恆一行善道，乱世见狂狷；允刚出奋辞，榱崩衔愤去。武侯身先死，宣王誉亦讥；奸昏堪比桀纣，自诩伪稽黄虞；旧水不逝乱流注，渭水秋深收暮雨。
《水经注》说，渭水又东南径襄武县东北，荆头川水入焉，水出襄武西南鸟鼠山荆谷，东北径襄武县故城北。西汉时置襄武县，属陇西郡，王莽时改相桓。至于荆头川水，《水经注疏》说，守敬按：今曰南河，出陇西县南三十里之荆谷。鸟鼠山又名青雀山，在今甘肃渭源县西南十五里，《尚书·禹贡》说，导渭自鸟鼠同穴。
《水经注》说，汉护羌校尉温序行部，为隗嚣部将苟宇所拘，衔须自刎处也。温序是汉朝太原祁县，即今山西祁县人，字次房。建武五年，即公元29年，温序巡视至襄武，即今甘肃漳县，被隗嚣的部下苟宇劫持，并劝其投降以共图天下。温序宁死不肯贪生背德，隗嚣无奈就拿出剑让其自裁。《后汉书·独行列传》说，光武闻而怜之，命忠送丧到洛阳，赐城傍为冢地，赙谷千斛、缣五百匹。汉光武帝不只是厚葬温序，还厚恤其家人，且让其长子温寿守丧期满任邹平候相。温寿梦见父亲说其久客思乡，遂上书汉光武帝辞官，且将温序的骸骨葬于老家祖坟中，《哀江南赋》说，班超生而望返，温序死而思归。《后汉书·独行列传》又说，或志刚金石，而克捍于强御。或意严冬霜，而甘心于小谅。亦有结朋协好，幽明共心；蹈义陵险，死生等节。《后汉书》将谯玄、李业和温序等列入《独行篇》，缘于“虽事非通圆，良其风轨有足怀者”，且又借用圣人之言说：“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何晏集解引包咸的话说：“狂者，进取於善道；狷者，守节无为。欲得此二人者，以时多进退，取其恆一。”范晔著《后汉书》总要抒发己见才好，“既云进取，亦将有所不取者矣”，说进取，也将有所不进取，人的爱好和崇尚不同，或为或否，各有所适。
隗嚣出身陇右大族，字季孟，天水成纪，即今甘肃秦安人，曾被西汉刘歆推荐为国士。刘歆与王莽交好，汉哀帝死后陷入政治旋涡。地皇三年，即23年，刘歆为了摆脱困境图谋诛杀王莽，事泄后自杀，隗嚣因此归故里割据一方。待王莽政权瓦解，隗嚣归顺更始帝刘玄，因揭发同族隗崔和隗义谋反受封御史大夫。至更始政权灭亡，隗嚣又投靠刘秀，却暗中联合公孙述作乱。隗嚣作为新朝末年地方割据军阀，见异思迁，好利而不顾族人，倒是成就一时之王，且有年号，光武帝究竟平定陇右，致使其郁郁而终。《后汉书》说，若嚣命会符运，敌非天力，虽坐论西伯，岂多嗤乎？圣人论狂狷意在是否进取或作不作为，而汉语词汇多释义，除此之外，尚有“放纵，不遵礼法、犯分跋扈”之意。刘歆诛杀王莽失败后，隗嚣趁机占领天水郡平襄城，以“素有名，好经书”自诩，且自封为大将军。《周礼》、《仪礼》、《礼记》、《春秋》、《论语》、《孝经》都在儒家经传之列，只是隗嚣之言行与经书所倡导的相去甚远。与温序相比，隗嚣无仁义之行，亦无忠孝之举，改用范晔的话说，就是“其风轨无有足怀者”！
《尔雅·释训》说，善父母为孝。《说文》也说，孝，善事父母也。原始初民并不存在孝行，《孟子·藤文公上》说，盖上世尝有不葬其亲者，其亲死，则举而委之于壑。进入氏族社会后，生产力有所提高，先民们具备了赡养老人的能力，也出现了孝道。进入阶级社会后，孝道上升为礼制。《礼记·王制》说：“有虞氏养国老于上庠，养庶老于下庠。夏后氏养国老于东序，养庶老于西序。殷人养国老于右学，养庶老于左学。周人养国老于东胶，养庶老于虞庠，虞庠在国之西郊。”春秋时期传统宗教瓦解，与之相关的礼仪规范也遭到破坏，僭越之事屡见不鲜。好在春秋百家竞相发表自己的学说引来学术界争鸣，墨子以“兼爱”和“利亲”阐明孝道观，“今若国之与国之相攻，家之与家之相篡，人之与人之相贼，君臣不惠忠，父子不慈孝，兄弟不和调，此则天下之害也。只是先秦时的老庄道家异化了孝道观，却不是反对儒家提倡的“父子之亲”、“君臣之义”，而是其所宣扬的孝道背后之等级宗教制度。《道德经》说，大道废，有仁义；智慧楚，有大伪；六亲不和，有慈孝；国家昏乱，有忠臣。法家的孝道观与道家不同，其思想的核心点是服务于君主专制，却不是反孝道，只是儒家在宗法政治背景下讲孝道，而法家则是在地域政治背景下讲孝道。