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宫位于河北省南部，邢台市东北部。总面积860多平方公里，近50万人口。
自从汉高祖置县起，“南宫”这个名字就烙印在了这片土地上，已经走过了2200多年的历史。从朴实无华的街景中，从人们看重的GDP的数字上，也许你很难想见南宫曾经的辉煌，然而总有某种东西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沉淀，总有某些记忆在变化与恒常的纠葛中，渐渐清晰。这丹朱古墓的遗存，这南宫适襄周灭商的史典，这彤塔凌云的古迹，以及冀南抗战红都的誉称，连同开国领袖毛主席对南宫的关注等等，早已在南宫文明的深处生根发芽，并连同她固有的灵秀之气一道，化为了一种不绝如缕的文脉，代代相传了……
往事越千年，站在现实追思的岸边，在尘封千古中穿越，在那悠远的顾盼间，揭开时光的堆积，不时有灵动的光芒闪现。于是，一串串神秘文化的密码被破译了，一组组文化因子被唤醒了……
悠悠岁月——千年古县的足迹
在南宫市北环城路西口，矗立着一尊铜铸南宫适雕像，这是通向南宫历史起源的一条重要通道。
殷商末帝昏庸暴虐，民怨四起，神人共愤。周武王“八百诸侯会盟津”，拉开了伐商讨纣的序幕，南宫适就是重要的谋划者和实施者。在伐商前的誓师动员会上，武王言之凿凿“商纣王有许多百姓，但离心离德。而我虽只有治国能臣十人，但同心同德。纣王至亲虽多，可比不上我得众人拥护。”这其中的能臣十人就包括南宫适。灭商后，周武王即“命南宫适散鹿台之财，发钜桥之粟，以振贫弱萌隶”以示清廉亲民。在总结西周灭商的经验时，摄政王武王之弟周公旦更充分肯定了南宫适等人的功劳，他说：文王能承继大统，除得益于他克己修德、协和诸夏的善德善行外，“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闳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颠，有若南宫适”，这其中又提到了南宫适。因此周朝定国后，让南宫适等贤臣辅佐武王之子成王，“昔成王之为孺子，出则周公、邵公、太史佚，入则泰颠、闳夭、南宫适、散宜生，左右前后，礼无违者。故成王一日即位，天下旷然太平。”由此可见，南宫适在西周文、武、成王三代，德能皆优，地位显赫，堪称当世首功名臣。因此受到裂土分封之享，理所当然。可谓黄沙百战穿金甲，大破楼兰封侯还。南宫适采邑即今南宫之域，由此该域有了南宫之氏。关于这段历史，《史记》《尚书》《后汉书》等史典均有载，而最通俗的读本则有《封神演义》，书中的南宫大将军，就是之后封邑南宫的南宫氏始祖。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半个世纪的碾压，百年的厮杀，秦始皇再次统一了中国，他弃分封设郡县，南宫之域属巨鹿郡。汉灭暴秦，高祖作为郡县制的坚定推行者，始在西周名臣南宫适采邑之地置县，取其复姓南宫为县名，以示尊贤尚功。此后历数各朝代，尽管区域析并时有发生，但除两汉吕雉元年（前187年）、汉元帝元年（前179年）、新莽始建国元年（9年）等短期改县为国，改南宫县为序下外，南宫县名一直沿用至今，其县名使用时间之久远，为邢台市各县之最。
金人之梦——佛教祖庭的灵光
佛教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何时传入中国，说法不一，但南宫与佛法结缘史志却是记载明确的，那就是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嘉靖十五年修缮普彤塔时奉置塔上的铜佛背部铭文、收藏在北京图书馆的明嘉靖三十六年（1559年）版《南宫县志》及光绪十一年（1885年）刻制的《重修普彤塔庙碑记》，都确凿地记载了普彤塔的肇建年代为汉明帝永平十年，这比肇建于永平十二年的白马寺齐云塔整整早了两年。
永平拥佛事出有典。据《魏书·释老志》记载，公元64年，即汉永平七年某月日，在汉宫内曾为明帝奇异的金人之梦作过一次廷议。
