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贤玉成南宫碑
张范津
南宫碑即张裕钊撰文并书丹的《重修南宫县学记》碑。
南宫碑即张裕钊撰文并书丹的《重修南宫县学记》碑之简称。
张裕钊（1823-1894年），字廉卿，湖北武昌人，为“曾门四弟子”书文之首。时任莲池书院山长即院长，著名教育家。堪称学界硕儒，书坛宗师，被誉为中国书法从仓颉造字到毛笔字退出信息交流主导载体地位，整整一个历史时期的最后一位大师，而南宫碑正是其书、文的巅峰之作。
读其为文，从“天下之治在人才，而人才必出于学”的思想出发，证引出只有废除“其弊已极”的“八股之文”，倡导“明体达用之学”，才会出现“风会之变、人才之奋”、“人蹶而兴”局面的结论。整篇或纡徐疾促，或流荡凝滞，声气并茂，劲悍雄奇。观其碑书，劲洁清拔，碑骨帖姿，内圆外方，不愧书刻兼优、“文字双美”的艺术珍品之誉，其书法的独特品格因南宫碑的泐刻而被书界称为“南宫体”，为书法流派以地名命名之唯一。
关于南宫碑的艺术成就和艺术价值，可谓“前人之述备矣”。然而至于何人玉成此事，却由于史料的缺失，至今尚不了然，因此有必要做一番探究。
从目前可见的资料分析，玉成南宫碑这一文化项目的当有五人。从他们的身份看，有两位大师、两位县令、一位南宫老乡。
“两位大师”即同为“曾门四弟子”的张裕钊和吴汝纶。张裕钊开篇已有介绍。吴汝纶(1840-1903)，字挚甫，安徽桐城人，晚清著名学者、文人和杰出的教育家，有“海内大师”、“古文宗匠”之盛名，时任冀州知州，衙署即在现冀州市。
“两位县令”是指时任代理南宫县令李传棣和继任县令陆植。
“一位南宫老乡”则为时任莲池书院提调宋朝桢。
对于南宫碑，张裕钊之作为，尽人皆知，毋庸赘述。而首倡泐刻南宫碑的李传棣则应细说。李传棣，字梅生，即《重修南宫县学记》中“摄县事”之“李君”。这里“摄”乃代理、代行之意，也就是说他是南宫的代理县令。他是光绪十年代理南宫县令的，任职仅一年左右。更重要的是李传棣湖北孝感的乡籍，与张裕钊同乡，特别是其家兄李佛生（笙）均与张裕钊、吴汝纶稔熟有加。李佛生（笙）何许人也，就目前所见文献，记载不多。但见《张裕钊诗文集》、《吴汝纶全集》多处提及，同时还收录了多篇与之往来书信、唱和诗文。如光绪初年李佛生因过得究，被劾罢官，张裕钊得知后不仅作《送李佛生序》“索一言以为赠”，而且还致信劝慰，“知足下必不以一官置意中……力所能谋谋之，所不能谋，则听之而已，固亦不足恤也。”（《张裕钊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94页）为替佛生求情，吴汝纶则放下身架向友人写信请托，“某处此馆三年，旧时交游，凡有请托，一概谢绝，不敢出位妄言，人亦谅之，相安若素。近有一事，不能不破例上闻者：署定兴令李传棣，亦执事所识，其兄李佛生……近为一小事撤任”，解释“破例”的原因是，“某与其兄弟，交游廿余年”，“与为至交”（《吴汝纶全集》黄山书社2002年版，第三册第54、55页），言辞恳切之至。由此可见张、吴、李三人关系之密。
而从张裕钊与吴汝纶来往信件所议之事看，李传棣之摄南宫县令，很有可能是张裕钊抑或张裕钊与吴汝纶“合谋”，利用张在保定与直隶总督府相近，特别是与时任署理直隶总督李鸿章同为曾门弟子、“文武双臂”的特殊关系，为李传棣“运作”而成的。是否史实，姑妄说之。