有人认为法家思想反映其“刻薄寡恩”，其实不然，《韩非子·忠孝》说，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儒家提倡中庸，也就是“叩其两端而竭焉”。“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出自《论语·八佾》，韩非则认为，“父之所以欲有贤子者，家贫则富之，父苦则乐之”，子不只是竭尽全力为父从事，且不能有任何不满。至于忠，君对臣有绝对的权威，有“尊尊”，而无“亲亲”，所以韩非才认为 “儒以文乱法”。只是儒家思想经过春秋时百家争鸣到底成为显学，秦吞六国之后及西汉之初，黄老学术压倒儒学，可文景之治后地方豪强势力的发展影响了宗法制。汉武帝受董仲舒之言独尊儒术，至汉元帝时期依然以儒术治国，提倡孝廉、孝悌以激励民风。西汉末年出现今、古经学之争，前者利用儒家的教条，结合阴阳五行和天灾变异制造神秘荒唐的谶纬，而后者则推崇先秦儒家思想，排斥怪力乱神之说，提倡礼法、孝悌、勤俭和谦让的伦理道德。遗憾的是，西汉末年的今、古经学之争不是学术争鸣，而是代表两派政治势力的学派试图通过经学找到解决社会危机的政治方案。刘秀建东汉，继先祖之遗志且发扬光大，以“忠”“孝”治天下。至汉明帝时期，天子冠通天冠坐明堂讲解经义，吸引儒生，也影响了百姓。“济济乎，洋洋乎，盛于永平矣”出自《后汉书·儒林列传》，天子亲临正坐讲学，吸引众多儒生执卷上前问难，连“冠带缙绅”之人都去观听，且“盖亿万计”。依据《后汉书·儒林列传》所言，汉明帝亲临正坐讲学不只是影响了“功臣子孙、四姓末属”，连“匈奴亦遣子入学”。
刘秀建东汉复兴汉室，崇尚儒学，建太学，设博士，各以家法传授诸经，且祭孔子、封其后裔为褒成侯，崇拜今文派的谶纬之说，无疑神话了儒学。如此以来，东汉初年，起源于先秦的儒家思想又被封为至尊的地位，所倡导的“忠”与“孝”也就成为臣民们的行为准绳。温序曾经被汉光武帝越级提拔为御史，又任护羌校尉，自然感谢皇上的深仁厚泽，以至于敢用生命为代价，表达对其感恩戴德的至诚。“受国重任，分当效死，义不贪生、苟背恩德”出自《后汉书·独行列传》，面对隗嚣别将苟宇的威逼利诱，温序振振有词，可见其忠孝之心稳如磐石，且衔须自刎更不愧为慷慨之士！《栾城集》说，始从圣公而不吝，终背光武而不悔，去就之计，无一得者，至于杀身亡国，盖不足怪也。苏辙著《栾城集》说隗嚣割据陇坻时“谦恭下士，豪杰归之”，大有“贤将之风”，可其趁王莽政权灭亡之后，“拥众入关，君臣贪暴，不改盗贼之旧”，连匹夫匹妇都知其败势已定，却还与汉光武帝为敌，最终落得杀身亡国的结局也就不足为奇。苏洵嗟叹隗嚣之不忠不孝，皆以汉德为要，所谓“盗贼之旧”也与儒家倡导的礼义仁智信所悖，与温序相比就是天上地下，可见忠孝之义无需分法、儒之别。
“其水东北流注于渭，渭水常若东南，不东北也”出自《水经注》，荆头川水往东北流去注入渭水，可渭水总是往东南流。郦氏作《水经注》说到荆头川水与渭水，不是阐明水流“方向性”的纠葛，自然之于水或水道来说人力不可为之，所以其文中多用“乱流”一词。乱流也多释义，“水流不循常道”是郦氏用词的本意。只是“固乱流其鲜终兮，浞贪夫厥家”出自《楚辞·离骚》，其中的乱流是放纵恣行的意思。郦道元著《水经注》以水说史，作为一代儒宗抒发崇儒之意倒也无可厚非，可时过境迁，所思所想自然与古人不同。只是精神流变总是出现不可回避的回旋，如渭水和荆头川水之流向，瞻前顾后方获感情，可言与不言不过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别，还是作罢！
