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5-08我的母亲 - 草稿

口述:娅娅        整理:防水专家

  十八岁,是一个喜欢幻想的美好年龄,芳花。但我的心一直在模摸糊糊的想像着她的十八岁。

二十年前,在贵州省南部一个偏远落后的小村子里,举行了一个婚礼。新郎是一个五十多岁,瘸腿残疾、矮个子。新娘是一位十几岁的小姑娘,瘦小的体型、脸上泪迹斑,眼晴呆滞地站在新郎旁边。

新娘名叫小芸。两个月前,她是东莞永兴电子厂的一名打工妹,下班之后,她和厂里的几个姐妹去街上玩,一个人走丢了,迷了路,被人贩子骗去。人贩子把她卖给了一个偏远的山村。买主就是这位瘸腿残疾。小芸被送来之后,被锁在一间石头砌成的小房子里,当天晚上,在这间小屋里,小芸在哭叫中被夺走了第一次。从此小芸开始了人间地狱的生活,那间石砌的小房子里,小芸隔三差五地被那个瘸腿残疾买主一次次蹂躏遭踏着,小芸渐渐失去了抗体,不再反抗,像是一只受过极度惊吓的猫咪,她不再哭闹挣扎,整天倦缩在小屋的一角。一个月后,小芸怀孕了。

    那个怀孕的婴儿就是我,小芸就是我的母亲,那位瘸腿买主就是我的父亲。或许每当我讲述起自己的身世,我的心里是的那种撕心的伤痛,你们永远无法理解。那种夹杂着亲情的羞辱怨恨、又揉合了父爱感觉不曾经历的人永远不会感同身受。许多年来,我一直在逃避,不愿意去想自己那个充满罪恶的身世,不愿意去面对那个这场荒唐的人间罪恶闹剧的罪人——我的父亲。

青涩懵懂

母亲怀孕后,家里放松了对她的看管,午后,母亲会在院坝里坐一会,有时在家里转一转,渐渐地对这座深山处的小村别样的习俗产生好奇。母亲开始干一些家庭里的小活,有时候也会帮奶奶烧火做饭。大家都以为母亲已经被驯服了,已经不再把她关在那间石砌的小屋了。其实,母亲每时每刻都在想着怎样逃出去。在一个漆黑的夜里,趁家人都在睡觉,母亲逃了出去。村子通往外面的只有一条小路,有的地方紧贴悬崖,村子四面是包围着一层又一层的大山,最关键的是母亲迷失了方向。那天晚上,母亲在一堆草垛下熬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天刚蒙蒙亮,母亲就顺着小路朝山出发了。在这个落后偏僻的地区,方圆十几里的几个村落大部分人都彼此熟识。生活在这愚昧落后,贫穷无知的大山深处的人,在花钱购买婆娘这方面,彼此相互非常团结。很快有人认出了这个徐家湾逃跑出来的女人,“那不是徐瘸子买的那个婆娘吗,怎么跑出来了”。母亲被拦了下来,很快,我的爷爷奶奶,叔叔及祖家来了许多人,拿首棍子、扁担,在一片恐吓与叫骂声中,母亲又被带回去关在了那间石砌小屋。

回来后,奶奶不知是担心母亲肚里的孩子,还是真的出于对母亲怜悯同情,变着法子给母亲做好吃的,经常和母亲一起拉拉家长,聊聊闲话,劝母亲多吃饭,自己的身体要紧,还郑重承诺,等孩子生完之后,就送母亲回去。后来,我出生了,母亲没有被送回去,奶奶的理由是,我不是男孩,生个男孩才算数。男孩传宗接代,男孩传承香火的观念在那里根深蒂固,重男轻女观念十分严重。后来我又有了一个妹妹,妹妹的出生我不记得,她小我一岁。两年后,母亲终于生了一个男孩,我的弟弟。奶奶的心愿终于了却,然而母亲的苦难并没有结束。弟弟出生不久,奶奶去世了,父亲年龄增长病情也开始恶化,失去劳动能力。这个本不富裕的家庭担子就压给了母亲,三个孩子需要抚养。其实,那时母亲也只有19岁,她分明也还是一个需要别人照顾,别人来爱的孩子。但生活的苦难就这样无情地砸在了她的身上。

