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有文友谬赞我文笔这么好，平时都看哪些书，我只能回答自己看书很杂，什么书都看。这话一点也不假，在还不会识字的年龄，我已经开始了阅读生涯。
少年时代生活在农村，跟邻居小伙伴阿雄一起光着屁股玩到大。阿雄老爸是一位民办小学教师，家里有很多藏书，我经常和阿雄坐在书堆里面乱翻，专门找小人书和连环画来看。
那时的小人书印刷精美种类繁多，从古典名著、传统戏曲和现代影视剧，应有尽有，包罗万象。我很早就从小人书中知道了马超、岳飞和杨家将的故事。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当时还看过一本关于革命圣地延安的彩色连环画，里面有宝塔山和杨家岭，也有伟人、儿童团员和陕北农民。
我家里也有一些书，老爸是退伍军人，基本上都是他喜欢看的革命军事类书籍。还没上学的我当然看不懂，甚至有一回，我偷偷拿出其中一本，和小伙伴们折了纸飞机。老爸从外面回来，看到飞到满地的纸飞机，认出是他的书，狠狠地教训了我一顿。后来我才知道，那本书叫做《西行漫记》。
等稍大一些，我也会识字了，终于可以看懂老爸的那些书。我记得那时看过《中国革命史常识》、《大地的儿子——周*恩*来*的故事》、《中国行政区地图册》、《革命烈士书信》、《从九一八到七七》和《中原突围》等等。也看过父亲写的几本笔记，里面有他摘抄的歌曲、诗词、歇后语和一些回忆性文章，甚至连老爸从部队带回来的步枪操作说明书我都看得津津有味。
还有一本描写井冈山革命的书，现在忘记了名字，只记得封面是一位红军战士背着步枪的剪影。书里面讲述井冈山时期红军装备很差，在反围剿战争中，战士们用竹子削尖了，埋在敌人必经的路上摆竹钉阵。用松树自制土炮，架在黄洋界打击蒋匪军，最后活捉了敌军前线总指挥张辉瓒，取得了一场大胜。我写作文时还引用过这个故事，这些都是教科书上没有的东西。
老爸也专门到城里的新华书店给刚刚上学的我买过书，印象最深的是买过一套上下册《365夜儿歌》，每一册前面都有多幅彩画，每一首儿歌都标注了拼音，并带有插图，方便阅读和理解，非常精美，简直让我爱不释手，这套书至今仍珍藏在老家。
我小时候经常要老爸买课外书。有一次课间，看到坐在前面的同学在翻阅一本大开页面的彩色连环画，叫做《故事大王》，我特意记下连环画的名字，回家让老爸也给我买一本。后来老爸到街上赶集时，在书摊处按照书名买了一本《故事大王》，但是这本并非是那种大页面的彩色连环画，而是类似于《故事会》的小页面杂志，所以当时还有一点小小的失望。
这样的误会后来又出现了一次，当时老师要求每个学生必须人手一本《新华字典》，方便学习生字。我回家转述给老爸听，老爸说他之前有一本字典在五叔那里，找回来用就行。结果拿给我一看，原来是《成语词典》，并不符合要求。后来还是重新帮我买了本《新华字典》，而那本《成语词典》就成为我的课外读物，我好喜欢看里面的历史典故，翻来复去地阅读，无形之中比别人更早地掌握了一些国学知识，受益非浅。
那时农村家家户户在腊月办年货的时候，基本上都会买一本红色封面的小册子《农历》，主要内容是二十四节气、天干地支和生活小妙招，方便农民依靠说明种植庄稼。小册子里面也附录了一些新春对联、民间传说、国学经典和笑话段子。在没有课外书可供阅读的情形下，我也挺喜欢看这本小册子，第一次接触处世宝典《增广贤文》，就是通过这样的渠道来学习。
老爸买书也有让我感到意外惊喜的时候。我们读小学时会在笔记本上抄歌词学唱流行歌曲，有一次，某个同学拿着谭咏麟专辑磁带里面附赠的歌词卡片在大家面前炫耀，说这是他读初中的姐姐给他的，谭咏麟现在最红。让他给我们抄一下歌词他又不给，真是小气鬼喝凉水。
