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三大征的成功只能说是大明王朝的回光返照。看似辉煌、坐稳了东亚第一军事强国的地位，这三大征战的胜利也掩饰不了大明王朝的疲态和腐朽，如果修身养性，好好将养几年，大明或许会打破历朝长不过三百年定律，可惜历史没有如果。
宁夏之役从1592年的二月到当年九月，在这场战争中李成梁的大儿子李如松平定了蒙古的叛乱；
朝鲜之役包括两次大的冲突，第一次冲突从1592年到1593年，第二次冲突是从1597年延续到1598年；
播州之役是从1599年到1600年。
下面简述一下战争经过：
一、宁夏之役；
又称哱拜之乱，哱拜原是蒙古鞑靼部的小酋长，嘉靖年间，投靠宁夏守备郑印，以骁勇著称，屡立战功。万历初年被任命为游击将军，统领标兵千余，专制宁夏，多蓄亡命之徒。万历十七年，以副总兵致仕，子哱承恩袭职。万历十九年，火落赤等部蛮族侵犯洮河告急，哱拜自请率所部三千人往援。巡抚党馨反复打压哱拜，并弹劾哱拜吃空饷、杀良冒功等罪名，哱拜非常的不满。万历二十年二月十八日，哱拜纠合儿子哱承恩、义子哱云和土文秀等人，唆使军锋刘东旸叛乱，杀党馨及副使石继芳，纵火焚公署，收符印，打开府库并释放囚犯，胁迫总兵张惟忠打着党馨不发军饷激起叛乱为由向朝廷发公文，并索取敕印，张惟忠随即自缢而死。此后，刘东旸自称总兵，以哱拜为谋主，以哱承恩、许朝为左右副总兵，土文秀、哱云为左右参将，占据宁夏镇，刑牲而盟。出兵连下中卫、广武、玉泉营、灵州（今宁夏灵武）等城，惟平虏坚守不下。叛军又以许花马池一带住牧为饵，得河套蒙古首领著力兔等相助，势力越加强大，全陕震动。三月四日，副总兵李昫奉总督魏学曾檄，摄总兵事进剿，但叛军恃河套蒙古支持，势力甚强。朝廷特调大将副总兵麻贵驰援，麻贵率苍头军在攻城同时，阻击河套蒙古援兵，斩获甚多。四月，再调李如松为宁夏总兵，以浙江道御史梅国桢监军，率领辽东、宣、大、山西兵及浙兵、苗兵等进行围剿。七月，麻贵等大军捣毁河套蒙古大营，追奔至贺兰山，将叛军尽逐出塞。自此役后明朝各路人马在总督叶梦熊的统领之下，将宁夏城团团包围，并决水灌城。叛军失去外援，城内弹尽粮绝，困境引起内部火拼，九月十六日，刘东旸杀土文秀，哱承恩杀许朝，后周国柱又杀刘东旸，几番内乱下来，叛军人心离散。李如松大军成功破城后围攻哱拜家，哱拜全家自尽，哱承恩等被擒，至此，哱拜之乱全部平息。
哱拜之乱是大明王朝极为典型的叛乱，文官欺负武将、欠饷，群兵为将所私有，正是因为为首作乱的哱拜有众多手下支持，才自信满满地发动叛乱。
二、朝鲜之役；
这是一场对外战争，中日历史上有三次战争发生在朝鲜半岛，第一次是唐高宗年间白川口之战（让日本消停了近千年），第二次就是明日在朝鲜之战（这次又让日本消停了三百多年），第三次就是清日之间的甲午战争，前两次华夏都赢了，让东瀛狼趴俯在地臣服了上千年，而第三次甲午海战的失败，则最终引发了华夏民族的一场浩劫。朝鲜是华夏的重要战略缓冲地，有眼光的政治家对此都有非常清晰的认识，万历对于日本的认知还是很清晰的。整个战役过程相对来说比较简单：日本的猴子太阁丰臣秀吉在统一日本之后自信心爆棚，要一统亚洲，首先将手伸向朝鲜。日军从釜山登陆，以极短的时间横扫朝鲜，朝鲜国王跑路到大明王朝境内寻求庇护。明朝调集精兵出击朝鲜，很快就收复平壤，只是在碧蹄馆一战中因轻敌中了日军的埋伏，明军伤亡惨重，连领军的大将李如松都差点丢了性命。而后明军稳扎稳打战力逐渐恢复，日军开始补给不足，战斗力逐渐下降。尤其是丰臣秀吉一死，日军更无心恋战，草草撤兵，朝鲜战役以日军战败告终。
由于时间跨度大（1592年至1598年），朝鲜战役没有当年明月说的那么轻松，单钱财上就消耗库银七百余万两，造成了贮存赋税折银的大明银行太仓库的赤字，导致万历过世后太仓库完全匮乏。在军事力量上，辽东精锐损失殆尽，兵额减少了60%，虽然战役获胜，听起来厉害，短期内却再无进剿后金力量，只能坐视努尔哈赤日益强大。在万历年间频繁使用李家军队出兵平叛的重要原因是朝廷一致认为李家私军是国家的潜在安全威胁，需要加以削弱，经朝鲜一战，李家精锐损失殆尽，对于朝廷是消除了安全隐患，但灭了李家军力量的同时却没有建立起另一支强大的国家军事力量作为补充，这又为大明朝埋下了另一重深深的隐患。
三、播州之役。