我记事起,母亲似乎永远有忙不完的活,我和妹妹经常照看放在一个圆形大竹筐子里弟弟。早上把家里那只羊牵到后山,接上一根长绳,栓牢在地上。家里有三头猪,早饭后母亲背上背篓出去,然后背回一背篓的猪草,用刀剁碎,热水煮熟,掺上谷糠,喂完猪,已近中午。午饭后,干一些农活,这里耕地稀少,小块小块的旱地在陡峭的山坡,山脚下是一层层的小块稻田,农耕操作非常困难,庄稼的种植到收割,全部靠人力从陡峭的山坡上一点点地背,体力劳动强度,可想而知。母亲是一个在北方平原地区长大的孩子,但在这个苦难的地方,母亲被磨炼成了一个强汉子。卧马岭西坡有我家一块地,从我家徒步到卧马岭需要20分钟,小麦收割季,母亲一镰一镰收割完毕,打成捆,再背到家里院坝里,一块小麦割完,背完,母亲需要一个礼拜。背回来后,还需要再扎成一小捆小捆,然后在地上甩凶小麦。秋季,母亲要把一块地的玉米和秸秆一点点地背回来。我六岁那年,妹妹已能够独自照看弟弟,我开始帮母亲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活,成了妈妈的小跟班,我学会了剁猪草,喂猪,牵羊。多年之后,我才明白,母亲为什么拼命地干活,她心中一直在想着逃出去,离开这个穷山恶水的地方,而且要带着我和弟弟妹妹三个人。我八岁那年,母亲经过多年的劳动,家里有了一点钱,母亲要求带着我们回去看看,或许是家里的人察觉到母亲一走就不可能再回来了,遭到了爸爸爷爷、叔叔的坚决反对。他们的理由很简单,钱需要攒下来,将来给弟弟盖房子、娶媳妇用。那时的我,已经非常懂事,我知道妈妈是被人贩子拐卖过来,爸爸买过来的,也理解妈妈内心的痛苦与无耐,我公然站在母亲这边,支持母亲,父母气得一瘸一拐地追赶着打我,那是我第一次公然与家里对抗。母亲除了辛劳干活,总是寡言少语,记忆里从未看到过母亲高兴过。永远忘不了的是母亲那双忧伤的双眼,郁郁寡欢的面恐。

从我家走过几道的田埂小道,再穿过一座崎岖曲折的山路,便是我念书的村委小学。全校只有三个老师,一个老师教一个班的所有课程、也是所教班的班主任,年级也不全,只有小学一年级,三年级和五年级。我的老师四十多岁,是村委副主任的二哥,我们同姓的远家。他对我家的情况十分清楚,对我格外的关爱,那时候上学缴学费是家里很大的一笔花销,村里很多孩子很早就辍学了,在家放牛,放羊,稍大一些就去外面打工。我十岁那年,家里决定不再供我念书,因为我已经认识一些基本的字,也会算一些简单的帐,这已经足够了。母亲在这一件事上反对地非常坚决,他找到我的老师,要求让我先上学,等卖完猪籽后补缴学费。他同意了。在此,需要特别说一下这位有爱心,为人正直的老师,他叫谢晓东,后来在他的帮助下,我们母女离开了那个带给我们苦难的山村。现在想来可能是母亲求谢老师让我念书,缓缴学费那次开始,母亲会隔三差五和谢老师聊许多话。母亲告诉我,她在和谢老师询问我的学习情况,最后总会说,谢老师说你学习很努力,一定要听老师的话呀。

2009年的一天,中午快放学时候,谢老师把我叫到教室外面,他让我回去告诉妈妈,下午在家里,不要去坡地干活了。我回去告诉了妈妈,母亲沉默了会,眼睛湿润了。下午上课不久,谢老师让大家读书,又把我单独叫了出去,在教室东拐角处,两个默生一男一女。“这是你舅舅和舅妈,他们从河南来的,来接你们的,去叫上你妹妹,和你舅舅舅妈你们回家去吧!估计你妈也收拾好了。”谢老师对我说。叫上妹妹,我俩一路小跑在前,舅舅和舅妈跟在后面。母亲见到舅舅那天的其它场景我记不太清,我只记得母亲抱着弟弟,牵着我,父亲与母亲撕扯着弟弟和妹妹。有好几次,父亲被推倒在地,母亲抱着弟弟就走,父亲一瘸一拐地追出来,死死地抓住弟弟和妹妹。当时的场面非常的混乱而又伤心,不一会爷爷,我幺爸、我达还有二妈及祖家近门来了许多人,拦着我们不让我们走,舅舅突然抓起一把铁铲,大吼一声,“让开,今天谁敢阻拦,我把他头辟开。” 我也被吓傻了,危险场面僵持着,似乎马上要玩命。事情出现了转机,谢老师带着老队长来了,经过他们的调和。最终同意母亲带走我和妹妹,把弟弟留下。