李鸿章同治九年（1870年）九月任直隶总督，至光绪八年（1882年）三月，其母丧奏请丁忧，直隶总督则由两广总督、李鸿章淮军重将张树声署理。李鸿章奔丧两个月后，适逢朝鲜兵变，李被急调天津接办通商大臣事物，此时直隶总督虽仍由张树声署理，但实已由李鸿章接任。光绪九年六月清廷调张树声回两广总督原任，以李鸿章丁忧未满故直隶总督由其署理，至光绪十年八月五日再度实授。在此间，于光绪十年（月份不详）张裕钊在给吴汝纶的信中已透露，“贵署南宫一缺，方伯已函禀傅相，商定以梅生委属（代理），刻下专俟尊处查覆严君事迹，详到即行挂牌。”这里“方伯”是对布政使的尊称，“傅相”是指李鸿章，“详”为旧时的一种公文，“挂牌”即挂牌公示。因为这是人事秘密，所以张裕钊一再嘱咐“此事自弟而外，无一人知者，千万秘之。必祈阁下赶紧详上，万勿迟延为要”。并且要求“此纸阅后祈即付掌烜氏，切切。”（《张裕钊诗文集》第475页）“即付掌烜氏”即烧掉。而李鸿章实授直隶总督未至一旬，便公布了对李梅生的任命。因此，光绪十年八月十三日张裕钊在给吴汝纶的信中称“梅生经藩署牌示，委署南宫。足下得此贤能为署吏，相得益彰，想喜可知也。”大功告成，喜之必然。而安排南宫任职，恰又为密友吴汝纶的属下，更便于关照，有无这方面的考虑尚不得而知。
李传棣赴任后，即谋对自明成化十七年（1481年）移建今邑治之县学“葺而新之，期年而工竣，乃走书属裕钊记其事”。（《重修南宫县学记》）。请一个大师级人物既撰文又书丹，按常理润格肯定不菲，然而在张李之间就少了这些计较。“其碑已与李梅生及南宫绅士宋弼臣朝桢有约，刻成，当为我拓五百纸，并嘱任事者，督令工人精刻为要。”（《张裕钊诗文集》第471页）这是张裕钊对吴汝纶亲述他对南宫碑开出的润格。
张裕钊为何竟以500张拓片的薄筹应允为南宫碑撰文书丹这一费神劳力的苦差？除与前面所述张李二人私交甚密之外，笔者妄揣，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其时正当碑学大兴之际，李传棣的创意恰为张裕钊发挥其特长搭建了平台，点中了他那条始终兴奋的神经，从某种角度分析，不啻投桃报李之举。
对于张裕钊之为文作书，世人一向誉评甚高，张裕钊自己亦非常自信且自负。在《与黎莼斋书》中称“裕钊自惟平生于人世都无所嗜好，独自幼酷喜文事。”（《张裕钊诗文集》第80页）只要文章能垂世不朽“虽百郡守，不以易也”，更奈何“穷通、得丧、愉戚、寒饥者温饱者”。（同上，第94页）在《答李佛笙太守书》中，他自评“且私计国朝为古文者，惟文正师吾不敢望，若以此文校之方、姚、梅诸公，未知其孰先孰后也。”（同上，第94页）方，乃方苞；姚，即姚鼐；梅者，梅曾亮，此三人皆为桐城派世有公论的文章大家，与之相比敢言“未知其孰先孰后也”，“足见作者意态”（国学大家徐世昌言）。
对于其文如是，对于其书自评更高。尝自谓“ 古文吾亦犹人，书法当独有千古。”（《 清国史·张裕钊传》中华书局1993年6月版，第12册741页）他在给吴汝纶的信中说“惟拙书乃颇益长进，独以此沾沾自喜且自笑。”（《张裕钊诗文集》第472页）正因为这种自信和自负，使他产生了“赢得生前身后名”的强烈愿望，“人生一瞬耳，所争乃千古”，（同上，第286页）足见其对千秋之名的期待。
然而现实又如何呢？张裕钊曾有如是之叹“近世金石刻稀少，吾书虽工，世不求，无所讬已久，恐身死而迹灭”。因此他设想“吾将归于黄鹤楼下，选坚石良工，书而刻之，凿悬崖石壁，使中空如箧（小箱子），陷吾所书石其中，别用他石锢箧口，四周固不使隙也，千百世后，必有剖此石壁，得吾书者。”（同上，第556页）正如太史公所言“俟后世圣人君子”（《史记·太史公自序》）藏之名山、传于后世之愿既生，必谋实施之途。李传棣的求文刻石之托，岂非天从人愿？立即得到应允，正乃水到渠成。更何况此时的张裕钊刚逾花甲，正值精力旺盛之佳期，书法功力已臻炉火纯青之至境呢。