大明自建国以来对于西南的贵州、云南、广西三省采取的都是土司的羁迷政策，后期建立省府州县逐渐渗透，特别是当明朝人口爆炸式增长以后，大量汉人开始向这三个省迁徙，在刘挺平灭缅甸之后就有详细的迁徙计划，安排汉族流民到羁迷地区驻军，即可以稳定当地局势又解决明朝破产流民越来越多难以管理的问题。当地汉族地方官对于这些少数民族执行的是极端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残暴剥削政策，暴政引发了西南部频繁且严重的民族骚乱。早期在越南横征暴敛导致越南独立，而万历年间西南出现更为严重的叛乱——奢安之乱四川总督李化龙向杨应龙勒索钱财，杨觉得太多，便让自己儿子去议价，李化龙怒了，你还真以为给你脸了，当场就把杨的儿子杀了，接着污蔑杨应龙造反。开始杨应龙有点认怂，恰巧朝鲜战争爆发了，不甘心的杨应龙趁机也反了。杨应龙将苗兵引入到了四川、贵州和湖广各地。这支苗兵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给当地民众的生活造成极坏影响。说实话，明朝也真没把这些少数民族当自己同胞。战争初期，明王朝尚无准备，杨应龙占据优势，随着朝廷平叛军事力量的增强，战争态势发生了逆转。万历二十八年（1600）杨应龙最后的据点-海龙屯被明军攻占，杨应龙自杀，播州之役结束。
这是一场非常严重的明朝内部的大沙文主义引发的叛乱，虽然平叛胜利，明朝却完全没有吸取教训，其后天启年间，四川当地的汉族将领趁奢崇明刚刚继承家业，就对其领地进行了非常残酷的烧杀掳掠，导致几个县都从人烟稠密的富庶之地变成了人烟稀少的鬼域，从而引发了对明朝实力消耗更为严重的奢安之乱。
明亡于万历，诚不欺我也，很多人说万历三大征消耗掉了明朝隆庆开海、张居正改革带来的红利，国家财政为之一空，这个说法有点流于表面，万历哪怕不花钱，泰昌、崇祯年间的内忧外患之下，财政没有造血能力，也是无法应付的。天启年间辽东一镇的军费就高达600万两，与之相比，万历三大征简直是九牛一毛，所以这个根本就不是关键，与之相比，从万历年间已经枯竭的税源才是大明真正走向灭亡的根本原因。明朝的税源枯竭，导致国家财政收入锐减，没有钱给军队发薪水，欠薪严重的军队就走向了私人化，那些能弄到钱的将领慢慢崛起，这些将领又用手里的军队继续搞钱，非常典型的就是李如松代表的辽东李家、哱拜的私人军队、麻贵的私军、刘挺的私军、甚至是戚家军。明朝朝廷对这些对军队的心态非常复杂，他们既需要这些军队作为国家稳定的武力基础，但是又作为一种隐患加以防范。辽东李家就非常典型，生生的被大明玩残了，以至于努尔哈赤造反的时候，辽东没有足够的力量组织镇压，戚家军也是明朝政府一直刻意打压的目标，万历年间竟然做为叛军自己给屠灭了。
明朝对于将领玩的是权术而不是王道，他们的套路是干掉大的军头，培养小军头，等小军头养大了，再找小军头干掉大军头，而不是培养积蓄国家军队的实力。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清朝末年，满清朝廷对于湘军、淮军既依赖又防备，用的时候哄着，环境稍微宽松些立刻就想办法裁撤，同时又没建立起与之力量相当的国家军队，其结果必然是在面临强大外侵时没有足够的力量进行抵抗，外有强敌入寇，内有军阀割据，导致民不聊生，这样的政权垮台是必然的。而万历年间正是明朝军队军阀化的开端。
万历之后，整个明朝几乎是按下葫芦浮起瓢，在风雨飘摇中逐渐没落。很多人都会将南宋跟南明对比，宋朝有种种不堪，有一点做得特别好，哪怕在赵构只身南渡，稍微稳定一些就将军队的管理权收回中央，始终坚持军队国家化这一方针，从大局来看，宋朝的战斗力虽然弱，但自家军队听话，有战争时能一致对外。崇祯年间看似能战、敢战的将领比比皆是，同是这群军队祸害起百姓来，却比外敌、流民更加残暴，左良玉、孔有德、李成栋等军阀的暴行简直罄竹难书。
虽然万历并不怠政，但是也错失了明朝最后的革除各种弊政的机会。以权利的三驾马车钱袋子、笔杆子、刀把子而论，万历一个也没抓住，一个也没抓好，钱袋子—在隆庆开海、张居正改革挣来的家业上坐吃山空，笔杆子——万历不像嘉靖一样将百官操控于股掌之间，在政治伦理上不断加强自己的权威，反而将自己架空，整个文官集团空前团结跟他对着干，妖孽横行，什么大礼仪之争、妖书案、梃击案都发生在万历朝；刀把子——在这点上个人觉得，万历做的都不如崇祯，至少崇祯还在尝试重塑京营，从根本上解决烂到根上的明朝混乱的军队制度。
万历错过了两次内部改革解决自身问题的机会，第一是混乱的军制，明朝用私军替代了国家军队，军队军阀化已见端倪，第二是没能从制度上为大明找到新的税源，最终让大明穷死。军事实力跟财权是相辅相成的，没有军队的保护挣再多的钱也保护不住，反之强大的军事实力也需要富足的财政做为支撑。
只能说万历是个虽聪明且不怠政却毫无雄才大略的一代君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