《水经注》说，黑水西南出悬镜峡，又西南入瓦亭水，又有水自西来会，世谓之鹿角口。又南径阿阳县故城东。《水经注疏》说，《环宇记》，潘原县，乌水出都卢山，有西乌水，又东北迳乌氏县，东注于泾，谓之合川水。然泾水间有石岩，东会两川也。西乌水即所谓泌水自西来会者也。只是《水经注》说，（黑水）上承三泉，就水之右，三泉奇发，言归一渎，北流左注就水，就水又北流注于渭。依郦氏之言，黑水在今陕西周至县南，出南山黑谷，北流合于就水。古来地名多变，水也多名或处于多地，不一而足。至于就水，《水经注疏》说，守敬按：《明志》，县南有龙水，龙乃就之误。《县志》，就水自就谷北流为沙河。至于悬镜峡，《水经注疏》说，守敬按：悬镜峡与阿阳县近，当在阿阳县地，而《御览》五十三引《陇西记》称襄武县有锦镜峡，襄武去此甚远，乃别一峡也，当在今静宁州北。瓦亭川亦名苦水河、武延川，即今宁夏南部、甘肃东南部之葫芦河。至于瓦亭川，《水经注疏》说，戴改川作水。赵云：按《汉志》安定郡乌氏县，乌水出西，北入河，都卢山在西。（王）莽曰乌亭。西汉置阿阳县属天水郡，东汉属汉阳郡，故址在今甘肃天水市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和平凉市静宁县一带。
《后汉书》说，北地羌胡与边章等寇乱陇右，刺史左昌因军兴新盗数千万。勋固谏，昌怒，乃使（盖）勋别屯阿阳以拒贼锋，欲因军事罪之，而勋数有战功。中平元年，也就是184年，北地羌胡与边章等在陇右发动叛乱，盖勋屯阿阳以拒贼。陇右是古地名，泛指陇山以西地区，古代以西为右，故名，相当今甘肃陇山、六盘山以西，黄河以东一带。边章是凉州金城人，官至新安令，汉末军阀，本名边允，反汉被通缉遂改名，早年与同郡韩遂俱著名西州，朝廷封其为督军从事。中平元年，凉州宋扬、北宫玉、李文侯等反，推举边章、韩遂为首领，杀刺史郡守陈懿起兵反叛。中平三年，韩遂发动兵变，边章等叛军首领被杀死。盖勋乃东汉末名将，字元固，敦煌郡广至县，即今甘肃安西县西南人，曾任长史、太守、讨虏校尉，颇受汉灵帝信任，出为京兆尹。汉灵帝驾崩后，董卓专权，认为盖勋“明智有余，然不可假以雄职”，调其入朝为官实则防范其与袁绍勾连。盖勋因怨愤董卓而失意，背疮发作逝于长安，终年51岁。《后汉书·虞傅盖臧列传》说，盖勋抗董，终然允刚。董卓废汉少帝立汉献帝并挟持号令，历代对其评价几乎无一褒词，诸如“荡覆王室、凶国害民、暴于四海”之类不胜枚举，唐史学家刘知几干脆直言：汉之有董卓，犹秦之有赵高。《后汉书·盖勋传》说，不可。谋事杀良，非忠也；乘人之危，非仁也。凉州从事苏正和不畏强权举报武威太守黄峻，刺史梁鹄畏惧贵戚怕受牵累。知道时为汉阳郡长史的盖勋与苏正和有仇，梁鹄想借刀杀人以除后患，对方却以忠仁之言予以回绝。忠、仁、孝三者相互关联，且互为影响，董卓专权乱国，不忠不仁不孝，而盖勋抗董“终然允刚”自然是儒家思想的践行者。《郝氏续后汉书》说，（盖）勋西州义士，烈望高出一时，奋辞抗议，为卓所惮，不能靖难，衔愤而死，栋折榱崩，自是而汉亡矣。
东汉末年，朝廷腐败，宦官、外戚和士族官僚之间的斗争日趋激烈，地主豪强对土地兼并日益加剧。黄巾起义之后，董卓专权引发了统治阶级内部大乱，贵族官僚地主集团相继失败。之后，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再之后三家分汉，政治、军事上割据一方。政权林立，社会动荡，自汉武倡导儒学为尊之后建立的意识形态遭到破坏。只是有论者说，东汉后期的官方经学式微，而民间趋于活跃，关键是，先秦儒学固有的基本精神在这一时期得到极大的发展。儒学的实践观念主要体现在现实批判精神，这一点在春秋战国时期十分突出，两汉时期有所削弱，可在东汉末年再次达到高潮，尤其是党锢风潮见证这种历史性回归绝非偶然。《后汉书·党锢传序》说，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基于这种背景，太学生领袖和正值派官僚结成士人集团，矛头直指宦官。党锢诸贤的思想基础主要是儒家之仁义忠信，也体现了“善政大义”的儒学精髓。《廿二史札记·汉末诸臣劾治宦官》说，盖其时宦官之为民害最烈，天下无不欲食其肉，而东汉士大夫以气节相尚，故各奋死与之搘拄，虽湛宗灭族，有不顾焉。党锢风潮的兴起，与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有关，可信仰出现危机并不意味儒家精神缺失，相反，抨击政治黑暗与社会弊端，主张举贤授能和清明政治才是其终极目的。出于时代和意识形态的局限，党锢风潮的诸贤们同样是为了维护君权统治，却以“民间立场”表达了士子们忧国忧民的情怀。只是元独乐园主《咏史》说，西园粥爵诚可耻，党锢忠士灾何延。党锢政争自延熹九年，即公元16年，一直延续到中平元年。黄巾起义爆发，中常侍吕强向汉灵帝谏言，《后汉书·党锢列传》说，帝惧其言，乃大赦党人，诛徙之家皆归故郡。其后黄巾遂盛，朝野崩离，纲纪文章荡然矣。