张裕钊对此“刊之贞石，以垂无穷”之为，亦视之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可谓重视之至，撰文用功不亚于“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之卢延让，数易其稿，终不合意，至光绪十一年《重修南宫县学记》尚未脱稿，此时代理县令李传棣却已离任。继任者山阴监生陆植陆培亭又与张裕钊素无关联，在二人眼中无非一个名士，一个县令而已。陆植是否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气度和胸怀，张裕钊不得而知。尽管如此，《重修南宫县学记》的创作却并未止停。至光绪十一年十月廿一日终成其稿，他随即抄示吴汝纶，并言辞恳切地说“弟懒慢无可比似，乃至终岁不作一文，一昨始撰得《南宫学记》一篇，寄呈阁下为是正。年老才竭，于此事已无能为役，请即加批，掷付送信人领下。此乃将勒石垂示后世之文，幸直言相告，万不得客气也。”（《张裕钊诗文集》第470页）张裕钊明白，不论吴贤弟之学识还是官职，都堪可成为实现自己梦想的坚强依凭。
吴汝纶与张裕钊同为曾门弟子，且相知颇深、交谊甚厚，正如吴汝纶所言“吾与之岁相往来，日月相问讯，有疑则以问焉，有得则以告焉，见则面相质，别则以书，每如此。”（《吴汝纶全集》第一册第73页）其时正于冀州任知州。当时的冀州是直隶州，辖管南宮、枣强、新河、武邑、衡水五县。作为张裕钊密友他深知自己有责任、也有能力帮助学兄实现这一梦想,他的知州职衔本身就是撬动南宫碑项目的最好杠杆。
张、吴之间一向知无不言，吴汝纶对张文进行了认真披阅，特别对南宫子的表述提出了修正意见。经张裕钊酌修后，即告完稿，并于光绪十一年腊月廿九日即除夕前一天，再次致信吴汝纶恳请学弟“嘱任事者，督令工人精刻为要。敬祈足下更与新任陆公、绅董孙公言之是何”（《张裕钊诗文集》第470页）。随后，吴汝纶回信“《南宫学记》尚未上石，昨已传语陆公，严督刻手，务令精好。”（《吴汝纶全集》第三册第31页）至此终于打通了南宫碑项目通向成功的“最后一公里”。
第五位重要人物宋朝桢，其字曰弼臣。“肄业保定莲池书院，以文学为山长张廉卿、吴挚甫所知”之后“充书院提调”（民国版《南宫县志（卷十七）人物篇·名绩列传》）据民国版《南宫县志》筹划着邢赞亭《莲池书院忆旧》介绍，提调负责“综理院内一切事物”，张裕钊及继任者吴汝纶皆将宋朝桢“倚如左右手”（《河北文史集粹·教育卷》），此间宋曾任长垣训导、束鹿教谕、直隶学政等职，后任职山东邹县、潍县、菏泽，于菏泽县令致仕。在莲池书院提调任中，宋朝桢就是山长张裕钊想法的忠实执行人。由于其“素长交际”（ 民国版《南宫县志（卷十七）人物篇·名绩列传》），再加之南宫地籍之利，因此在南宫碑项目实施过程中协调落实更为方便。尽管未见关于宋弼臣在南宫碑项目中所做工作的更多文字记载，但可以想象，若仅有决策而无幕后执行，会有切实的成果吗？这或许就是张裕钊在于吴汝纶通信中特提“其碑已与李梅生及南宫绅士宋弼臣朝桢有约”的一个深层用意吧，一个“及”字透露了幕后的天机。
南宫碑工竣，使南宫之域有了一通中外瞩目的名碑，在此工程中，吴汝纶的督责推动之功、李传棣的策划首倡之功、宋朝桢的协调沟通之功，均当彪炳史册。而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县令陆植成人之美且不争名利的品德，更应嘉赞（《重修南宫县学记》是陆植上任后成文的，但对陆植之功未述一词）。李传棣“葺而新之”了邑治之县学，陆植真正成就了南宫碑。正由于他们的共同努力，才使一代硕儒宗师的功业更熠千古。
2014年1月22日完稿
2014年2月24日再修
（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