那日夜，汉明帝梦金人飞空而至，似曾相识，但不知是谁。乃召集群臣，以占所梦。博闻广识的太史傅毅奉答，臣闻西域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梦将必是乎。帝以为然。即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一十八人往使天竺寻求佛法。
经过苦苦寻觅，终于在月氏国遇到了讲经传道的天竺僧人摄摩腾、竺法兰，并相约赴汉地传法。于是奉旨迎佛的队伍，伴着驼铃的悠扬，马铃的欢唱踏上了返程之旅。
一行人等风雨兼程，一路东来。行至南宫，明帝刘庄觉悟了，蔡愔、秦景兴奋了。迎奉佛法就意味着对传统信仰的扬弃和挑战，史无前例，是福是祸，国人能否接受？刘庄思考着。南宫是太上皇光武帝刘秀遇难呈祥的福地。更始二年（24年）在伪汉帝王郎大军围追堵截的关键时刻，至南宫若不是得神人相救，怎有后汉的基业？将是为何物尚不十分明了的“佛”直接引入帝京，未免过于唐突，若先在足可避祸的“福地”南宫“试点”，稍试延宕，再行推广岂不更为妥当？臣子们盘算着。君臣遥相呼应，一拍即合，于是在“功业自此而成，事业自此而始”的福地南宫先期兴建了普彤塔、普彤寺。自此南宫便有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佛塔、最早的佛寺、最早的传经道场，成了中国佛教开山鼻祖摄摩腾、竺法兰最早的“驻锡”之地。
有了这四个历史之最，就足以确立南宫在佛教史、佛教界以及善男信女心目中佛教圣地的地位了。普天率土咸归信，彤日皎月共朝宗。作为“释源”“祖庭”的南宫，对于周边侍佛礼佛之风的形成，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期间受政治经济形势的影响，尽管有时呈阶段性的兴废起落，但跨越两千年而未衰。据考，就目前所知，仅在南宫，见诸史志、寺额明确的佛寺有52座，若再加上有出土佛造像，寺庙名额待考者2座，总计共有54座。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定觉寺那通被列为河北省第二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寺碑——《大隋南宫令宋景之碑》即宋君碑。目前我省隋碑原碑尚存者不过4通，无疑宋君碑当为稀贵之物。此碑不但稀有，而且艺术价值也堪可称道。明万历南宫县宰邢侗，与董其昌、米万钟、张瑞图并称“晚明四大家”，其立足自身的鉴赏力，曾对此碑给予“文章、篆、隶足称三妙”的誉评。更加弥足珍贵的是它的文献价值，它记录了开皇十一年（591年）“乃诏州县，各立僧尼二寺”这一汉传佛教史上第一次，恐怕也是唯一一次全国范围内“敕建”尼寺的重要信息。
敕建尼寺在我国佛寺建设史上可谓不胜枚举，但令全国州县普建尼寺，且是“敕建”，实为中国佛教史上之大事，可谓绝无仅有。对此，中国近代著名国学大师汤用彤先生的专著《隋唐佛教史稿》、被誉为我国宗教学重要奠基人之一的方立天先生主编的《中国佛教简史》、郭绍林教授主编的《洛阳隋唐研究》、史学博士冯金忠先生的专著《燕赵佛教》及各大佛教网站均引证此语，作为佛教大事及佐证隋文帝复兴佛教和君权弘教威力的重要依据。而记载这一诏令的不是官藏诏书，不是文献典籍，而正是南宫的宋君碑，由此足见这通寺碑的文献价值。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宋君碑为我们研究隋朝佛教史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历史资料。
风云际会——冀南抗战红都的诞生
研究河北党史，离不开冀南；而研究冀南党史，则离不开南宫，这是在党史界形成的一个逻辑共识。
南宫是冀南革命斗争的重要发源地，境内红色遗址星罗棋布，具有重要历史纪念意义的遗址有30余处，而其中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就达6处之多，堪称一座没有围墙的红色博物馆。2005年，河北省委在全省确定了三十处红色旅游重点景区，全国重点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冀南烈士陵园，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八路军129师东进总队司令部旧址就纳入其中。南宫作为红色文化资源的重要聚集地，红色文化是她的一张日久弥新的金名片，而真正使南宫声名远播的则是境内丰富的抗战文化资源。