董卓参与平叛黄巾起义、凉州之乱有功，中平六年，即189年，受大将军何进征召进京讨伐十常侍，又遇到京中动乱于北芒山救驾。之后。董卓开始掌权，招揽吕布、杀丁原、废杀汉少帝及何太后，拥立汉献帝刘协即位专断朝政。较之于党锢风潮之后，东汉更无“纲纪文章”可言了。盖勋以“终然允刚”之气势对抗董卓，虽郁愤而终，却也反映其笃信忠孝仁义的博大儒家情怀。东汉郑泰说，董卓强忍寡义，志欲无餍。东晋、刘宋时期史学家裴松之说：董卓自窃权柄，至于陨毙，计其日月，未盈三周，而祸崇山岳，毒流四海，其残贼之性，寔豺狼不若。东汉司徒王允说，卓，国之大贼，杀主残臣，天地所不祐，人神所同疾。后世对董卓之评价多从儒学精神出发，对其不忠不孝之举予以抨击，其目的不外乎倡导儒家精神，以其作为反面教材而警醒后世。
“渭水收暮雨，处处多新泽”出自《秦中初霁献给事二首》，诗人咏叹暮雨、新泽，之于渭河固有其意，只是后世品诗总有新解。“对萧萧暮雨洒江天，一番洗清秋”出自《八声甘州》，暮雨与清秋相连自然有另一番意境，却必须提及《秦中初霁献给事二首》中的新泽。泽之本意是水积聚的地方，新泽不言而喻，合在一起也就有了新意。只是遥望渭河，再定格黑水河畔，阿阳故城早不复存在，可与渭河相交的黑水依然在流淌，犹如华夏精神之血脉长流不息，思今抚昔又不免感慨，渭河暮雨对长河落日，可新泽迎秋霞又何必虚叹秋深！
《水经注》说，渭水东入散关。《抱朴子·神仙传》曰：老子西出关，关令尹喜候气，知真人将有西游者，遇老子，强令之著书，耳不得已，为著《道》、《德》二经，谓之《老子》书也。散关
在今陕西宝鸡市西南五十二里大散岭上，当秦岭孔道，扼川、陕交通咽喉，为古代军事要地。延岑是南阳郡筑阳县，即今湖北谷城人，王莽末年乘乱起兵，后降于更始政权大将刘嘉。更始政权崩溃之后，延岑占据关中三辅，自称武安王。“北入散关，至陈仓，嘉追击破之”出自《后汉书·顺阳怀侯嘉传》，建武二年，即公元26年，延岑引兵入散关，被归顺刘秀的刘嘉击溃。唐李贤注后《汉书·顺阳怀侯嘉传》说，散关，故城在今陈仓县南十里，有散谷水，因取名焉。
《史记·老子传》说，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晋代葛洪编著《抱朴子》和司马迁记述了同一件事情，可《史记》说尹喜望气、迫使老子著《道》、《德》二经是在函谷关。郦氏以孔子适周见老聃时的年龄推算，尹喜望气不在散关，只是老子西去可能经过那里。暂且不表史书之于老子入关地点的争议，尹喜望气却是众口一词。《史记》说，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邪？其实，司马迁之于人们对儒、道两家的看法究竟孰是孰非并没给出结论，“李耳无为自化，清静自正”也不过说老子的无为主张而已。只是道家学派自创立之日起，通过长期吸收、竞争，与儒家一起成为显学，且始终引导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而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司马迁说儒、道两家互相贬黜可能是基于当时的境况而言，可《周易》作为“大道之源”，始终影响着两家的学术思想。儒家倡导阳刚之性，道家则提倡阴柔之性，都体现了阴阳学说的交感相推之道，以致于《周易》成为两家共同崇尚的经典。只是提到忠孝，儒家和道家依然存有差异，可万变终究不离其宗。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孔子的正名思想，至于君臣关系，君应该享受的权利，对于臣来说是应尽的义务，也就是不可诋毁的忠君思想。