我回家后要老爸再赶集时就给我带一本歌书，后来老爸真的给我带了一本名为《歌迷大世界》的歌曲集，封面人物还是那个年代的日本著名女星山口百惠，书中有一辑专门收录了当时的热门影视金曲，大部分都会唱几句，记得有《公关小姐》和《海灯传奇》里面的主题曲。书后面还附带介绍了一些歌坛人物，有当时刚出道没多久的台湾少女组合“飞鹰三姝”，她们分别是裘海正、方文琳和伊能静。正是根据这本书里面的简谱，我无师自通，学会了吹笛子。
老爸除了阅读革命军事题材书籍，有时也买一些杂志看，我当然也能跟着沾光，通过这些杂志来了解未知世界。
在电影杂志中，我认识了很多那个年代的明星，也知道了很多影视剧与其背后的故事。像唐国强的《孔雀公主》，吴海燕的《白莲花》，沈丹萍的《夜上海》，龚雪的《秋海棠》。
在民间传奇中，我知道了军统特务沈醉年轻时智斗拆白党的故事，明白什么叫做“仙人跳”；也知道旧上海有个叫黄楚九的商人，其发迹的经历相当刺激，堪称空手套白狼的典范；还有一个反复无常的汉奸郝鹏举，正路不走走歪路，将自己的一手好牌打得稀烂。
后来我又在其他小伙伴手里连哄带骗弄了一些小人书，比如用玻璃弹珠交换，或者打赌时赢过来。其中有一本很厚的小人书，封面都没有了，也不知道书名，讲述的是抗美援朝的故事，从战士郭祥的不幸童年开始讲起。许多年以后，我通过主人公的名字，终于知道那本书叫做《东方》。
我上小学时，老爸在负责村里的治安，经常会和派出所打交道，因此家里有许多公安系统的内部刊物《警笛》，里面既有纪实案件，也有刑侦小说，当作故事来读也是非常过瘾。语文课堂写作文时，我还用过里面的情节来加工创作。
印象深刻的有一部描写民国侦探的连载小说，其中提到一个关键的破案细节竟然是一首藏字诗，答案就在八句诗里面，第一句第一字，第二句第二字，第三句第三字，依此类推，画一条斜线下来，到最底下答案一目了然。这种文字游戏让当时的我感觉非常新奇，于是自己经常练习写藏字诗，只要不是生僻字，将每个人的姓名作成藏头诗那是小菜一碟。
《警笛》看多了，自己也变得富有正义感，爱书如命的我，曾经也烧过一本书。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当时社会上搞过一回扫黄运动，我头一次听说扫黄这个词语，还以为是在校园里面扫地上的落叶，因为之前学雷锋时，教室墙上张贴过他的名言：“对待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刚好我们小学校园四周种满了法国梧桐树，一到秋天，黄色的树叶纷纷落下，堆积成片。
后来被高年级的同学点拨，我才知道扫黄是扫除那些黄色书籍，统一上缴。当时我手头上正有一本不知名的杂志，里面有描写男女在旅馆间缠绵的内容，并且还配了一张女人的裸背速写图片。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那本杂志根本就称不上黄书，文字内容并不露骨，女人的裸背速写也比美院学生的日常功课含蓄多了。但因为扫黄运动的影响，我以当时的认知将那本杂志定性为黄书，于是决定效仿民族英雄林则徐虎门销烟，将杂志销毁掉。怕被大人发现，我在某个下午偷偷跑进厕所里面，用打火机点燃了那本杂志，将秦始皇在两千年前干过的事情又干了一遍。
识字越多，越能感觉到阅读的快乐。日常生活中，各种文字随处可见。从明信片上读汪国真的诗，到墙画上看燕子李三的传奇，在报纸上了解国内外时事。那时最普遍的读物就是《读者》、《知音》和《故事会》，一期一期接着看，似乎永远也看不完。看得多了，对这几类杂志的版面了如指掌，以致后来形成了一个习惯，拿到《读者》时，最先去看封面三附录的歌曲。拿到《知音》时，最先去看扉页上选登的现代诗。拿到《故事会》时，最先去看书里面夹带的小段子。