八路军129师东进抗日游击纵队的进驻，奠定了南宫抗战文化资源的基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为响应党中央建立抗日根据地开展“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的号召，1937年11月12日，八路军129师首长和晋冀豫省委领导在山西和顺石拐镇召开会议，研究做出了开辟冀南抗日根据地的重大决策。于是八路军129师抽组5个连组建东进抗日游击纵队，由386旅副旅长陈再道任司令员、晋冀豫省委书记李菁玉任政委，西出太行，跨越平汉线于2月1日到达冀南腹地南宫，一周后进驻南宫县城。随后，邓小平、刘伯承、宋任穷、徐向前、杨秀峰、马国瑞、刘志坚、陈赓等同志也先后到达，可谓群英咸集，风云际会。他们建党、建军、建政，从而加快了以南宫为中心的冀南平原抗日根据地的创建步伐。
1938年3月20日，在现市区内鲍家街成立了中共冀鲁豫边区省委； 4月27日，在现凤岗办事处保安村成立了冀南抗日游击军区； 8月20日，在现大屯乡孙李村成立了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冀南行政主任公署作为冀南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它的诞生，标志着在51个县3万多平方公里的冀南大地上，一个统一、坚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正式形成。南宫作为冀南平原抗日根据地的首府所在地，自然成了辐射冀南大地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从而奠定了其冀南文化核心区的基本格局，确立了其在冀南抗日斗争中“抗战红都”、“小延安”的特殊历史地位。
一个个重要历史事件，极大丰富了南宫抗战文化的内涵。1938年7月16日至18日，在东进纵队司令部，邓小平和徐向前、宋任穷会见了由刘白羽等陪同前来的美国驻华使馆武官卡尔逊。会谈中，邓小平揭露了美国政府暗中向日本出售战争物资的事实。1938年底至1939年初，在南宫，刘伯承、宋任穷三次与国民党河北省主席鹿钟麟会谈，邓小平两次会见国民党第十军团司令石友三见面，表明我党团结合作，共同抗日的诚意。对南宫一带反动会道门六离会数万人聚众叛乱的成功平息，显示了东纵首长们高超的政治艺术和军事指挥才能。在南宫期间，徐向前指挥的威县攻袭战，使我军一举掌握了对冀南腹地的控制权。陈赓指挥的香城固战役，创造了平原游击作战的“模范”战例，被写入八路军战史。被誉为“新中国金融的摇篮”的冀南银行，于1939年10月15日创立于现垂阳镇后索泸村，冀南钞票的发行，为根据地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经济支撑。
在南宫工作战斗中成长起来的一大批抗日军政干部，形成了南宫抗战文化资源的灵魂。冀鲁豫边区省委和东纵首长非常重视抗日军政干部的教育和培养，从1938年2月至1939年7月在南宫陆续创办了冀南抗日军政干校、冀鲁豫省委党校、冀南政治干部学校、冀南抗战学院。东纵首长和省委领导亲自上课，在1年多的时间里，共培养党政军干部4000余人，这些干部在后来开辟和坚持抗日根据地及新中国建立后的革命征程中，大都成为党政军民各条战线上的骨干领导力量。毛泽东、邓小平、董必武、刘伯承、徐冰、宋任穷、徐向前、刘华清、杨白冰等或曾在南宫工作战斗，或曾因各种原因来到过南宫，或与南宫有过直接关系的二十五位党和国家领导人，都与南宫结下了的深厚历史情缘，更为南宫这张金名片增添了不尽的生机和光彩。
学宫绝唱——南宫碑体的命名
“一笔好写，两口二黄”这既是南宫人的爱好，又是评价一个人有无文化的重要标准。其中一笔好写就是写字或曰书法。毫不夸张地讲，南宫爱书法、练书法的人比比皆是，究其原因，关键在于南宫有一个任何地方无法比拟的优势，就像市花、市树一样的“市字”——“南宫体”书体。