继孔子之后，孟子承袭了圣人的思想，提倡建立在“人性本善”这一伦理思想之上的仁政，且倡导民贵君轻。只是弑君被孟子排斥，“闻诛一夫纣矣，为闻弑君也”出自《梁惠王下》，其以梁惠王对话立场鲜明，忠孝之本也体现得淋漓尽致。《春秋繁露》说，“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一国则受命于君。君命顺，则民有顺命；君命逆，则民有逆命；故曰：一人有庆，兆民赖之。此之谓也。汉武帝时期，董仲舒将儒家学说提升为施政者的核心思想，主张以儒为主，与法糅合，建立了封建统治的思想体系，且将“君权神授”理论化。忠与孝在董仲舒的思想中不仅被绝对化，且赋予君主神权，二者互为表里又互为因果，而孟子所谓的仁政和君轻民贵思想也就打了折扣。只是正是在先哲们自我矛盾的思想引导下，儒家思想才在政治不公平的统治中得以延续、发扬，却不能忽视道家思想之于忠孝观的影响。
《庄子·盗跖》说，世之所谓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沉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谓之忠臣也，然卒天下笑。道家反对儒家的道德观，庄子作为道家的代表人物，对儒家提倡的仁义忠孝持绝对反对的立场，却不是绝对反对忠孝，提倡“不用而寓诸庸”的思想，主张“入于寥天一”。《庄子》说，子之爱亲，命也；臣之事君，义也，无适而非君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是之谓大戒。忠是义，而孝是命，一切都顺应自然法则，也是道家思想的本质，却与圣人之言不谋而合。《论语·里仁》说，子曰：君子之于台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以至于比。孔、庄之言对后世的影响，应该是儒、道两家在相互吸引、排斥中得以发展，而对于忠孝的诠释丰富了其内涵。
《重修袁家山碑记》说，立大功德者如老子之为柱史，尹喜之为关，令仇生之仕殷，马丹之仕晋，海蟾之仕燕，亦虽更仆，数求其名，昭史册祀重典章者。清代范阳询在《重修袁家山碑记》中所言，除了赞老子之功，尹喜作为道教祖师之一对后世影响也十分巨大。道家与道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前者主张尊道贵德，效法自然，以清净无为的法则治国修身，后者则通过教化或说教达到精神形体的修炼而得道成仙。道家是一种思想，而道教则是宗教实体，只是二者信奉的都是道，那老子和尹喜无疑可并称为其先祖，前者施于言，而后者施于行也就是言行合一。
《抱朴子·内篇·对俗》说，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正一法文天师教戒科经》也说，臣忠、子孝、夫信，妇贞、兄敬，弟顺，内无二心，便可谓善，得种民矣。忠孝是儒家伦理之要义，道教将其融入仙道修行之中，且形成宗教伦理，承认其合理性至关重要，也反映了作为本土宗教的世俗性。东晋至唐代，众多道经中都一直强调，先修人道是修仙者必要的前提。作为六朝时期道教的经典，《正一法文天师教戒科经》又说，奉道不可不勤，事师不可不敬，事亲不可不小，事君不可不忠。道教之忠孝观传承《孝经》提倡的“以孝事亲，以忠事君”，强化了宗教伦理与政治伦理融合后具有不可诋毁的世俗性。只是佛教进入中国后，作为一种外来宗教，对于忠孝与道教具有截然相反的伦理观念，僧尼不拜俗人与儒家伦理发生激烈的冲突。初唐时期，朝廷屡次颁布道士僧尼致拜父母与君主的诏令，却都遭到佛教人士的反抗而以失败告终。只是道教在致拜君亲的问题上“讷于言而敏于行”，缘于归属本土宗教，不存在宗教身份存在的危机感，何况，李氏王朝将其尊为国教，且成为唐代国家身份的文化符号。老子“无为自化，清静自正”，意在于自然中得以“化”、“正”，而庄子继承老子的思想，讥比干、子胥之忠孝，提倡“不用而寓诸庸”，也就是说，事物的运行之道蕴含在平常之中，不用劳神伤思，一切都是自然而然。老庄的哲学思想直接影响了道教的形成，却不能忘记尹喜。于函谷关强迫老子著《道》、《德》二经之后，尹喜托疾不仕，隐居谷内，再入蜀，归栖于武当山三天门石壁下，成为道教学说最早的传播者。