初中那时正值教材改版，除了语文课本，每个学期还有一本课外阅读书籍，这本书至少比语文课本厚两倍，内容相当丰富，涵盖了很多名家的作品，我非常喜欢，至今仍记得其中两本的书名，一本叫做《我在北极光下》，一本叫做《黄河之水天上来》，其他四本的书名则不记得了，这又何妨，如同当年吃过的饭菜，虽然也不记得，但它们早已变成营养让我茁壮成长。
刚上初中时，又让老爸给我买了盼望已久的文学名著《三国演义》，当时央视老版电视剧都还未拍出来，我之前除了看过关于三国的小人书，再就是在收音机里面听袁阔成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对三国故事既熟悉又着迷。
初中时期，受一些同学影响，看过不少杂书，既有金庸和古龙的武侠小说，也有琼瑶和岑凯伦的言情小说，还有金康和全庸的盗版小说。有一回，我将《三侠五义》带回家，又担心被大人发现，于是夜里偷偷在被窝里面打着手电筒看。
我们初中毕业时的中考考场是在市实验小学，当时学校组织学生在旁边的招待所住下，考了两天才结束。等考完最后的科目，我就迫不及待地直接奔向附近的新华书店，将念念不忘的《水浒传》买下，大约用了十天才看完。
进入高中时代，买的第一本课外书是《神功绝技——李小龙二节棍技击法》，星期天没事就在家里偷偷练习，幻想某一天可以行侠仗义。后来又在邮局买过几本《气功》杂志，封底还有功夫皇帝李连杰与少林寺武僧的合影。
正是高一的上学期，语文老师在课堂上给我们讲解了民国时期的两首重要作品，一首是格律派诗人徐志摩的《再别康桥》，一首是象征派诗人戴望舒的《雨巷》。我至今认为这两首优美的诗作代表了中国现代诗的最高水平，可谓双峰并峙。
而在这之前，我也算阅书无数，竟然连这两位著名诗人的名字都不知道，更别说他们的作品，这绝非一句“书有未曾经我读”能够解释得了。当时教学大纲里面根本没有这些内容，高中语文老师的讲解也是他夹带的私货，因此我很感谢有这样的老师，让我们可以接触更加广泛的思想，而不是照本宣科填鸭式的僵化教育。
这里不得不提一下，从小学到高中，其实学校一直都有阅览室，但阅览室的门永远都是关闭的，基本不对学生开放，我们平时想多阅读一些课外书都挺难，也许在老师的思维里，学生能将课本上的知识学到就不错了，没有必要去阅读课外书。
学校的课外书不让借，同学们就只能互通有无，相互之间借书看，正是在那段时间，我通过借同学的书看了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和路遥的《平凡的世界》。
进入高三后，因为有美术特长，学校将我和另外一个同学一起送去武汉，到湖北美术学院学习绘画艺术。当时在学院门口的书店买过几本专业书，比如《真人头像素描》、《水粉画技法》和《篆刻起步》之类。后来又在其他地方买了《大学语文》和《徐悲鸿素描集》。
我那个同学也买过几本专业书，不记得书名了，但他买了好几期《人之初》杂志，里面有王小波《黄金时代》的连载，我不清楚自己在看《黄金时代》的过程中，有没有想起小学时代那个焚书的下午。
高考落榜后，我第一次出远门，到广东深圳打工，曾经在公明镇住过两个月。那些年像《佛山文艺》和《嘉应文学》之类的打工杂志深受打工族喜爱，在众人手里竞相传阅，我那时也看了不少。当时工作还没有着落，舍不得掏钱买书，晚上无事经常步行十几分钟，到附近的夜市书摊上蹭书看。书摊上有一本象棋棋谱《自出洞来无敌手》，看了好几天，一直都想买下来，摸摸口袋，最后还是算了。
这一年在深圳求职失败，回到家乡过完春节，又去北京昌平搞建筑，在天通苑的工地上卖了一个月苦力。没书可看的日子实在难熬，有一次趁休息到附近逛了逛，终于找到一个书摊，一下子买了好几本《民间传奇》，回到宿舍如饥似渴地看。
