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祖母蒋庆兰，比先祖父小两岁，是一个真正的新文化运动的同龄人。
祖母娘家是浙江的名门望族。她的远房堂叔是中国近代军事史上赫赫有名的蒋百里。从辈分上论，钱学森的夫人蒋瑛和她是堂姐妹。
祖母出生于一个大家庭，她在兄弟姐妹中最小。出生在那样一个年代，又是那样的家庭，祖母受过当时最好的中西教育，她的身上有着传统大家闺秀的矜持与教养，也有着五四新女性的独立、理想和热情。
我记得八十年代电视里有各种外语教学的节目，偶然有一次，有一个法语节目，奶奶居然可以跟着字正腔圆地读，我很惊讶，奶奶才告诉我，她是读教会学校毕业的（祖母曾经提到，但我已经记不清是贝满、慕贞还是笃志了），读到中法大学预科，她和我的两位姨奶奶都是学过法语的。
我三岁之前一直寄养在一对修女姐妹家里。这对姐妹就是祖母中学时代的同学。
记得奶奶曾经多次说起她在教会学校吃午饭的情景：修女和信教的学生都要先祷告才能吃饭，但我祖母并不信教，“我就不祷告，我使劲儿把眼睛睁的大大的”，奶奶这样告诉我，脸上一副和十几岁时一样的倔强。嬷嬷自然也没有办法,只能恨恨地瞪着她。
祖母一生个性都很强，她身上有一种“不信邪”的劲头儿。在准备入大学选择专业的时候，她选择了极少数女生学习的理工科。奶奶曾经得意地告诉我，上物理课班上只有两个女生:她和另外一个女同学。奶奶后来如果知道她抚育长大的我对理科那么没有兴趣，不知她老人家会作何感想。
祖母最喜欢的文学作品是巴金的《家》。她自己说，因为她自己深有体会。她就和觉慧一样，充满了对旧家庭的厌恶。因为她的父亲和一个哥哥都沉溺在麻将大烟之类的享乐里，她深恶痛绝打牌这种娱乐，在我们家，是极少玩牌的。
而祖母曾对我检讨自己的人生，说自己和觉新一样懦弱，如果当时她再坚强勇敢一点，也许她的命运就改变了——当然，那样，我们家这些人的命运也都不会存在了。
1937年，抗战爆发，北平沦陷。
如果不是抗战爆发，也许我的祖母将是中国40年代的留学生？还是60年代稀如珍宝的女工程师呢？
抗战爆发的时候，祖母十九岁。如果依着她自己，怕是要跑到内地去当流亡学生了。也许会考入西南联大，也许会参加革命，这一切都可能。以我的感觉，我的祖母非常向往进步。
祖母很多次对我说过，她懊悔自己那么早结婚，认为这个婚姻拖累了她。但是我却从没有听到过她抱怨过安排这桩婚事的人——她的母亲。
很多年之后，我揣摩她老人家的心理。我想那是因为当时她的父亲、我父亲的外公正在外面金屋藏娇，这深深伤害着她的母亲。为了不进一步伤害自己的母亲，祖母接受了家庭的安排。
这也是我祖母身上“旧”的一面。无论怎样充满对激进的向往，无论怎样充满女性解放的热情，我奶奶永远不会放弃中国人最基本的人情和规矩。
当爷爷下放西北要她跟着去，她就义无反顾地卖掉北京的房子跟着去，或许别人看来这并不是最明智的选择，但是在祖母那里，这是她作为妻子的责任。
回到北京，家里需要盖厨房，我的祖母绝对不肯像别人那样偷拿公家的砖，硬是带着我一块块碎砖头，捡出一间小厨房来。
现在回想起来，奶奶对我的教育最强调的是：尊严，诚实，礼貌。
比如别人给我礼物，即便那个人是很熟很近的亲戚，即便那东西我很想要，按照祖母的要求都得先推辞，然后在大人的首肯之下才能说谢谢而接受。
又比如，家里聚餐，小孩子是不能上桌吃的。那时候家里还总有亲戚朋友来走动，每次有人来，祖父母总是留饭的，于是我印象里，总是我和弟弟妹妹用一张大方凳当桌子，单另给我们盛出菜来吃。
奶奶年轻的时候是个美女。
即便是老了，也是一个白净而斯文，很有气质的老太太。但她却不喜欢女孩子涂脂抹粉，讲究打扮。我们家的女孩子要是挑衣服或在镜子前弄姿，就会挨骂。祖母认为，女性要获得尊严，就要靠读书。祖母谈起她自己的母亲“我父亲的奏折都是我母亲负责誊抄的，一笔蝇头小楷漂亮极了”。她总是鼓励我们，说我父亲兄妹读书的时候如何如何好。