《水经注》说，渭水又东径西武功北，俗以为散关城，非也。褚先生乃曰：武功，扶风西界小邑也。武功一般指陕西武功县，地处渭河平原中部。至于散关城，汉褚少孙说，武功之是陕西扶风西边的一座小城。中平元年，即184年，东汉为阻止黄巾起义军进攻都城洛阳特置散关，且设有八关都尉，驻扎在洛阳西南散关城，地处河南宜阳东北洛河北岸，也难怪郦氏说武功北非散关城。只是历史上还有一个散关，系周朝散国之关隘，被称为大散关，关中四关之一，位于陕西宝鸡南郊秦岭北麓，自古为“川陕咽喉”。古来地名多重，不细考容易引发笔墨纠纷，记述与之相关的史实往往也有出入。好在史书上说老子出关不过是地域之争，尹喜望气也就不会出现偏差。郦道元著《水经注》一再记述老子出关，不过缘于写到水经过之地，无法割舍与之相连的史实罢了。只是河川纵横，乱流交错，映照出华夏历史之精神脉络，每一朵浪花都是其激情搏动的结果。滔滔水东流朝宗于海，悲之喜之嗟之叹之，无限感慨皆由水而起，却不能水终而终，华夏川流永远长流不息，缘于今天也是历史！
《水经注》说，渭水又东径积石原，即北原也。积石原地处现在的陕西省郿县西北，《方舆纪要》说，积石原在渭水北，亦曰北原，五丈原谓之南原也。《水经注疏》说，会贞按：《御览》一百六十四、《环宇记》县下引此，并作积石原，在今县西北，接岐山县界。杨氏所说的“县西北”，应该是郿县西北。《水经注》说，青龙二年，诸葛亮出斜谷，司马懿屯渭南。斜谷又称斜谷道，褒斜道之斜谷段，在今陕西郿县西南。青龙二年，即234年，诸葛亮取道斜谷进兵，司马懿在渭河屯兵渭南。《水经注》又说，渭水又东径五丈原北。五丈原在现在的陕西省岐山县南渭河南，东与郿县接界。《三国志·诸葛亮传》说，建兴十二年，亮悉大众由斜谷出，以流马运，据武功五丈原，与司马宣王对于渭南。《晋书·宣帝纪》说，晋国初建，追尊（司马懿）曰宣王，武帝受禅，上尊号曰宣皇帝，陵曰高原，庙称高祖。建兴是三国蜀汉后主刘禅的年号，青龙是魏明帝曹叡的年号，也就是234年，诸葛亮率兵取道斜谷进入五丈原。《魏氏春秋》说，诸葛亮据渭水南原，司马懿谓诸将曰：“亮若出武功，依山东转者，是其勇也。若西上五丈原，诸君无事矣。”亮果屯此原，与懿相御。三国时期，诸葛亮北伐曹魏，屯兵用武，积劳成疾，病逝于五丈原。“亮乃震毙，天下宁”出自《晋书·乐志下》，抛开著文者的立场，文中所言也的确是史实。诸葛亮病死之后，魏延率兵占据斜谷南口，挡住杨仪的归路，却被马岱击杀，结束了历时七年之久的诸葛伐魏之战。曹魏景初元年，也就是238年，司马懿灭辽东公孙渊，除去曹魏东西外患，确立其在朝廷内的地位。曹魏景初二年，曹叡驾崩，其养子曹芳继位，司马懿趁机独揽朝纲才有了后来的三国归晋。
《出师表》说，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诸葛亮在《出师表》中所言“匡扶汉室”尚属誓言未见其果。可其身居茅庐就三分天下，辅佐刘氏父子鞠躬尽瘁、“忠陛下之职分”可谓言行合一。南宋戴少望说，有仁人君子之心者，未必有英雄豪杰之才；有英雄豪杰之才者，未必有忠臣义士之节；三者，世人之所难全也。全之者，其惟诸葛亮乎！隋朝思想家王通干脆直言：若诸葛亮不死，则礼乐大兴。之于后世对诸葛亮的评价，有人提出了质疑，且申明缘于文人的思维方式愈益道德化、绝对化，可其忠孝仁义之举留在诸多史书之中，就是拔高三分，尚有七分属实。诸葛亮没败给司马懿，可五丈原之战之后结束了蜀汉伐魏的战争，也奠定了三国归晋的基础，只是后世对司马宣王褒贬不一。《三国志》说，故相国（司马）懿，匡辅魏室，历事忠贞，故烈祖明皇帝授以寄讬之任。懿戮力尽节，以宁华夏。又以齐王聪明，无有秽德，乃心勤尽忠以辅上，天下赖之。唐房玄龄说，（司马懿）少有奇节，聪明多大略，博学洽闻，伏膺儒教。 