自己的。

“别报了，这事交给我处理，你别管了。”接着，老刘撇下了一脸不解的徒弟，转身对周贵说：“除了钱给人抢走，你还受伤了吗？”周贵摇了摇头。“除了钱以外，还有别的财产损失吗？”老刘接着问。周贵又摇了摇头。“抢走了多少钱来着？”老刘俩眼看着笔录问。“三十二块七毛八。”“嚯，工资不低呀。”“前俩月刚涨了七块钱。”

“行了，”老刘把笔录仔细的折叠好，放进自己的警服上衣兜里。“你们先回去，明天……唔……后天吧，后天我值班，后天你下了班先回家吃晚饭，吃完晚饭到所里来找我，我把你的钱一分不少的还给你。”周贵两口子一听，真是喜出望外，赶紧忙不迭的答应，然后千恩万谢地走了。

送走了周贵两口子，李子憋不住问师傅：“您真有把握把周贵的钱给找回来？还后天晚上还给他？”老刘脸一沉：“你怎么这么多废话？不是不让你管了吗？该干嘛干嘛去。对了，我跟你说啊，嘴严实着点儿，这事要是传出去，人家周贵可真没法儿再在胡同儿里住了。”“我知道。”“知道我也得嘱咐嘱咐你。凡事多想着点别人，是给自己积德，要不怎么说‘公门里边好修行’呢。”老刘说着，一拉门走了。

当天晚上，老刘直接就去了二子家，二子没在家，大头和他爸下了班正吃晚饭。一见是老刘进来了，有点意外，还有点不知所措。老刘对大头他爸说：“二哥，你们先吃饭，吃完了咱们再聊，哎，那什么，二嫂，您别沏茶，我不渴。”说归说，老刘还是端上了大头他妈给沏上的一碗茶，点了支烟，喝着茶，慢慢抽着。

大头和他爸不知是怎么回事，这饭也就吃的是“味如嚼蜡”，一家人匆匆的吃完晚饭，大头的小妹妹把家伙撤了下去。老刘把大头和他爸叫到一边，说了一下抢劫的事，但是没说冻白菜帮子和尿裤子。最后老刘说：“这事十有八九是二子领着的那帮孩子干的，你们自己把他找回来仔细问问，把抢的钱还回来，这事就结了。二哥，咱们住街坊好几十年了，你这几个孩子也是我眼瞅着长起来的，我不愿意太干嘛，要换了别人肯定不能这么干。”说着，把抽着的烟头往地下一扔，用脚踩灭，顺势站起身：“得啦，该说的我都说了，老街坊的面子我也算是给足了，但是，只此一回，下不为例。得，我走了。”

送走了老刘回到家里，大头他爸气得是浑身发抖，脸色煞白，他妈直接就躺床上了，一边捯气儿，一边抹眼泪。大头二话没说就出去了，在一个酒馆把正在和小兄弟们胡吃海喝的弟弟给找了回来。一进院门，大头就给了兄弟一个“得和勒”，接着就是一顿“胖揍”。大头揍他兄弟不像他爸爸，不抄家伙，也不使“嘴巴、拳头、窝心脚”，而是用“撂跤”——用院里铺的砖地揍兄弟的屁股。开始二子还嘴硬，不承认是自己抢了周贵，后来“挺刑不过”，只好全招了。还在哥哥的威逼之下，从家里小厨房的角落里翻出了周贵包钱的手绢包，只是这几天已经花了七块多了。

大头从家里拿了七块多钱，补齐了三十二块七毛八，一大早就去胡同口等着老刘去了。冬天天亮的晚，这时候天还没亮呢。老刘骑着自行车上班，刚一进胡同口，突然从黑灯影里站起一个人来。把老刘吓了一跳，借着路灯仔细一看，见是大头。大头把周贵的手绢包交给老刘，然后冲老刘鞠了一个躬：“刘叔，我爸让我代表我们全家谢谢您。”老刘接过手绢包，揣进裤兜里，“嗯”了一声，冲大头挥了挥手，一骗腿，上了车，上班去了。

且不提老刘怎么把钱还给了周贵，单说大头一家。这事是过去了，可是大头和他爸妈越想越不是味儿，越想越害怕：二子这个“是非精”要不想点办法，早晚捅大篓子。思来想去，还是大头出了个主意——把二子送老家去。一是哪儿穷乡僻壤，二子没什么可闹，二是离了他这帮“狐朋狗友”，二子也就折腾不起来了。说办就办，不到一礼拜，二子就在哥哥大头的“解送”之下，回农村老家了。这一去就是好几年，也就有幸躲过了83年那场“严打”。

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国际国内政治风云的变幻，快得像厂甸庙会的风车。先是邓小平访美，跟“美帝国主义”的总头子吉米.卡特先生拉了手，接着又在南边跟“同志加兄弟”的越南人动了手，期间还掺着苏联，趁着南亚的一个叫阿富汗的小国内乱，对人家下了手。不过这些，对于胡同里的人来说，除了给茶余饭后的谈资增加了一些“作料”以外，并没有对他们的实际生活产生多大的影响。几百年政治中心的文化侵淫，早已给北京人养成了处变不惊的性格，甭管外边闹什么“哩格儿楞”，自己家的日子该怎么过还得怎么过。可您要说外界的变化对胡同里没有一点影响，倒也不太准确，这不，几个月的功夫，胡同里脚跟脚的就发生了三件大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