在工地上坚持了一个月，繁重的体力活让我苦不堪言，于是结束了北漂生活，回家玩了几个月，夏天到来之际又跑去深圳，在宝安西乡找了一家工厂上班。那时电视台正在热播民国剧《人间四月天》，黄磊饰演的徐志摩挺像那么回事，又勾起当年学习《再别康桥》的回忆，于是拿到工资后，就跑到附近的新华书店买了《徐志摩全集》中的第一本，这是专门收录现代诗的单册，其他几本收录的是散文和戏剧。
后来又在夜市书摊上买过《汪国真文集》和《平凡的世界》。汪国真的作品之前都是零星阅读，不成体系。《平凡的世界》高中时代读过，买来重新又读了一遍，温故而知新。
这次到深圳后，漫长的打工岁月正式开始，自己会挣钱了，买书显得很随意，只要喜欢就会出手拿下，当时工作一天的薪水大约是15元，我就舍得花三天工资买一本彩色图文的《无敌英语语法》。大部分时候看书并不需要买，工业区旁边除了新华书店，还有一家图书馆，基本上想看什么书就有什么书。
如果自己喜欢的书附近书店没有，就会坐车去市内罗湖区的深圳书城，这是全国最大的书城，只要是国内正规出版社出版的书籍，都可以在深圳书城买到。
在宝安西乡工作了八年，业余时间到图书馆泡了八年，没花一分钱，看了大量杂书。那时主要对散文诗歌、历史传奇与美术理论感兴趣，小说看的并不多，印象中看过的小说有《故乡天下黄花》、《遍地鬼子》、《我不是潘金莲》和《北方猎人部落》等等。有一年世界读书日，西乡图书馆还赠送了我一张借书证，每次泡完图书馆还可以借两本书回来看。后来将西乡图书馆里面感兴趣的书基本上看完，又坐车到宝安图书馆借书看，因为这张借书证可以在整个宝安区通用。
我后来要去东莞工作，就退掉了这张借书证，再想看书就得自己买了。那年头手机网络尚未流行，业余时间还是要靠看书来打发，《明朝那些事儿》和《张学良口述历史》就是这一时期的口粮，并且专门在永正购书中心买了一本《西行漫记》送给老爸，弥补了童年时代我将他的这本书折了纸飞机的遗憾。
书店是我日常逛街时最爱去的地方，没有之一，因此每到一个地方，我都会寻找当地哪些位置有书店，进去瞧一瞧，看有没有喜欢的书可淘。徜徉在书籍的世界，就算不买书，闻一闻芬芳的书香也会感觉神清气爽。吃货们知道哪家餐厅的美食好吃，色鬼们知道哪家会所的小姐漂亮，而我却知道哪家书店的环境优雅。
就算一时之间找不到书店，某些大型商场的文体专柜也会有畅销类书籍，无论是买书看还是蹭书看都可以，只要别损坏书籍，营业员一般不会管。业余时间我不在看书，就在看书的路上，当时第一次知道周国平，他的很多文章我都是在书店里面站着看完。
在东莞时，公司宿舍那帮人，整天沉迷于买六合彩，某个室友也是老乡，湖北天门人，干脆自己坐庄，公司的赌徒们就直接在他手里买。对六合彩了解的朋友都知道，这个其实是概率问题，总共四十九个球(广东人把球叫做波)，代表四十九个号码，玩出了十二生肖、红绿蓝三色、大小波等各种花样。
他们经常拿《白小姐》、《曾道人》和《东方心经》这些马报过来研究，我虽然对六合彩嗤之以鼻，但是对马报上的幽默段子很感兴趣，也天天拿着看，纯粹为了图个乐子，我至今仍记得其中一则笑话，分享如下：
某打扮时尚的女子找大师算命，大师说：“女施主你身上有凶兆，最近诸事不宜！”女子问：“那我把胸罩脱下来不就好了？”大师说：“不能脱，一脱就会遇见人生的两个大波！”
在东莞望牛墩工作了三年，又回深圳宝安找了一家公司上班，这时智能手机开始普及，资讯全面进入网络时代，新媒体充斥着我们的生活，用手机就可以阅读，便很少再去看纸质书。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科技改变了生活方式，却改不了嗜书如命的习惯，如果发现有喜欢的书籍我还是会买来珍藏，宛若一个拥有众多妃嫔的昏君，依然会广选天下秀女，充盈三宫六院。