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首饰｜ 二里头文化 嵌绿松石兽面纹青铜牌饰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出土的完整嵌绿松石青铜牌饰共3件，分别为1981ⅤM4:5、1984ⅥM11:7、1987ⅤM57:4。这一件兽面纹青铜牌饰1984年秋出土于Ⅵ区二里头村南的M11墓葬，出土时置于墓主人胸前。铜牌饰正面用三百多片厚度为1-2毫米的碎小长方形绿松石片拼接成兽面纹，镶嵌在略微隆起的铜胎上。历经三千多年，光洁依旧。背面四个穿孔纽上下两两对称，可系绳。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嵌绿松石铜牌饰

出土这三件铜牌饰的墓葬面积较大，出土物规格较高，并且同出铜制铃形器及酒器，显示出墓葬主人的高贵身份，应是供职于王朝的巫师。对于铜牌饰的功能学术界多有探讨，大体分为四类，即用器、装饰、礼器、巫具。虽然铜牌饰的具体功能目前还没有定论，但其具有礼仪用器的特征学术界多无异议。

约在公元前3000-前2000年，中原地区进入龙山时代，这是一个众多相对独立的邦国并存且相互竞争的阶段，中原文化开始了一场大规模的重组。到公元前2500年前后，形成了几支既有联系又各具特色的地方文化。在考古学上，它们统称为“中原龙山文化”。

龙山文化青玉鹰攫人面珮

龙山时代社会贫富分化加剧，形成了金字塔形的社会结构。战争频发，各邦国逐鹿中原。反复激荡之中，位于晋南的陶寺文化和豫西的新砦集团先后兴盛再走向衰亡。其后王湾三期文化新砦类型东进洛阳盆地并接受齐家文化影响而形成二里头文化，中国各区域文明在此交汇融合——农耕与畜牧，粟作与稻作，青铜文化与玉文化……，早期王朝国家“夏”，由此起步。

二里头遗址被学者推测为史籍中的夏王朝都城。

尽管目前还没有内证性文字材料可以确认这一点，但二里头文化仍然是中华文明进程中的一个关键节点。以此为开端，礼乐制度开始建立，并成为中国文明的主旋律。中国文明、中华民族开始了多元一体的进程。

嵌绿松石铜牌饰诞生于二里头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大背景下。取材于二里头文化边缘的铜矿和绿松石矿、运用来自西方或北方的铸铜技术、海岱地区的绿松石加工方法以及龙山时代的粘嵌技术，沿用并发展了新砦和陶寺文化的龙纹主题图案，并融入了龙山时代以来的礼制观念和早期国家的政治体系与宗教氛围，进而创制出这种新的复合型器物，成为后世“金镶玉”的前身。可以说，嵌绿松石铜牌饰正是龙山时代以来多元文化一体化进程的见证。

纹饰源流

从纹饰特征来看，铜牌饰中的兽面纹与新砦遗址和商周时期的兽面纹应属同一个序列。自从2002年4月在二里头遗址发现绿松石龙形器以来，多数学者倾向认为铜牌饰图案展现的是二里头文化时期的“龙”的形象，是绿松石龙尤其是其头部的简化或抽象表现。

对比新砦遗址陶器盖上的刻划兽面纹、二里头遗址的绿松石龙形器和绿松石铜牌饰上的形象，不难发现其共同点——梭形目、蒜头鼻、弯月眉以及卷曲的须鬓。二里头文化龙的形体特征，都为二里岗直到殷墟时期商王朝文化所继承并进一步发展。也就是说，以青铜器为主的商王朝贵族用器的纹样主题，有许多可以在二里头文化的龙形象中找到祖型。

嵌绿松石铜牌饰的主题纹饰源流

因《吕氏春秋》有“周鼎著饕餮”之说，宋代人开始将商周青铜器上图案化的兽面称为饕餮纹。当代学者逐渐意识到“饕餮”形象的模糊性，故大多放弃饕餮纹的称呼，代之以相对平实客观的“兽面纹”。更有不少学者指出这些纹样主题的大部分，应该就是龙纹。

龙的形象具有多源性特征，随着早期王朝的社会文化整合，龙的形象也趋于规范划一，并且逐渐抽象化和神秘化，作为兽面纹固定下来，成为最重要的装饰主题。而以绿松石龙形器和嵌绿松石铜牌饰为代表的二里头所见兽面纹，开创了商周青铜器上兽面母题的先河。

工艺源流

二里头遗址发现的铜牌饰均为铸造成型，然后在表面或空洞内粘嵌绿松石，来自欧亚草原文明的铜与代表中原文明的玉石在此合为一体。

中国的冶铜术在仰韶时代最早出现在西北和北方地区。到了龙山时代，西北和北方地区以锻造技术为主，材质以红铜为主；中原地区以铸造技术为主，红铜和铜合金均有，复合范铸工艺已经出现。得益于之前的技术储备和区域间文化交流，二里头文化的铜器获得了长足发展。

源自海岱地区大汶口文化时期的绿松石镶嵌工艺经过龙山时代拓展到晋南地区和西北地区，并发展为镶嵌和粘嵌俱备的复合工艺，为二里头文化绿松石嵌饰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就绿松石加工技法来看，龙山时代晚期仅西朱封遗址出土的嵌饰片与二里头绿松石嵌片的打制与磨制方式相同。

虽然嵌绿松石铜牌饰这种较为特殊的器物组合在伊洛地区的二里岗文化短暂延续之后，就在中原地区彻底消失，但是金镶玉的工艺传统却为殷墟文化所承继。

礼乐制度的确立

古代中国的礼乐制度奠定于夏商周三代。

三代礼乐制度的“乐”的产生要早于“礼”的产生，其肇源于龙山文化晚期的铜铃和石磬。二里头文化兴起后，中原地区仍流行陶铃、铜铃和石磬。前文已经提到，在二里头遗址发现了铜牌饰的墓葬中，均发现了制作水准较高的铜铃。

二里头遗址示意图

而三代礼乐制度的“礼”始于夏，在二里头文化开始以复合范铸技术铸造青铜礼器。这时的青铜礼器以酒器为主，包括爵、鼎、斝和盉等。

青铜礼器只随葬于二里头的上层墓葬中，成为上层统治阶层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以复合范铸法制造青铜礼器，用于祭祀与礼仪，是中国青铜文明与其它青铜文明最大的不同。

除青铜礼器之外，绿松石器也被作为文化意义上的玉器受到关注，在二里头时代作为高端消费品和礼器为贵族阶层使用。在二里头遗址宫殿区的南边，发现了绿松石作坊与铸铜作坊。整个作坊区都被高墙围住，处于封闭环境内，为王室直接控制垄断。

二里头遗址绿松石器作坊位置示意图

其后爵和斝作为日常使用器，为后世礼仪活动所承袭，成为日后主要的礼器类型；而带有神秘色彩的铜牌饰却很快淡出了礼器行列。这也印证了神秘的巫术与至高无上的宗教走下神坛，而以祖先崇拜为内核，将宗教置于适当位置的礼乐系统文化逐渐成为中国文明主流的文明发展进程。中国礼制的传统在二里头初步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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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1981年河南偃师二里头墓葬发掘简报》，《考古》1981年第4期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1984年秋河南偃师二里头墓葬发现的几处墓葬》，《考古》1986年第4期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1987年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墓葬发掘简报》，《考古》1992年第4期

4. 陈国梁 《二里头文化嵌绿松石牌饰的来源》 《三代考古》2017

5. 许宏 《何以中国》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6. 许宏 《大都无城》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