奶奶教育我绝对严格。我有一次不小心踩坏了同学的乒乓球，逃回家来，奶奶看到我慌张的样子，问我，我说有人把同学球踩坏了，奶奶问是不是我，我说不是，奶奶怎么会看不出，于是，奶奶去赔了人家，回家就对我动了“家法”，以惩罚我说谎。所谓“家法”就是那种竹子或木头做的晾衣夹子，夹住我的每个手指，极痛。这个惩罚是奶奶对我惩罚的最高级，每次我对人谈起这个家法，听的人都扭曲了脸，觉得和敌人的酷刑一样。
所以，如果有人说祖父母会溺爱孙儿女，我是第一个站出来反对的，因为相比爷爷的好糊弄，奶奶严厉、精明得令我窒息。
我们家的好多习惯，都是奶奶立下的。
我幼年睡一种叫“被窝（读huo 轻声）筒”的东西。基本上是现代睡袋那种结构。其功能大约是防止小儿踢掉被子而受凉。一旦扣好，则手脚都在里面无法自由行动。这个东西是我奶奶的发明，自我的姑姑到我，再到弟弟，大约要用到五六岁才不睡这个。而每次我们说起这个东西，我们都极为痛恨。
三年前弟弟的儿子出生，我看见我的母亲趴在大床上，开始比划着把一床棉被改成“被窝筒”——我一声长叹：我退休工程师的母亲彻底荣升为“祖母”！
我家小孩儿生病的康复过程完全是祖母制定的：先要卧床节食至完全没有症状，然后可以吃素和下地在屋里玩，过几天之后才能恢复正常饮食和到院子里玩。我幼时多病，于是基本上才被允许到院子里玩就又因为生病而需要重新卧床节食了……
我五岁上小学的。这也是遵循祖母的意思来的。不仅我，我父亲他们，都是五岁上小学的。祖母认为早上学是对孩子好的。在小学时代，我的祖母本着“人一能之，我十之。人十能之，我百之”的古训，永远要我多写几遍字，只要她觉得我写不端正，就要擦掉重写。而我所有的听写默书口算珠算，她老人家都一丝不苟地亲力亲为。相比之下，爷爷每次听我读书，都会打瞌睡，比奶奶好糊弄一些。
我常常隐隐地觉得，有一对饱读诗书的祖父母，也不是什么好事。
然而，相比祖父，我却更加依恋祖母。
除了寄养的那一段日子之外，我一直跟在奶奶身边，以至于别人都以为我是奶奶的小闺女。我有一张照片，已经读大学的我依旧依偎着奶奶的怀抱。每次学校放假，先回祖父母家，等到回父母那里，一定闹肚子，我父亲笑说不撑坏了怎么可能放你回来？
很难说爷爷和奶奶谁更疼我，但我和奶奶更亲。她不会像爷爷那样凶我，她肯听我说学校里的事，听我读我喜欢的文章或背我刚背会的诗，她肯给我讲道理，她也肯说她年轻的故事给我听……我的祖母，她从不会不讲道理蛮横地对待我们小孩子。
我的祖母，一生最大的梦想就是为社会工作。
在她年轻的时候，她不得不做一个家庭妇女。到了六十几岁，有一个机会到街道卫生站去工作，她就把全部热情都投入到其中去了：极其认真地学习记账，学习打针，动手劈柴来烧炉子蒸针头，一家家地走访做计划生育的工作。需要她治安巡逻的时候，她又那么认真地拿着手电筒一个胡同一个拐角地去查看那我和姑姑都认为根本不存在的隐患。
我的祖母一辈子最大的后悔就是，文革的时候因为害怕被抄家，她自己把家传的文物烧掉了。这几乎成了她一生的“原罪”，她总是不断地对我忏悔，直到去世。但是，其实她和祖父的人生里，经历过日本占领、国民政府、解放、反右、文革。在这些社会状态面前，他们都是最容易被伤害的那一种：对侵略者，他们是亡国奴；对解放者，他们是被改造者；在49年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他们是被批判的对象。祖母她也只能匍匐在泥土中，努力地蜷缩起来苟活，那些传家之宝，其实终究是身外之物。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会告诉亲爱的奶奶，那些东西是祖宗的，就算您烧给祖宗了吧。当时的北京这样的灰飞烟灭怕是不止咱们一家吧。
奶奶最后的时候，我没有在她的身边。在那前一天的晚上，我离开她所住的医院，她已经不能说话，但人还清醒。她拉着我的手，就那么拉着，并不用力，却也不肯放下。我那时隐隐觉得这可能是我们祖孙今生最后的牵手了。这一牵手使我很多年都不觉得奶奶已经过世，我总觉得那温暖的手依旧拉着我。
我的小名是奶奶取的。这个名字已经演变成我在亲朋好友中的标志，就如同她给我的那些规矩和教养一样，会与此生相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