南宫书体，因张裕钊撰文并书丹的《重修南宫县学记》碑——书界称其为南宫碑——而得名的，为书法流派以地名命名之唯一。
张裕钊（1823—1894年），字廉卿，湖北武昌人，为“曾门四弟子”书文之首。著名教育家，曾任莲池书院山长。堪称学界硕儒，书坛宗师，被誉为中国书法从仓颉造字到毛笔字退出信息交流主导载体地位，整整一个历史时期的最后一位大师，而南宫碑正是其书、文的巅峰之作。
《重修南宫县学记》从“天下之治在人才，而人才必出于学”的论题出发，证引出只有废除“其弊已极”的“八股之文”，倡导“明体达用之学”，才会出现“风会之变、人才之奋”“人蹶而兴”局面的结论。整篇或纡徐疾促，或流荡凝滞，声气并茂，劲悍雄奇。观其碑书，劲洁清拔，碑骨帖姿，内圆外方，堪称书刻兼优、“文字双美”的艺术珍品。
从目前可见的资料看，玉成南宫碑这一文化项目的当有五人，分别是两位大师、两位县令、一位南宫老乡。“两位大师”即同为“曾门四弟子”的张裕钊和吴汝纶。张裕钊在莲池书院任山长时，晚清著名学者、文人和杰出的教育家吴汝纶正在冀州知州任上，而南宫则为冀州所属。“两位县令”是指时任代理南宫县令李传棣和继任县令陆植。“一位南宫老乡”则为时任莲池书院提调邢朝桢。
李传棣，字梅生，湖北孝感人。光绪十年（1884年）代理南宫县令后，即谋对自明成化十七年（1481年）所建之县学进行翻修，工竣后拜求同乡张裕钊“记其事”。请一个大师级人物撰文书丹，按常理润格肯定不菲，然而在张李之间因有同乡之谊，加之张裕钊对李传棣还有再造之恩，因此就少了这些计较。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其时正当碑学大兴之际，李传棣的创意恰为张公发挥其特长搭建了平台，点中了他那条始终兴奋的神经。“其碑已与李梅生及南宫绅士宋弼臣朝桢有约，刻成，当为我拓五百纸，并嘱任事者，督令工人精刻为要。”故而只开出了“为我拓五百纸”的润格。
张裕钊对此“刊之贞石，以垂无穷”之为，向来视之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可谓重视之至，撰文用功不亚于“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之卢延让，数易其稿，终不合意，而《重修南宫县学记》尚未脱稿，此时代理县令李传棣却已离任。至光绪十一年十月廿一日才成初稿，抄寄吴汝纶披阅后，经酌修，于光绪十一年腊月廿九日即除夕前一天定稿，再寄吴汝纶。一再叮嘱他嘱咐新任县令陆植不但要把刻石之事继续完成，而且还要找一个好的刻工，精刻为要。吴汝纶悉数照办，至此才算打通了南宫碑项目通向成功的“最后一公里”。
第五位重要人物南宫人宋朝桢，字弼臣。莲池书院毕业生，之后充书院提调。提调是负责综理院内事物的人物，似今单位的办公室主任，或协会的秘书长。宋朝桢是张裕钊决策的忠实执行人，因此被其倚如左右手，再加之宋有南宫地籍之利，因此在南宫碑项目实施过程中协调落实更为方便。尽管未见有关于宋弼臣在南宫碑项目中所做工作的更多文字，只有张裕钊在与吴汝纶通信中提到的一句话，但“其碑已与李梅生及南宫绅士宋弼臣朝桢有约”中一个“及”字透露了幕后的天机。试想若仅有决策而无执行，会有切实的成果吗？
南宫碑工竣，使南宫之域有了一通中外瞩目的名碑，在此工程中，吴汝纶的督责推动之功、李传棣的策划首倡之功、宋朝桢的协调沟通之功，均当彪炳史册。而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县令陆植成人之美且不争名利的品德，更应嘉赞。《重修南宫县学记》是陆植上任后成文的，但对陆植之功未述一字。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李传棣“葺而新之”了邑治之县学，而陆植真正成就了南宫碑。正由于他们的共同努力，才使一代硕儒宗师的功业更熠千古。
张范津 2017年9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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