只是《五代史演义》一反众人之说，称司马懿、王莽、曹操、刘裕为奸雄，蔡东藩之言自有其道理，此处不作赘述。毛宗岗著《汇评三国志演义》说，操之事，皆懿之子为之，而懿则终其身未敢为操之事也。曹植、曹叡、曹芳对司马懿评价多是褒词，也是出于时间的因素，司马家族的势力尚未到鼎盛时期，就是曹芳之说也出自司马仲达依然尽心辅佐曹魏江山之时，断然不会料到日后被司马师废为齐王。“司马昭之心”上升为典故对后世之影响可谓巨大，司马家族却结束了短暂的曹魏王朝，只是儒学依然难以恢复往日的独尊地位。司马氏立晋之后，佛、道与玄学的发展形成了西晋多元化文化格局，却促进了魏晋经学的发展。
魏晋后期，政局动荡，传统的忠孝观受到冲击，呈现出混乱、淡化的趋势。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控制了权臣曹爽，其后以谋反罪将其处决，反对派们也被诛灭三族。之后，司马师废黜曹芳立曹髦、司马炎逼迫曹奂禅让。司马氏作为曹魏政权的权臣，弑君夺权，僭越禅代，所谓的忠也就无从谈起。曹魏时期以法家立国，反对儒礼，轻视道德修养，彻底摧毁汉以来形成的重名节之价值观，传统的忠孝观自然被淡化。司马氏立晋之后，无法去除自身的诟病而难以谈忠，干脆以孝治天下。西晋之后，帝王们对《孝经》奉若神明，不只是宣讲，且将孝于法律制度融为一体、举孝廉选拔官员。门阀制确立之后，促使了孝道实践在社会上具有更大的经济与政治作用，亲先于君、孝先于忠的观念得以形成。忠孝仁义究竟源自儒学之教，所以经学的发展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在魏晋玄学的冲击之下，士人们援道入儒，重构特有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君权衰落，门阀制确立，魏晋士人普遍接受了先孝后忠的思想，追求个性解放，做出种种越礼之行，却不是废黜礼教，而是“因时修礼”、“缘情制礼”，试图解决名教与自然的冲突。西晋之后，经学中兴，学者众多，著作颇丰，形成了经学、玄学和佛教合流的局面。司马氏以经学世家立国，倡导儒学，也成了西晋士人普遍的价值追求。自魏晋玄学兴起之后，佛教也开始左右着人们的价值取向，可儒学始终是经学学者们的安身立命之本。西晋经学由中原本土经学、蜀地经学和东吴经学组成，学术渊源各异，却都表现出今古文兼治的特点。西晋伊始，朝廷就经始明堂、营建辟雍，且九州之中师徒相承，家学和师学都得到了恢复和发展。西晋经学的发展除了政治原因，学术上也不拘一格，可玄学和佛教的兴起并没影响经学的发展，因为儒学早就渗入到经学学者们的血液之中。如此以来，在玄学和佛教兴起的状况之下，经学始终处于潜在的主导地位，有起伏，儒学却是其不可动摇的理论内核。
《水经注》说，又东过武功县北，渭水于县，斜水自南来注之。至于斜水，《清一统志·凤翔府以》说，在岐山县南，自汉中府褒城县流径县南，又东北径郿县西入渭。诸葛亮《与步骘书》又说，（斜）水出武功县，故亦谓之武功水也。《水经注》又说，是以诸葛亮《表》云：臣遣虎步监孟琰，据武功水东。司马懿因水长，攻琰营，臣作竹桥，越水射之，桥成驰去。诸葛亮率军第六次北伐，由汉中出发，取道斜谷，穿越秦岭，进驻五丈原。魏、蜀两军在五丈原对峙百余天，只是五丈原之战最终以诸葛亮病逝告终。《晋书·帝纪一》引用司马懿的话说，亮志大而不见机，多谋而少决，好兵而无权，虽提卒十万，已堕吾画中，破之必矣。司马懿之言显然不切实际或说遇强敌而自我鼓气罢了，趁着水涨进攻孟淡的营地，却被占据武功水东岸的诸葛孔明令蜀军以箭击退。只是五丈原之战中司马懿败过，却也胜了，遗憾的是，武侯之名远远胜于宣王之誉。五丈原之战应该是司马懿人生的重要转折点，效董卓、追曹操独揽朝纲，待司马师再铺垫完之后，司马炎就用曹丕留下的方子抓药，曹奂禅位，司马氏也掌管了天下。西晋之后的司马氏们崇尚《孝经》意在提倡效忠帝王，为魏晋经学的发展视儒学为正宗，其中的礼义仁智信必不可少。只是《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说，因为天位从禅让，即巧取豪夺而来，（魏晋）若主张以忠治天下，他们的立脚点便不稳，办事便棘手，立论也难了，所以一定要以孝治天下。鲁迅先生以犀利之言揭穿了司马氏王朝毁儒学之要而推崇孝道的真面目，只是儒亦当批，也就有了“五四”式的愤慨和激情。只是泱泱渭水荡涤春秋，时过境迁当抚今追昔，愤者愤，慨者慨，叹者亦自当叹，破茧化蝶，茧缚却有护蛹之功，岂无回首望茧之意乎？