我们翻过了几座山,又顺着山间田埂小道走了十几里路,在暮色没有降临之前来到了关溪小镇。第二天,坐上了一列开往河南焦作的火车。回来后,第一次见到外婆和外公,全家人禁不住流下了开心而又辛酸的泪水。母亲只有一个哥哥,我们只能暂住在舅舅家里。舅舅家里也是农村,并不富裕,一下子又添了几张嘴巴,日子久了,舅妈的不满日益明显,偶尔会指桑骂槐。母亲带着我和妹妹在城效韩楼租了两间房子,又通过房东将我和妹妹安排在了韩楼小学。母亲在小县城里干过各种零工,发过传单,早上零晨五点去早餐店打过零工,超市里做过导购,干过卫生保洁,加油站洗过车。后来母亲攒了一点钱买了个电动三轮车,开始卖荷叶饼,炸面筋。母亲的愿望并不高,只希望能够把我和妹妹养大,能够供养我们上学就行。母亲爱钱,但从不乱花,她会背着我们去垃圾堆里拣一些瓶子,纸板,也会用不多的钱给我和妹妹去买一些时令水果。用她的话来说,不想让自己的孩子看起来可怜巴巴的样子。初中毕业后,亲戚邻居都劝我的母亲让我和妹妹不要再上学了。想着母亲为了供我和妹妹上学,起早贪黑地骑个电动车,有时还被城管驱赶辛苦的样子,我也曾试着问过妈妈,“要不我不上学了。”母亲恨恨地瞪着我说:“你不上学,你干吗?你能干嘛?妈妈吃过的苦,受过的罪还少吗?”

高中住校,我和妹妹两个人吃一个馍头,一碗稀饭,很少吃菜。当时在班里有一个贫困学生补助名额,一年一千多元。班主任想把其中的一个名额给我,让我填写个申请表,当填写父亲栏的时候,我突然哭了起来。班主任问我怎么了,我说我不想要这个名额。班主任电话打给我母亲,了解了我家里情况。回家后,母亲告诉我,填表如实填就行了,咱家就这样,不用怕别人取笑,只要不撒谎,没什么丢人的。班主任也开导我,勇敢面对现实,生活中有的东西你越刻意去逃避,它越挥之不去,你越痛苦,有时候有去正视面对,反而会让自己轻松快活一些。

高考选报专业,听取班主任的建议,我选择了定向招生的师范类专业。我拿到通知那天,母亲笑得合不拢嘴,而我的心在流泪,这些年凭借一个女人的倔强与坚强她终于看到了自己的成就,为了供养妹妹和我,已经记不起她多少年没有买过衣服了。

在大学里,我第一次拿到奖学金的那天,我给妈妈买了一身衣服。大二,有名叫阿秭的男孩,走进了我的生活,一位愿意聆听我的故事,不嫌弃我的家境身世的男孩,我封闭的内心开始慢慢敞开。沐浴在爱情幸福中的我,有时会突然停下来,想起我的母亲,那个没有享受到爱情带来的幸福的女人。有一次,我和阿秭路过一个婚礼现场,看见台上的新郎新娘结拜仪式,我突然哭了起来,阿秭关切地问我怎么了?“没什么,我想起了我的母亲。”我淡淡地说。阿秭眉羽间闪着温柔,抚摸着我的头,说,一切都会好的,让它过去吧,还有我。一年多的交往之后,阿秭知道了我家的所有事情,他很心痛我,经常包容着我。我慢慢变得开朗乐观,偶尔还会头脑中想起母亲被拐卖,强迫拜堂的模糊画面,只是我不再流泪。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在豫南山区一所中学,开学不久,我把母亲接了过去。母亲感受苦着尽甘来的幸福,母女俩个对那过去的往事释怀,两人谈论着这里的山与贵州那边的山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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