《水经注》说，（渭水）又东过霸陵县北，霸水从县西北流注之。霸者，水上地名也。古曰滋水矣。霸陵是西汉文帝的陵墓，在今陕西西安东二十里霸河南，陵西北十里有霸陵故城，《三辅黄图》说，因山为藏，不复起坟，就其水名，因以为陵号。汉文帝九年，也就是前171年于今陕西省西安东筑霸陵后改县名，曹魏时改名为霸城，北周废。《水经注》又说，霸水又北径王莽九庙南。《水经注疏》说，会贞按：《汉书·王莽传》，莽营长安城南。《黄图》亦云莽於长安城南作九庙。地皇元年，也就是公元20 年，王莽下令广征天下工匠，耗费巨资建九庙死伤者万数。
《汉书·王莽传》说，及其窃位南面，处非所据，颠覆之势险于桀、纣。班固之言可谓尖利异常，却切中要害，只是究其根源，不如明内阁首辅夏言在《申议天地分祭疏》中说得透彻，“用《周礼》误天下者，王莽、刘歆、苏绰、王安石也。”刘歆是西汉经学家，重新排列六艺、首次称《周官》为“经、”整理《左氏春秋》，探求全书的义理。苏绰是南北朝时期西魏之名臣，先治心、敦教化、尽地利、擢贤良、恤狱讼、均赋役，是宇文泰很重视的“六条诏书”之内容。至于王安石，改革科举制度、整顿太学、惟才用人，试图改变宋神宗时期内忧外患的社会局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后世对先人之评价众说纷纭、褒贬不一也顺理成章。只是夏言将王莽与刘歆、苏绰、王安石三人并列也的确另有其意。王莽篡权后，以黄帝、虞舜自诩，只是其逼迫王政君交出传国玉玺，接受了孺子婴禅让称帝，名义上是承袭尧舜之风，实则是“窃位南面”。 王莽称帝后，依《诗经》、《尚书》等儒家经典制定并实施分封制，以世袭制代替选任制，又依《周礼》制定新朝的礼乐制度，所兴起的复古之风与其代汉建新的思想同出一辙。传贤不传子是禅让制的精髓，而所谓的分封制和礼乐文化直接受于西周，那夏言说王莽以“《周礼》误天下”就不是没有道理。
《汉书·王莽传》又说，王莽始起外戚，折节力行，以要名誉，宗族称孝，师友归仁。及其居位辅政，成、哀之际，勤劳国家，直道而行，动见称述。班固之言应该实事求是，王莽尚未功成之时于宗族、师友中孝也仁，待其入朝辅政又有忠君之名。只是西汉末期，谶纬学说盛行，儒生们信奉“五德终始”，且直言“天运循环，贵贱无常”，也相信“汉历当终，新王将兴”。如此以来，西汉末期之儒学提倡的忠孝仁义无疑面临了新的挑战，王莽却为其代汉建新找到了理论依据。董卓就有让汉昭帝让贤禅让之意，却不像曹丕鸿运当头。王莽如愿以偿，却必须为自身正名，唯一的办法就是以尧舜之誉、复周礼望兴，岂不知欲盖弥彰不过是新朝覆灭的催化剂。好在杨雄有《太玄》留于后世，以“玄”探索宇宙万物之源、驳斥谶纬之说，主张复原儒学五经，且继承、发扬了道家思想，无疑为后世复兴儒学注入了活力。有论者说，王莽新朝的覆亡，代表儒学复古思想的破灭，也使汉儒变法禅让的政治理论至此结束，且被帝王万世一统的思想取代。之后，又经历了短暂的政权更迭，刘秀终究成大一统，积极倡导儒学，提倡忠孝，对王莽代汉时期隐居不仕的官僚、名士加以表彰、礼聘，以期臣属忠于汉室不仕二姓。班固身为东汉史学家、儒客大家，著《汉书》自然不能忘记为王莽重重地书写一笔，“伪稽黄、虞，缪称典文，众怨神怒，恶复诛臻。百王之极，究其奸昏。”班固之论不虚，斥王莽也言简意赅，只是行文至此不觉思想鲁迅及后人之愤，却如前文论茧与蝶，回望与否非己意所左，要是甘愿步杞人之后尘，岂不为天下笑？
《水经注》说，霸水又北，入于渭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